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倭人自诩为“太伯之后” 认为自己是吴人的后裔

有关倭人与稻作民族间的关系，史籍中也可寻得蛛丝马迹。《晋书·倭人传》中曾记载倭人自称为太伯之后。众所周知，太伯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被描述为将周的继承权让位于三弟季历，而主动与二弟仲雍逃离周地，最终“文身断发”，在江南建立了吴国政权。倭人自诩为太伯之后，无疑暗示出其自身作为吴人后裔的观念。

想象中的倭人女王卑弥呼形象 资料图

《三国志》中的《倭人传》

大宝元年（701年），日本公布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令》，这部令典中正式使用了“日本”国号，这也成为今日日本这一国名的起始。在此之前，史籍中将生活于日本列岛内的族群及其政权统称为倭。然而，倭人的时代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字，有关当时日本列岛内的历史必须依赖于中国一侧的史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最早有关日本列岛内政权的可靠记录。此后，《后汉书》中还保留了光武帝赏赐给倭奴国王金印的记载。所谓倭奴国普遍将其理解为在倭人族群中被称为“奴”的一个国家，即后代《倭人传》中所见的奴国。上述史料展现出两汉时期日本列岛内的倭人已形成了众多小型政权，并开始积极与中国王朝展开交往。

与两《汉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相比，《三国志·魏志》中专门为倭人设立了列传，详细记录了相当于三国时期倭人社会的历史。《倭人传》从朝鲜半岛南部的狗邪韩国为起点，依次记录了日本列岛内一系列小国的概况，以及倭人这一族群的风俗习惯（参见图1）。从史料来源看，《倭人传》的内容绝非出自捕风捉影式的传闻、或倭人自身单方面的描述。三国时期，曹魏设置于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长期担负着监视三韩与倭诸国间动向的责任，带方郡的使节曾频繁往来于倭人境内，并驻扎于伊都等国之中。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建中校尉梯儁还曾奉诏到达日本列岛内，册封女王卑弥呼为倭王。可见，曹魏政权应掌握着有关倭国国内相对准确的情报。《倭人传》中的文字很可能即出自曹魏官员在亲身调查后写成的记录，其记载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时日本列岛内的情势。也正因如此，《倭人传》成为今日了解当时倭人社会最为重要的史料。

女王卑弥呼平定倭国大乱的事迹是《倭人传》中非常著名的片段。倭国原本是一个由对马国、一大（支）国、末卢国、伊都国、不弥国等众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政权。这一联合体的中心位于邪马台国，卑弥呼当政的邪马台国又被称为女王国。卑弥呼时代以前，倭国也存在过男性的王。由于当时诸政权间战事不断，倭国长期处于动荡局面。最终各国一致推举出带有巫祝色彩的女王卑弥呼主政，倭国内部方逐渐稳定（参见图2）。执政后，卑弥呼一方面在伊都国中设置了令诸国忌惮的“一大率”来监督各国；另一方面，其主动融入中国王朝构建的东亚世界体系，并获得了曹魏政权的册封。上述在内政外交上的一连串举措颇有成效，卑弥呼不仅奠定了其在国内的强势领导地位，在与日本列岛上其他政权发生冲突之际，还获得了中国王朝强有力的支持。狗奴国位于邪马台国的南部，其并未被纳入倭人联合体政权之中。两国间一向冲突不断。为缓和这种局面，卑弥呼并未选择继续使用军事手段，而是转而求助于曹魏。最终，由曹魏政权出面，派遣使者携带着诏书、黄幢、以及檄专程诫谕了狗奴国国王。诏书代表了中国皇帝的最高旨意，檄作为军事文书则带有军事威胁的意味。实际上，卑弥呼巧妙地利用了曹魏政权在东亚世界中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压制了狗奴国的对抗。正是在与中国王朝频繁的接触过程中，倭国不断成长壮大，逐渐由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政权向着统一国家演进。

倭人与弥生文化

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应，在相当于汉代至三国的时期，日本列岛上的考古学时代正处于弥生文化阶段（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弥生这一名称因明治17年（1884年）该文化在东京本乡区向ヶ岡的弥生町首次发现而得名。弥生时代之前，统治日本列岛的是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约公元前12世纪—前3世纪）。这一时期金属制造技术尚未出现，生产工具多为磨制石器，并且当时的农业仍以采集型农业、旱地杂谷农业为主。至绳文末期，一种以水田稻作农业、环壕聚落、支石墓、以及青铜器为特征的新型考古学文化在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出现，这就是最终发展为倭人这一族群的弥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