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这些农民工以抡大锤为生，每天上万次抡锤最怕房塌

“哐、哐、哐”单调的击打声，在空旷的工地上回响着。他们千万次地重复着抡起、砸下的简单动作，任凭满脸的大汗在寒风中冒着热气，不顾脚下往往就是残墙。在大锤起起落落间，一栋栋高楼大厦才能拔地而起。

行走在繁华的都市间，只有偶然间抬头，才会发现他们淹没在尘土中的身影，除了感叹一声这活真危险、辛苦外，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于是，我们走进一群抡大锤的拆房工人中，亲身体验侧耳倾听：

没有墙面的危楼是他们的家

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68岁的老董就起床了。吃了两碗干饭，老董拎着十来斤重的大锤跟工友们来到了福州一处拆迁工地上，“体力活，早上只能吃干饭。”一锤使劲砸下，一面墙就裂开了几道缝。再砸几锤，墙面裂成了好几块，散落在地，露出里面的钢筋水泥。老董对着其中的一块残墙又补了几锤，尘土飞扬，水泥砖块被砸得细碎，与钢筋剥离开来。做完这一系列动作老董扶着锤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满脸的汗珠在寒风中冒着热气。周围依旧是此起彼伏的“哐、哐……”声，附近还有十几个工人手抡大锤上下飞舞。

老董是工地上300多名拆房工人中岁数最大的，而最小的只有18岁。他们每天早上6点就要来到工地上干活，直到中午12点。吃个午饭稍作休息后，又要赶回工地，一直抡锤工作到晚上6点，“我们都是外地来福州的，最多的就是四川的。” 老董说，他就来自重庆一个偏远的山村，“光这工地上就有我们村10多个人。” 老董告诉我们，今天的活算是最轻的，因为高层楼房都拆完了，“最怕是去拆只剩下水泥框的高楼，脚下空荡荡的。”

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拆得只剩一半的楼房，四面透风，砖头、钢架摇摇欲坠。路过的行人抬头一看，都远远地避开这座危楼。而谁能想象得到，正是这座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危楼，却是几十名拆房工人的“家”。

通往“家”的路上满是被砸碎的砖石、弯曲的钢筋。连接楼层之间的楼梯没有护栏，四面的墙体都已经被拆除。我们走进工人们的“家”时，正好赶上午饭时间。房间里只有一个小炉灶，炉灶上架着的大锅正煮着土豆白菜，一位女工在一旁不时地搅拌着锅里的菜。菜汁“咕咕”地冒着气泡，不一会儿香气飘满了房间。十几个工人轮流从电饭锅里舀起冒尖的一碗米饭，然后围坐在炉灶旁，用大勺将锅里的菜和菜汤一块舀起，往饭里浇。然后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自己煮，一块吃大锅饭比在外面吃便宜。这样一天下来，每个人的伙食费大概只要10元钱。”工头老吴向我们说。

房间里四面空荡荡的，编织袋、床单、窗帘……所有可以用来挡风的物件，都被工人们展开拉起，挂在原本应该是厚实墙面的地方，而拖在地上的部分，工人们就拿砖头压住。“即便这样也还是冷啊！”工人们说。尤其是前一段福州气温低，晚上冷风从缝里直往屋内灌。轻一点的砖头都快压不住帘子了。“还能怎么办，只能多加床棉被将自己紧紧裹住。”

每个房间的地上都铺着一张床垫，床垫上堆着棉被，还有几件衣服。一根铁丝横穿房间，上面晾着毛衣、袜子等，“晒在外面灰尘太大了。”我们见到在房屋最显眼的地方挂着几块蜡肉，工人们说这是今年春节后特地从老家带来的，“想家了，就割上一小块炒辣椒。“

老吴告诉我们，像这样的套房还有好几间，晚上每个套房住一家人。但是中午的时候，午休时间短，一些在外面租房的工人，来不及回家吃饭休息，就来这里。所以现在不大的房间里挤了十几个人。

手上的水泡破了又长

林安全就是在外租房住的工人之一。“没办法，小孩上学，要给他提供一个好一点的念书环境。”一个月两百元的租金对老林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老林的老家在四川秀山，家里尚有老父老母。“父母现在还能下地干活，种出的粮食蔬菜除了自己吃，还能卖点钱。我和两个弟弟都在福州打工，只是赚的钱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我在福州已经做了11年的拆房工人了。”老林说，刚刚开始做拆房工人时，很不适应。因为抡大锤很耗体力，所以经常没干多久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手也被磨出了水泡。但为了多赚点钱，不敢停下来休息，戴上手套继续抡锤。没砸几下，水泡被磨破，握大锤的手疼得钻心。“做了将近两个月才开始适应。”老林回忆到：“早上容易饿就吃干饭，而且要多吃几碗。水泡磨破后会结疤，再然后磨出茧子，在抡大锤就不疼了。”记者注意到，老林端着饭碗的手显得粗大，虎口处被锤子震得微微发红。这是生活留给他的印记。

老林有两个孩子，女儿12岁，在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儿子只有8岁，跟着老林夫妻在福州念书。“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辆电动车，用来接儿子上下学。”说到女儿，老林有点心疼，他说只有过年回家的时候才能见到女儿，怎么能不想，“只有在换季的时候尽量多给女儿买点漂亮衣服寄回去。”

抡大锤的手撑艰的生活

“这些工人都很不容易。”老吴告诉我们，老董之所以岁数那么大还出来干这么累的活是因为他的两个孙子都在上学，家里负担太重，他想多赚点钱贴补家用。“老董岁数大了，工作两三天就得休息一天。他的孩子也在外地打工，所以每到农忙时他都要回去耕种，等到农闲时再回来抡大锤。”一个工友替不怎么会说普通话的老董翻译。

“每个月一个工人只能挣到2000来元，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活。”老吴说，手下这些工人都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今年我们就一直做到老历二十七才回家，大年初五就出来了。”几乎没有休息日，一天下来每个人都要抡上万次大锤只有做完这处拆房工地找到下处工地时候，他们才能暂时休息几天，“不敢休，活一停下来就没有任何收入。”老吴讲，一天繁重的体力活做下来，晚上他们收工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哪会像城市人一样去逛街啊，吃完饭就睡了，年轻点的聚在一起看看电视，这里也没有信号，只好放片，放来放去就那么几片。”

让老吴最操心的还是工人们的安全问题，“人都是我带出来的，我得保证把他们一个不拉地都带回去。”老吴讲，每次听说哪里房屋倒塌了，心都会揪一下，“拆房本来就是件危险活，特别是几层楼拆的只剩下一面墙，我们还得站在上面抡大锤，没点胆量的人爬上去脚都会发软。”但老吴说，抡大捶的活总归要有人做，“只有我们把老房拆了，新楼才能建起来，你说是不是？”

夜幕降临，工人们行走在拆下的钢筋、砖块间，我们听到老董哼起家乡的歌谣，3、5名年轻人打闹着跑回“家”。不久，就在他们辛苦工作过的地方，一栋栋新楼就将建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