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揭秘！山东担保圈危局背后——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企业联保是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产生以后，慢慢形成一个互保圈，并一层层扩大，涉及企业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担保圈风险主要集中于企业互保联保，“互保”是指两家企业之间对等地为对方保证贷款，当一家企业还贷出现困难时，则需要互保方承担还款连带责任。“联保”是互保的延伸形式，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联合担保体，以多户联保形式向银行借款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互保联保并无本质差异，只有相互担保数量的差别。

担保圈倾显危机，民营借贷隐荆棘。

嗟夫往史伏祸根，旷久力协痛消弭。

祸起萧墙担保圈 势成此果实难全

　　山东担保圈的“噩梦”愈演愈烈了。

企业联保是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产生以后，慢慢形成一个互保圈，并一层层扩大，涉及企业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担保圈风险主要集中于企业互保联保，“互保”是指两家企业之间对等地为对方保证贷款，当一家企业还贷出现困难时，则需要互保方承担还款连带责任。“联保”是互保的延伸形式，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联合担保体，以多户联保形式向银行借款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互保联保并无本质差异，只有相互担保数量的差别。

　　数年之前，担保圈已经成为了金融界的一个重点话题，此前还像武侠小说一样地分出了派系——河南担保圈、浙江担保圈、山东担保圈。而从五年前，浙江担保圈危机爆发后，山东担保圈也开始暴露隐患。是2014年6月11日，山东省青州一家民企的董事长边恒杰跑路了。他的消失不仅让数百万元的职工薪资没了着落，更引发连锁反应：那些帮他做融资担保的多家企业瞬间成了被告，并被判支付数百万元。

边恒杰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到了2017年担保圈风险事件再次爆发，山东青州陆续爆发了多个民企资金链断裂垮台，而且都存在与其他企业的互保关系。

　　当年不止于青州一地，山东淄博、滨州、济宁、东营等地也爆发了企业联保危机，民企“抱团取暖”瞬间变成“火烧连营”，并不断陷入恶性循环：亏损——高管被查——跑路或被抓——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联保企业拖下水——破产。担保圈爆发危机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倒倒一片，一死死一窝般地惨烈。

　　笔者当年读书的时候，曾经写过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文章，当时曾想过企业互保模式的设计，此时回想当年的想法，着实是十分幼稚。

　　现在可以看到，担保圈的出现，是对中国信贷体系的扭曲。中小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增信，而大量国有企业即便已经产能过剩，连续亏损，但有政府部门提供的‘预算软约束’，仍然可以轻松的获得贷款，而且资金成本低廉。银行信贷对这些企业是供给过剩。相反，中小民营企业不能获得政府增信，不得不联合起来互相担保。

惨烈辱母杀人案 行业草根道真言

　　今年三月份，于欢辱母杀人案轰动全国，随之，山东担保圈的问题又再次被聚焦在媒体的聚焦之下。大财金获悉一位山东从事民间借贷的人士对于欢辱母杀人案的看法。该从业人士是一位行业的草根，但是却对情况很熟悉，

　　“苏银霞的案子，是一个在高利贷追贷过程中再常见不过的案子，都见怪不怪了。而之所以这个案子会闹那么大，还是因为出了人命官司。但是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爆发，还是有一些深刻原因的。”

　　“聊城当地民营企业比较多，一般都以纺织、钢铁粗加工为主，做模具的，高速路护栏，很多人奋斗了半辈子，终于把企业做成了不小的规模，企业其实就是他们一生的心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去借高利贷做过桥归还银行贷款，就是想继续经营下去。”

　　“他们这些做钢铁粗加工的企业，很多都是当年四万亿拉动内需的时候野蛮生长起来的，那个时候市场好，所以很多银行就赶着去给他们做业务，鼓励他们扩大规模上产能。这些企业领导者大部分都是草莽出生，考虑的不那么长远，不少人也就借了银行很多钱，然后几个企业合伙相互给银行作担保，于是就成了担保圈，杠杆也翘的很高。”

　　“后来行业不景气了，或者某些企业经营不好了，银行贷款还不上，马上就会波及整个担保圈的企业需要代偿，最后导致连锁反应。”

　　“银行抽贷的时候，会告诉这些企业主，等他们还了贷之后，过几天就给续下来，他们信以为真，然后从民间借过桥，结果银行贷款并没有下来，高利贷也就很难还上了。高利贷的那些主都是本地地头蛇，要没点手段谁敢放高利贷，像对苏银霞动私刑这样的事他们没少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笔者不由得想到，最近正在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中，也是因为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不再继续给大风厂贷款，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惨案的发生。而在电视剧中，欧阳菁不愿意贷款给大风厂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发现了老板风险控制，并非恶意要整大风厂。电视剧中的故事，在现实中就真实地发生过。

　　在这位草根借贷从业者看来。就是当年四万亿拉动内需的时候，银行鼓励地方小企业去贷款扩大生产，并且这些企业做成担保圈。后来经济下滑，产能过剩，经营难以持续，需要大量资金周转，这些企业去借高利贷过桥，而银行不愿意续贷，最后酿成惨剧。

　　这只是一个草根业内人员的最朴实的看法，并不能够作为权威的解释，而且所指的也是一些中小企业。那事实上深入研究以后，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债务压顶风满楼 回顾当年有情由

　　2017年3月，“山东邹平县四家企业2000亿元债务压顶”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有两家民企对市场震动最大。齐星集团因资金链断裂，导致上百亿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为其做债务担保的西王集团部分股份遭到质押/冻结。中国最大铝企山东魏桥遭国际沽空机构绞杀，受到财务数据造假的质疑，并经历了股票停牌、年报发布延迟、债券评级遭下调等危情。

　　邹平事件与股价腰斩的辉山乳业成为3月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风险事件，背后均与债务链危机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山东魏桥与齐星集团均位于滨州市，这个地区多年前就曾经历高利贷风潮与企业联保危机。

　　华创证券对滨州12 家发债民企对外担保研究发现：1)仅山东宏桥、魏桥铝电、魏桥创业和西王集团为 AA+等级，其余当地民企级别普遍不高;2)对外担保非常普遍，香驰控股至少对京博控股担保 4.08 亿元，京博控股对香驰控股担保 6.78 亿元，而且两家企业今年均面临债券到期。其余对外担保企业以农化、 原油冶炼、纺织等行业中小企业为主，近年代偿风险未见减轻。

　　倒转回2013年年末，位于滨州市邹平的长星集团传出60多亿贷款无法还息付本，将近十七家企业卷入了数十亿的担保圈危机，贷款涉及十多家银行。特征均是企业集团与下属企业互相担保、集团之间也有相互担保。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当年滨州市规模以上企业超过60%贷款来自互相担保，整个城市的金融生态步入临界点。随后，政府和主权债行伸出援手，这场危机得以化解。

　　短短三年时间，担保圈风险再现，这与山东省经济特点密切相关。山东工业总产值居中国各省前三位，重工业与轻工业比重高，而且铝、炼油、化工、水泥、等主要行业过剩产能突出。

　　综合WIND数据与中信证券的统计，对外担保比率较高并存在风险的民企现集中在东营市、临沂市、淄博市、菏泽市和滨州市，集中在化工、采掘、钢铁等产业，这与2014年山东企业联保危机事发地区和产业有很多重叠。中信证券明明指出，“本轮山东密集信用风险事件，更像是上一轮羸弱周期的一个滞后反映，而非新的债务违约周期的开始。”

　　此外，担保圈复杂化是风险暴露的重要诱因。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分析一个化名“Z市”担保圈形成时指出，化工产业、建材产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等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高，受银行授信政策方面的限制，银行不得不在风险控制和信贷操作中对该类行业企业提高担保条件，如要求追加担保企业等，由此造成企业担保范围不断扩大。在具体的担保企业审查中，为争夺有限的客户资源，银行又存在放松对企业超额担保审查的行为，从而造成担保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银监会也强调了对民间融资占比较高以及钢贸、煤炭、电解铝等周期性较强的企业客户进行重点盯防，同时扭转贷款风险管理中过度依赖抵押担保的做法，充分重视第一还款来源。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前，政府和银行机构的“引导”也为担保圈风险埋下隐患。2008-2009年，互保联保受到政府和银行支持，并当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工具”。2009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浙江分行中小企业“抱团增信”模式在在各大商业银行得到推广。2009年中国央行济南分行工作报告提出，推广“中小企业信用联盟”模式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抵押担保方式的创新。

　　以上的政策背景也催生了大量民间担保公司——专门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机构，相当于第三方信用中介。因为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中小企业，而是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为其做担保，这一定程度上也为担保圈增添风险。比如：2017年1月，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对12家老赖公司发出强制执行公告，其中一家名为山东银联担保有限公司的问题最为显著，该公司自2014年3月24日至今共有失信信息14条，2007年10月25日至今被执行人有81条，与其有关的民事案件裁判文书166条、执行案件69例。这家担保公司总共设有17家分支机构，分布在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济宁等企业联保危机多发地区。

　　“在经济形势良好的环境下，企业互相担保可以提供增信;但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互相担保就变成了“连坐”机制，极容易导致金融风险传染。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增速回落，投资需求疲软，企业信用风险逐渐爆发，最终摧垮了担保圈中有“连带责任”的企业。”

局乱纠结怎生破 唯待国政多撮合

　　四月中旬的时候，针对山东、辽宁等地出现的企业担保圈贷款风险事件，银监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排查企业互联互保贷款风险隐患的通知》(下称“52号文”)，要求各银监局立即对企业担保圈贷款风险进行专项排查，摸清风险底数，并由当地政府牵头，多方参与，对风险进行统筹分类处置。

　　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合力是化解担保圈风险较为稳妥的路径。比如，2012年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5家企业相继出现资金链风险，并很快扩散到企业担保圈内的其他关联企业，最终形成了涉及23家县域内骨干企业的担保圈资金风险，涉“圈”企业占到了全县规模以上企业的16.55%，并出现被担保企业减产停工、担保企业毁约拒保、银行不断抽贷。

　　但这场担保圈风险得以成功化解，高青县政府牵头多部门协调组织区域内涉“圈”企业和金融机构，政银企三方协力，加强部门沟通协调，调动一切积极要素，已成功化解高青县13.23亿元担保圈风险贷款(截至2014年11月)。此外，企业已与各家债权银行达成风险处置方案，近16亿元贷款风险得到缓释。

　　针对该案例，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课题组研究指出，地方政府通过自身所具有主体权威性和强大的财政力量介入担保圈风险博弈，通过政府信用短期替代企业信用，将银行交易谈判的对手变为政府而不是企业，从而重构了信任机制，快速斩断了风险传导链，降低了银行风险损失的可能。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都看到了合理解决的可能和希望，使得担保圈风险由不完全信息博弈向完全信息博弈转变。

　　因此，化解担保圈风险仍需政府的介入。目前要拆借存量担保圈，最好是当地政府能够及时介入，先进行风险排查，发现圈内经营出现重大问题或资金链出现断裂的企业;再进行甄别，对于只是短期流动性出现周转困难或者仍然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避免银行抽贷，对于自身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积极通过互保企业解决债务偿还，尽量避免银行对担保企业的抽贷行为。

（来源 ：大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