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 | 原来上海博物馆里藏着整部中国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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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的古代雕塑馆可不是一般的雕塑馆，可以说，它是一部流动万变的中国佛教史——特别在这些佛教造像的主题中，我们能发现当初佛教如何在中原生根、融合、演变的精彩历史瞬间。

上海博物馆古代雕塑馆，展厅面积640平方米，展品上起战国下至明代。整个展室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佛像雕塑艺术。从北魏的浑厚到北齐的俊秀，再到隋唐的饱满优雅，以及清新洗练的宋代菩萨像。大家可以看到佛像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华夏文明再融合的发展过程。

公元260年，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朱士行，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进入戈壁。目的地西域于阗。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盛地，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朱士行此行的使命便是要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

上海博物馆古代雕塑馆内典雅的佛教气息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集结成佛教典籍，佛经。由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

而佛教艺术的兴起正值印度、波斯、希腊文化大交流的孔雀王朝时代。公元1世纪佛教雕塑犍陀罗国创始者，原为入主西域的大月氏人，建都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这里曾被希腊人长期占领，留下希腊风格的雕塑艺术。犍陀罗人汲取古埃及希腊的雕刻手法并加以发展。佛像顶上的肉髻成为了希腊式的波浪卷,佛像的通肩式袈裟类似于希腊的长袍。公元3世纪后犍陀罗雕刻艺术向西北、东北和东南三个方向传播，向西北传入阿富汗东、中部地区，其代表就是著名的《巴米扬大佛》。

向东北一支沿丝绸之路经西域到中原，佛教艺术在中原的深入又是沿着三条路线发展的，即《云冈》、《龙门》和《响堂山》。云冈大佛的主像雕刻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衣饰的旋状纹和《巴米扬大佛》有一致之处，且带有犍陀罗风格的刚硬。《响堂山》的北齐造像风格已由北魏晚期的过分瘦削转向圆润宽肥。而《龙门石窟》造像，异于《云冈》之处便是，削方铲平的鼻梁则变得滚圆，既刻画出了佛的慈祥又表达出了向汉民族靠拢的主观愿望。所以造像更具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云冈石窟

那么佛教为什么可以在中原生根壮大绽放？又为什么可以与中华本土文化融合呢？

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隋朝统一，三百七十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当佛教传入中国，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是不合法继承的。

刀光剑影中，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的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让忠的观念最终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相互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两万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三万多人，到梁代人数猛增到八万多人。当时北方地区佛教非常兴盛，要知道当时南北双方都是为了争夺正统，北方那么的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人间的救赎，对于很多信众足有吸引力的，如果南方一打压佛教，岂不是将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吗？！所以，很多因素导致南北都崇尚佛教。当然作为统治者未免也要利用佛教。

上海博物馆古代雕塑馆的天保四年石太子像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释道三教。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改善胡汉矛盾，摒弃旧俗，奉敬儒家，建立太学，拜孔子，借助儒家治国安邦。尤其是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在这一时期里从佛图澄的不依靠奇门异术，宣扬佛教本身的教义；到丑和尚道安的僧尼一律姓“释”；再到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在这一时期里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众多这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的兴建，也带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南朝的梁武帝以父母的名义建大爱度寺和大智度寺，实际上体现儒家孝的精神。并且在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诏令：“愿使未来世，广宏精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号召恭亲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是立佛教为国教，当然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同时，他还规范佛教礼仪班子《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官员编撰喜萨戒。今天汉地僧人不食荤腥(荤指：葱、蒜、韭、薤、芫荽等；腥指：鸡鸭鱼肉等），这个理念就是一千多年前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他当年为修养心性，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的佛教徒断绝酒肉。这一传统延续演化成如今本土的素食文化。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戒律，忌恶从善，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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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的演变

我国古人的居坐方式本来是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这尊东汉抚琴佣便是这种坐姿 。这尊陶俑通高76厘米，其表情生动自然，尤其是那眉飞眼笑，陶醉在乐曲声中的形态。我国古代原来是没有椅子的，普遍都跪坐交谈、吃饭、读书、休息等，可以说古人的初始生活起居状态就是席地而坐，择地而卧。

东汉抚琴佣

而下面这尊北魏佛像石塔通高39厘米，受孝文帝元宏推行的汉化政策影响，造型“秀骨清相”，眉目慈祥，身材修长，肩膀略削，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其跪坐便是受汉文化影响。

北魏佛像石塔

直到唐代菩萨石像，通高72厘米，采取了“胡跪”姿势，菩萨面呈满月型，丰膄健美，表情安详，束细腰，褶襞流畅，富有动感。而“胡跪”姿势就是今天西方求婚时的单膝下跪。

唐代菩萨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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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佛像女相

公元前683年12月22日唐高宗李治驾崩，敏感的大臣们感觉到了武后称帝的愿望，但是官员们之间的分歧也与日俱增。有人认为武则天的胆识与谋略可以带领大唐王朝创造新的辉煌；也有人认为此举违背了天地阴阳之道（唐王朝建立伊始，攀老子李耳为根祖，标榜自己的正统），坏了祖宗规矩。此时的武则天为开创新潮，这意味着她需要更多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了她新的启示。

于是，有法明和尚等十个大高僧给她作了一本书，叫《大云经授记义疏》。而恰好在《大云经》中讲到印度传说中有吉祥天女，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指的就是中国。经中说，吉祥天女将会统治中国，武则天则利用佛教的义理来给她登基制造了一个正当性的理由。经中又称武则天为了弥勒托世，按佛教的说法弥勒将取代释迦牟尼成为下一个宇宙大轮回主宰，即未来佛。事实上从唐高宗的中期开始，在北魏时多为男性菩萨在武则天时期就变成了女性。她们丰膄健美，很多都是以当时的歌伎和宫廷艺人为模特雕刻的，男女众生一切平等。菩萨未来必将成佛。武则天苦心经营着这些偶像，供人膜拜。

从汉文化的正坐“跪坐”到“胡跪”“胡坐”，佛像的男相到女相，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佛法与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融合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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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的造像

“秀骨清像”的造型风格，肇始于东晋顾恺之，戴逵，南朝刘宋陆探微得以发展。当时社会的文人雅士们崇尚玄学思想，在佛教艺术上也直接的体现。穿宽博广袖长带的天衣，衣褶厚重，体型清秀潇洒。5世纪末的风格，南北两地佛像衣着多为褒衣博带式，佛像作“秀骨清像”造型，佛衣表现厚重，下摆多为外展式下垂，如北魏佛鎏金铜像通高22.5厘米。

北魏佛鎏金铜像

到了萧梁时期，南方又兴起了以丰满健康为美的社会审美风格。6世纪中叶，北方也很快接受了这种新的时尚。东魏佛石像通高202厘米，虽然还穿着潇洒的褒衣博带装，但身体开始丰满了，天衣也变得轻薄贴体了。

东魏佛石像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迎来了真正的中印佛像艺术的兼容时期。一方面，在北齐的佛教艺术界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北魏佛像艺术传统；另一方面，北齐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曾经坚持恢复鲜卑族的习俗，推行让汉人鲜卑化的政策。所以，北齐国的佛教人物雕像都一反北魏晚期的清瘦模式，创造出了一种面部丰满圆润，宽肩鼓胸，身躯敦实厚重，重在表达人物的健壮与力度的艺术风范。如这尊北齐佛石像通高144厘米，佛像身上穿的服装一部分又恢复了早期传自印度的袒露右肩式与通肩式天衣，还有一部分佛像身上仍然保留着北魏原有的褒衣博带服装，但所有的服装都很轻薄。

北齐佛石像

思惟菩萨像是造像之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作品。据佛典所载，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于树下思惟而悟初禅，因而其体态呈思惟之相，以两手指支颐而作思考状。其腿部侧为半跏趺坐姿，一腿自然下垂，另一腿曲起架其膝上，这种姿态在今天实际生活中也常见。造像中此姿势又可依曲起之左右腿不同而称为左舒相坐或右舒相坐。思惟菩萨像又称为弥勒菩萨像。这尊弥勒菩萨石像，通高55厘米，衣饰简洁，身段苗条，裙带垂褶——得流畅得体。

弥勒菩萨石像

菩萨像作为佛的胁侍， 是佛教造像中不可缺少的雕像 。菩萨像比佛像的程式化要少，往往刻得到极其精美。这尊隋代观世音菩萨像，通高148厘米，其风格基本上是北齐风格的延续，面部丰满，表相祥和，挂链状璎珞，头戴高冠，装束华美，璎珞严身，腹部微微前突，帔带垂下贴于身体两侧，下端及至座旁，呈弯拱状内抱，浑然一体。

隋观世音菩萨像

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胁侍。上博所藏的一对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原是寺院内阿弥陀佛主尊的左右胁侍，保存基本完好。二像不论面部、形态，服饰，从整体造型和璎珞的装饰风格看应为山西地区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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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的造像

唐代造像崇尚写实，各种俑像具有准确的形貌和恰当的艺术表现手法，造像更刻意追求形体的完美，神情端庄，亲切慈悲；菩萨体态优雅，许多雕像力求刻画出佛家超度众生的情态，从而越来越世俗化。大唐帝国在选拔人才时，有一个主要的条件，就是体态丰伟，这一点在天王身上有很好的体现，通高72厘米，中国古人认为，力量的来源是气，而气的存在可通过强调肌肉来表现。魁梧彪悍的天王，头部躯干手足夸张地扭转着显得气势恢宏，粗犷无比。

唐天王石像

迦叶(se)尊者，通高77厘米，老僧严谨持重，饱经风霜的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盛世唐代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随着禅宗的崛起，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此佛教融入中国与儒教、道教相辅相成，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迦叶木雕像

宋元时期的雕塑

宋代佛教造像受理学的影响，宣扬佛家的禅观思想，更注重世俗的形体之美，多以现实生活人物为原型，风格清新。如迦叶石像和阿难石像，迦叶通高175厘米，阿难通高157厘米，造像容貌丰满，衣饰洗练流畅，比例匀称。雕刻师完全制作成了现实生活中活脱脱的人。

宋迦叶与阿难石像

到宋代，随着石窟的衰微，大型石雕佛像的数目锐减，木雕佛像流行，造像题材上观音，文殊，普贤等单尊菩萨像，特别是深受禅宗影响，罗汉造像在这一时刻极为流行。菩萨漆金彩绘木雕像，通高92厘米，自在坐，姿容凝重秀美，体态优雅比例均匀。由于北方辽金进犯中原，至宋室偏安江南，社会极不安宁，雕塑艺术的发展比较缓慢。辽金造像健壮俊强，极富民族特色。元明之后，佛教艺术倾向于形式主义，陈陈相因，创意的作品已很少见。

宋菩萨漆金彩绘木雕像

上博古代雕塑馆这一圈走下来，只能感叹石头与佛教的相遇妙不可言。雕塑不同于其他材质的艺术品，其坚硬的材料让它能尽可能地经受住时间的冲刷。这浩瀚无边，散落于中华大地的古代雕塑艺术如今在我们后人的收集、考证、陈列与想象下，留存为一部能精巧描绘文明融合演变的珍贵“石头史书”。

（原载于文工团bun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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