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选自施耐庵的《水浒传》第三回，写的是北宋末年的故事，鲁提辖在酒楼偶遇啼哭的翠莲父女，得知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欲乘人之危强娶翠莲，鲁提辖听后怒不可遏，马上凑集银子给翠莲，再去到卖肉的档口，三拳打死镇关西，生动而鲜活的展现了鲁提辖的侠义形象。

无论哪个时代，都不是随便便可将人打死的，即便是在宋朝末年这个乱世之中，即便打死的是人人拍手称快的恶棍。于是，文章最后写到：“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英明神武的鲁提辖都害怕官府追究，跑路了。

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高利贷贩子纠合十多个地痞恶棍去讨债，虽然没有采取暴力手段，但也有辱骂、侮辱、贴身跟随等惯用的催债手法。在债务人频频受到地痞恶棍们的羞辱后，债务人的儿子挺身而出，拔刀刺向四人，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可谓战绩非凡。于是有人将债务人的儿子于欢比作当代的鲁提辖，尽管也有人质疑他在警察到场后才动手，是典型的趁人不备，胜之不武。

不过舆论并不在乎真实案情，而是被“杀死辱母者”的激愤情绪煽动，绝大部分民众的评论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这首先反映了案发当地的政治生态已经沦落，基层国家机器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已经失效，地痞恶棍频出，公平正义的正常秩序难寻；其次反映了民众没有安全感，总是设身处地的将自己置于案件中，当坏人侮辱自己的母亲时，也会选择提刀上阵，杀敌人个片甲不留，方能保证自己及亲人的安全；再次，也反映了普通的民众容易走向极端，将部分媒体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的信息，想当然的作为事情的真相，以发泄心中长期以来所压抑的不满，完全不顾及案件的真实情况，甚至是压根儿不想知道案件的真相，只认定自己心中认定的“真相”。

民众总喜欢在能够与自身联系起来的事情上，发挥无穷的想象力，认为这些常见的地痞流氓真心该死，就如同在公交车上钱包被贼子偷了，骂小偷该死一样，又如同驾车行驶时被突然变道的车别住，骂前车司机该死一样，这种该死并非法律上的该死，而是个人心中的愤怒。反而对真正大奸大恶之徒，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变成了脸盲。

前去讨债的被害人正是那种让人骂为“该死”之徒的人，他们的行为确实可恶，又上不了台面，他们表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遇到强权又马上缩紧尾巴，他们欺软怕硬，以多欺少，专捏软柿子。。。活生生一副镇关西的形象。但是，无论多么可恶，无论多么人渣，毕竟还是人，毕竟还有生存的权利，即使作奸犯科，也罪不至死。

山东聊城中院的那位法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职场中的一个普通案件能迅速引爆舆论，刷遍了朋友圈。无数的媒体、自媒体，还有吃瓜群众，均纠结于被告人于欢的行为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即使不是正当防卫是否可以认定为防卫过当，以及定罪量刑等诸多问题。但是，判决并未生效，二审还未作出终审裁判，过度消费判决的合理性，必然会造成“舆论裁判”，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吧！

本案的缘起，归因于高利贷。顾名思义，高利贷就是以收取高额利息为目的借款行为。于我而言，对高利贷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白毛女》，当黄世仁逼迫杨白劳以他的女儿喜儿还债的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种下了“高利贷”是鸦片，千万借不得，否则，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后来，我从事了民事审判工作，见过太多的“高利贷”，月息两分、三分司空见惯，高于三分的也见怪不怪，即使本案中被告人之母所借的10%月息，俗称一角月息的借贷，虽然罕见，但也是存在的。

按理说，由于商业银行的大量存在，“高利贷”这种不正常的借款方式应该逐渐消失了才对。但现实是，商业银行为避免呆账，会对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并采取极其严苛的担保方式确保借款人能及时还款；而无法借到大量的资金的企业或个人，转而依靠民间资本，高利贷就成功的占据了一个市场份额。

借款人明知“高利贷”的利息高，为什么还有于欢母亲那样的人去借呢？甚至是怎么还要接二连三地去借呢！

其实，高利贷的借款者们都明白，他们最终将无力偿还借款，既偿还不了高额利息，也偿还不了本金，但他们还是要去继续去借，他们借来的高利贷用于“拆东墙、补西墙”，把眼前的灾难度过，哪管他以后的洪水滔天。从借高利贷之日起，就没有打算再去归还这笔钱，通常的做法是，先按照约定偿还几笔利息，此后便人去楼空，再也找寻不见，这就是俗称的“老赖”，所有借款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相信在短期内财务可以好转，即便借点高利贷，也不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他们有还的决心和准备。

高利贷的放贷者们也明白，他们放出去的借款最终也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他们仍然从事着这个生意。为什么？不得不敬佩伟大的共产主义导师马克思同志，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资本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敢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那么，放出去的借款收不回怎么办？第一，向法院起诉。但司法资源的是有限的，直接起诉借款人既费时又费力，无论是时间成本或是经济成本，都是这些放贷者无法承受之重。况且，即便这些债权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借款人可能也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难以避免。第二，自己硬讨。一些放贷人为了要回借款，放下手头的工作，全程跟踪借款人，不惜采用骚扰等手段，逼迫借款人还款，但采用这种方式要款的放贷者极少，他可能比走司法程序更费时，更费力。第三，雇人催款。自己或通过讨债公司，雇佣一批人，采用诸如本案中那种拘禁、侮辱人格的方式催讨，这种讨债方式常态化后，就衍化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社会群体就在这种高利贷放贷——逃债——暴力讨债——继续放贷的无限恶性循环中被撕裂，无数个家庭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惨剧。

我同情被告人于欢，不是因为他是现代的鲁提辖，实际上他也不是，公开资料显示他母亲更可能是一名老赖，于欢在地痞们欺负他母亲时无动于衷，在警察来后再动手，使阴招，为江湖人所不齿，连给鲁提辖提鞋都不配；也不是因为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青春年华被牢狱耗去；而是因为他的家庭是高利贷现象的牺牲品，他也被卷入进来，成了牺牲品，他本应该在电脑前，像你我一样，自由的发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也同情四名受害人，他们其实就是受人雇佣，干着养家糊口的活，也并非罪不可赦，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替人催债的行为会为自己带来横祸，或死或伤，而且还被全国人民骂杀得好。

好在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将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伙摧毁，好在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启动了对涉案公安人员渎职、失职行为的调查，好在这个案件能够“偶然地”被广大媒体人和自媒体人反复提及。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每天都有无数的事件发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负面消息。但是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纵使偶尔有些不好的消息，整体上也是瑕不掩瑜。愿世上再无杨白劳，也无喜儿；再无鲁提辖，也无镇关西；更愿再无辱母者，也无提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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