“水连珠”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当时俄国派出18万大军进占东北，并和清军及抗俄义勇军多次作战。4年后，东北又成为日俄争夺远东霸权的主战场。其间相当数量的“水连珠”遗失在战场上，这是国人接触这种武器的开始。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的白俄带来了不少俄式步枪，其中一些被转卖到各路军阀手中。
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根据协定，当年10月，苏联“沃罗夫斯基”号轮船抵达广州，送来8000支“水连珠”，每支配弹500发，用于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而西北军阀冯玉祥在退出北京后，转道赴苏联考察，争取到苏联提供的包括大批“水连珠”在内的可装备10万人的军火，经外蒙古运至国内，冯得以在五原誓师并投入北伐。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提到了辗转流落到陕北红军手中的这批“水连珠”。而从广东输入的那批“水连珠”中，一部分后来由国民革命军第20军、11军使用，最终参加了南昌起义，至今南昌起义纪念馆中仍陈列有这种武器。
到20年代末，国内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水连珠”已有相当数量，使用范围也很广，因此上海兵工厂于1927年开始生产俄式枪弹，以供给国内所需。但“水连珠”却未能象德、日产品一样，成为国内步枪的主流，主要原因是因为俄式步枪到1920年代中后期才成批地流入中国，
而1929年对华军火禁运完全解除，国民政府从1929至1931年，从德、英、日、法及意大利、比利时等国进口了价值2100万元的军火，而出于政治因素，苏联却不能成为军火采购对象。受国内兵工生产与军火贸易的双重制约，国内已有的“水连珠”因为子弹缺乏或零件来源断绝，到抗战前正规军中已很少有使用。
“水连珠”第二次成批进入中国是在抗战之初。此时由于德、日合流，中国逐步丧失了从德国购进装备的可能，只能转而求助苏联。1937年8月起，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到1941年停止时为止，共提供“水连珠”50000支、步机枪弹1.2亿发。
随着鸭绿江边燃起的烽烟，“水连珠”迎来了在中国最广泛的一次使用。入朝参战初期，志愿军装备的枪械种类相当混杂，后勤供应压力沉重，迫切需要统一。所以1950年11月，国内跟苏联紧急签订了以现汇购买36个步兵师轻武器的协定。1951年初志愿军开始成建制换装，一年后完成35个师，共换装各类“水连珠”步枪151865支，初步实现标准化。
由于苏联前期提供的都是战场上回收的1891/30式、1938式旧枪，多半使用过度，附件不全，胀膛、卡壳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志愿军战士对其不是很满意，甚至有人把它叫做“脚蹬枪”(卡壳时得用脚使劲踹才能打开枪机)。而后期提供的1944式则成色较新，而且该枪较短、出入战壕方便，精度也不错，因而很受战士们欢迎。特等功臣张桃芳曾使用这种步枪以442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下志愿军冷枪杀敌的单人最高战绩。
同时，国内也根据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对1944式进行仿制和改进，定型了1953年式步骑枪，并于次年开始装备人民解放军。1955年1月，包括53式步枪在内的全套国产轻兵器，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首次使用。
53式步骑枪自此一直生产到1962年前后，而在部队中则装备到1970年代初期，才被56式半自动步枪所取代。退役的各式“水连珠”多数用于民兵训练，即使到1980年以后，边疆地区牧民和民兵仍有少量用于护牧和狩猎。同时，由于“水连珠”有精度好的优点，建国初期曾一度用作“劳卫制”运动的射击练习用枪，以其为基础改进的大口径运动步枪在国内也有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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