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庙要建度假村：赵县铁佛寺庙会的官民博弈过程 | 岳永逸

在铁佛寺庙会的复调对话中，除公开的反抗尚未出现外，官方与民间、国家和社会始终各自都同时在用两个声部说话，两张脸孔表演，相互都在不断的试探中斗争和妥协。围绕着“民间之神”和“官方之鬼”，官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 重建后的铁佛寺庙会。

“神鬼”之争

围绕铁佛寺庙会的当代官民对抗

在一定意义上，铁佛寺庙会是由家中过会、村落型庙会复合而成的跨村落型庙会。我将主要以它为例，说明多种力量参与的梨乡庙会组织的复杂性与松散性。新中国成立前，由秀才营、大夫庄、大安、朱家庄四村轮流组织铁佛寺庙会的具体的过程已不可考。1949年之后，铁佛寺所在地的政府基层组织一直都力图控制庙会。为此，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暗含妥协的冲突式对话，即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对话—多声部说话”。这种复杂的对话方式，使与庙会相关的表演一直存在着官民各自的公开语本和隐蔽语本。

公开语本是指被支配者和统治者的公开交往，是权力的展示，是双方之间的主导语本，是统治或者反抗的策略、技术，基本作用是确认、隐蔽、粉饰和抹黑。隐蔽语本又称作面具语本，它是衍生性的，其言论、姿态或者行为只是因为与公开语本一致、矛盾或变化才有意义。权势群体的隐蔽语本是公开表演的后台操作，下层群体的隐蔽语本则是反抗策略和技艺形成和运用的场所，是自发的、随机的、零碎的。在官方的公开语本和下层群体的隐蔽语本之间存在着四种关系：彻底受控的下层话语，安全；针锋相对的，危险；时公开时隐蔽的，不顺从也没有直接威胁；公开的反抗。在铁佛寺庙会的复调对话中，除公开的反抗尚未出现外，官方与民间、国家和社会始终各自都同时在用两个声部说话，两张脸孔表演，相互都在不断的试探中斗争和妥协，改变自己的技术与策略。

县、乡、村等代表国家权力的基层政府一直都试图参与和渗透进铁佛寺庙会。这种参与和渗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是一个渐进同时也微妙的过程。双方都表现出自己的韧性。政府的干预最初是强制的。土改后，没有任何商榷的余地，铁佛寺庙会被官方明令禁止。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一些基本方针发生变化，但在基层政府的眼中位于边缘的铁佛寺同时是危险的，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公安人员在庙会期间鸣枪示警，禁止过会。与之相对，行好的依然我行我素地前往铁佛寺过会，还在庙宇的废墟上反反复复地为他们信奉的神修建形制简陋的小庙。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行好的建庙掀起高潮，各村的茶棚、行好的纷纷到铁佛寺建庙，范围远远超过了铁佛寺周围四村，于是有了1999年的庙宇群。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民众这种冷眼向阳式的固执也给其执着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就是2000年官方对庙宇群的强力摧毁。

与以往不同，这次民众对国家的暴力的公开语本是沉默，退让，但其隐蔽语本仍然强劲有力：“夜晚推的，大家都不知道，只是到了第二天才看见，要是在白天，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推了，多可惜呀！”这也成了2000年更多人前来过会的动因。是年，人们纷纷在庙宇的废墟上搭建起更多的茶棚过会。这就是民众的政治学和日常抵抗，他们对官方暴力采取了暂时性的规避：我不说什么，但我继续赶我的会。围绕着“民间之神”和“官方之鬼”，官民双方展开了较量和斗争。虽然方向相反，但双方都要为这些“神—鬼”正名，都含蓄地显示出对神鬼的敬畏与惧怕。与此同时，官方把自己换喻为“神”，是正、真、善、雅的，将民间换喻为“鬼”，是邪、假、恶、野的。正是因为乡土宗教的人神一体的辩证法，千百年来，官–神与民—鬼之间的规训与反规训、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也才在九龙口这样空的空间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 坐落在山门口的九龙口雕像。

在这种官民的当代对抗中，双方都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智慧、策略与艺术。官方这个强者对夜晚这个时间的选取，既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同时本身也就有些“理亏”、“示弱”之意。在无声的交流、对撞中，夜晚这个强者的弱武器使民众这个弱势群体多少有些心理的慰藉。而民众在使用自己的弱武器——不阻止你推庙毁像（也无法阻止）——的同时也使用了强武器，哪怕就是露天磕头、搭棚也要把庙会赶得更热闹红火些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在当年热闹红火的庙会面前，官方并未出面采取什么进一步措施阻止庙会，即此时官方的公开语本转变为退让和默许，而且散布出这样的消息：政府要重新组织修建铁佛寺，要修得像柏灵寺一样，要把这里开发成一个赵县梨园民俗度假村。正是通过言语的抚慰，官方进一步深入到铁佛寺庙会的内部也在无形中获得了成功。在毁与建的过渡轮回中，官民双方在继续赶会的前提下，在修复一个更好的铁佛寺图景下，达成了一种共识和妥协，获得一种暂时的新的平衡。已经存在数年的庙会指挥处（庙委会）就是这种冲突和平衡的产物。

作为官方的代表，秀才营村委是直接参与铁佛寺庙会的官方力量。庙会指挥处共有四名成员：东西两会的会头和村委委派的两人。两会头一起负责庙棚中的事务。村委的两人分别负责庙会期间的集市和安全保卫，并监管整个庙会。东西会会首都不是香道的。作为非制度型的民间权威，他们长年从事、参与茶棚会和四处赶会使他们对自己的茶棚会和远近的香会都较熟悉，在行好的中说话有影响力、号召力。对行好的和茶棚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庙委会中的领导成员，不如说他们是庙委会安定人心的一面旗帜。就这些会头自己，他们也不愿意主动失去对庙会的组织领导权，那是长期都属于他们的象征资本。因而，庙委会中的会头的现有身份也比以前复杂，多了“官方人”的属性。

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对不同的人说话，他们就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村委派来的两人尽管是官方的代表，是科层制权威的象征，但茶棚会首、行好的都会对这“外来人”有一定程度的抵触心理。除了以这四人为核心的庙委会，庙会期间，还雇佣有秀才营村中的十五六个年轻人，协助收取集市各摊位的“税”和治安工作。如前文所言，现今基层政府对庙会的组织管理也就主要体现在了收税和治安两方面。庙会期间铁佛寺几个主要殿宇香油钱的收支、戏价、商铺的税额和电力的输送与电价等决定权都掌握在村委手中。2002年四月初八上午，县有关领导参加，并有县广电局的记者摄像的“赵县梨园民俗度假村”的奠基仪式让行好的很是激动了一些日子。

从铁佛寺戏台上对联的变化也能看出官方对铁佛寺庙会的成功渗透。1999年，戏台的对联是“文成武就虚富贵，男婚女配假风流”。这副当初看似不经意地写在这里的对联似乎就是针对庙戏本身而言的，指向的是一个“戏”字，有调侃的意味——戏是假的，演员只能假戏真做。对联似乎还有警醒世人的意味——人生就像一场戏，不必太认真，不如真戏假做。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该对联还在提醒台下多数不识字的观众“看戏时，要从戏中走出来”，不要完全浸淫其中，不要太在乎戏内容的好坏和演员演的好坏，不要太生气、也不要太高兴，总之不要太动情、太冲动，从而有“间离”的美感。因为唱戏与生活一样，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或者正是因为这副对联太具有哲理性、普遍性，没有什么地方特色，又显得太随意、太不认真、太不严肃，体现不出“正统”、“积极”、“向上”的观念，2002年庙会开始前，戏台上的对联换成了“千年古寺重放异彩，万代文化永存光辉”。从内容上讲，新对联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积极健康”的内涵：重建千年古寺，发扬传承了万代的文化，开发民俗旅游、提高百姓生活而重放光芒，等等。这些完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谋而合，其语汇也都是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经典表述。同时，铁佛寺本身的性质也在表述中发生了变化。铁佛寺是千年古寺，其庙会是永存光辉并必然重放异彩的传统文化。

惯例各行其是：各搭各的棚，各敬各的神；各自接待前来茶棚中上香、歇息的香会和香客；香道的在茶棚中照常看香；茶棚会成员是平等、自由的。

（选自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

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

岳永逸 著

简介

基于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本书关注的发生在当下华北乡村腹地——梨乡的庙会敬拜和信仰，是将乡村庙会视为一个文化体系、图示和乡土信仰的整体呈现，作者力求从学理层面揭示出乡村庙会和乡土信仰千百年来不绝如缕的传衍动因，也希望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庙会提供制定保护政策的基本咨询。基于对既往相关领域研究的缜密梳理与省思，通过对梨乡乡村庙会生发、传承的文化场景和来自中西的多种声音杂揉的乡土信仰等地方文化的介绍，本书详细呈现了因应不同生活空间的家中过会、村落型庙会、跨村落型庙会等不同层次的乡村庙会各自的样态、相互之间的关联以及相互之间可能有的升降起伏。

作者

岳永逸，四川剑阁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市“百人工程”中青年理论人才培养计划成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华曲艺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神奈川大学COE 访问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人，第九届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艺术著作奖和第五届北京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获得者。已出版作品有：《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三联书店，2010）、《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阐释》（三联书店，2011）、《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2007）（忧郁的民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原标题：“神鬼”之争：围绕铁佛寺庙会的当代官民对抗
来源：公众号 启真馆图书
作者：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