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 事件社会学脉络下的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下）

五、《雾月十八日》的暗线：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呈现

《雾月十八日》除了理论明线外，还存在一条理论暗线。这条暗线是在书中最后一章中点出来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马克思，2009a：565）。这也就是波朗查斯（1982：285）所谓的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构成《雾月十八日》的理论暗线？这条暗线与阶级分析的明线又是什么关系？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相对市民社会的“完全独立”？马克思为什么在“完全独立”前面又要加上“似乎”这个限定呢？

如前所述，行动者构成了事件社会学的基本要素。有些行动者身上打着比较鲜明的阶级烙印，有些行动者的阶级身份则比较模糊。而《雾月十八日》将波拿巴这样一个阶级身份复杂、政治立场多变、行动异常狡诈的政治投机家作为重点分析的行动者，恰恰与较为明晰的阶级下行图构成了复杂的张力。如果说阶级下行图的明线让我们更多看到结构和局势在事件中的作用，那么，在国家相对自主性这条暗线里，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作为行动者的波拿巴在事件中的作用。这两条线索的交织，揭示出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必然性与偶变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我们可以按照这条暗线来重新理解《雾月十八日》的文本结构。第一章除导言外，是对波拿巴登场前的历史事件分析。第二章分析的是波拿巴的登场以及初登场后联合秩序党对共和派的排挤。第三章分析的是波拿巴联合秩序党对民主派的打压。第四章分析的是波拿巴对内阁的控制及秩序党对普选的废除。第五章分析的是波拿巴在与秩序党的较量中夺走了军队，稳定了行政权的控制。第六章分析的是秩序党在修改宪法中分裂，议会内外的资产阶级决裂，以及波拿巴与议会的决裂。第七章是结论。

在这条暗线中的主角显然是波拿巴。但波拿巴在其中的角色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第一个角色是作为小农“拿破仑观念”化身的波拿巴，在他身上打着浓厚的历史烙印和意识形态痕迹；第二个角色是作为政治冒险家和机会主义者的波拿巴，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海盗的固执的意志”；第三个角色是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波拿巴，他建立了“十二月十日会”这个派系，掌握了军队，代表着“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尤其是落后的小农（马克思，2009a：496、523、567-573）。从1848年12月10日到1851年12月10日，这两个12月10日发生的历史事件虽然从结果看都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呈现，即资产阶级的落败、波拿巴的得势，但背后的逻辑却判然有别：不仅波拿巴在其中的角色不同，而且与波拿巴角色掺合作用的其他因素也大相径庭。

在第一个12月10日，波拿巴意外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普选制的前提下，农民的“拿破仑观念”使得第一个波拿巴角色充分发挥了作用。小农对波拿巴的支持，正如埃尔斯特（2016：401）指出的，“并非来自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来自其想象的利益——一种在50多年前就被接受但后来被忘却了的拿破仑的理念。这种权力基础尽管不是经济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但仍然是稳固的”。除此之外，选举政治将其他阶级的各种情绪和私念暴露出来：“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马克思，2009a：488-489）。显然，选举结果既受到肯定未来的赞成票影响，又受到否定和惩罚过去的反对票影响（萨托利，2009：124）。如果说小农在选举中表达的是他们的第一偏好的话，那么其他阶级表达的就是他们的最低偏好或最不反感的偏好。

而在第二个12月10日，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其中起作用的因素要复杂得多。首先，这是由于波拿巴的第二个角色作用的结果。波拿巴家世显赫却命运多舛，自小随母流亡，成年后多次参与军事冒险，屡战屡败（吉拉尔，1999）。长期的流浪、冒险、囚禁、越狱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既善于见风使舵，把握进退的时机，又没有虚伪道德的顾忌和负担，有时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胁”，有时又可以“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有时则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用各种下流手段进行斗争”——这些使他在政治上比那些“假英雄”和所谓“真圣者”的资产阶级更胜一筹（马克思，2009a：495、516-517、521、531；雨果，1998）。

其次，这是法国政治的特性所致。从法国历史来说，如前所述，中央集权制有深远的传统。即使是建立了共和体制，中央集权的影响也未曾消弭。

显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马克思，2009a：511-512）

马克思“既将法国大革命分析为由君主制开始的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终结，又分析为由拿破仑的事业所加冕的现代国家的真正创造”，由此“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寄生物，所以争夺对现代国家的控制权的斗争也就更加没完没了”（傅勒，2016：107）。也就是说，法国政治的特性使行政权的控制和争夺成为国家统治的焦点。波拿巴的总统职位，尤其是1849年宪法所赋予他的广泛的权力，加上第二个波拿巴角色的上下其手，使他在这种争夺中占尽了先机，而议会资产阶级则被这种缠斗拖得气息奄奄。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集权在法国政治的一个表现形式是，首都巴黎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了整个国家的精华。用托克维尔（1996：111-112）的话来说，“投石党运动时期，巴黎还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因此，只要集中力量控制好巴黎，就能控制住法国全国的局面。我们稍后就可以看到第三个波拿巴角色是如何来控制巴黎的。

再次，这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实现机制发生转换所致。一般地说，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与政治统治紧密相联。但在当时的法国却出现了特殊的局势：阶级的下行，历史的倒退，革命的沦丧；秩序党在排挤了民主派、共和派的统治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下显得畏缩无能。“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马克思，2009a：495）。更为重要的是，秩序党在谋求帝制的过程中必然走向分裂。因为“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而复辟图谋使“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无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马克思，2009a：542、54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资产阶级代表性（representation）的转移（波朗查斯，1982：78-79、269-270；柄谷行人，2011：3-25），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退让”（abdication）（埃尔斯特，2016：396-406）：议会外的大资产阶级为了其经济利益，抛弃了秩序党，转而支持波拿巴。“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对秩序党那些所谓的代表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对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争吵不休感到烦恼”；“当波拿巴巡游外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而“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总之，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他们“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马克思，2009a：547-550）。

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对波拿巴的分析并不限于法国政治的特殊性所造就的“波拿巴现象”，而是由此进一步拓展到了在资产阶级世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波拿巴主义”。像波拿巴这种号称“代表一切阶级”而攫取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反常状况其实并不反常。他在《法兰西内战》中甚至提出：“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马克思，2009c：153）。恩格斯也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

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种像英国这样的寡头统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与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承认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恩格斯，2009c：237）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攫取了政治统治权却又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就是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的波拿巴主义。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国家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的说法前面加上“似乎”这个限定语。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一种转变：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马克思，2009a：516）。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由于它们拥有它们自己与阶级权力不同的权力，而是由于它们与结构的关系”，因此，这只是国家的形式权力与实际权力、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区别（波朗查斯，1982：120-121）。“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马克思，2009a：516）的手法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统治性质。

最后，这也是波拿巴的第三个角色作用的结果。波拿巴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使国民自卫军陷入了瘫痪，又依靠流氓无产阶级建立了十二月十日会，并依靠流氓手段收买和掌握了军队，这是政变得以发生的最直接因素。当时巴黎有两支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和巴黎卫戍部队。国民自卫军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城市民兵组织，是资产阶级手中强有力的军事工具。1830年后重建的国民自卫军更是扮演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角色，“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马克思，2009a：507）。而波拿巴就任总统后，违背宪法的规定，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都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国民自卫军的地位。而后，在资产阶级激烈的内斗中，尤其是1849年6月13日事变后，国民自卫军中革命的成分逐渐被保守的成分所清洗，资产阶级就此毁坏了自己对抗波拿巴政变部队的最后一个武器。波拿巴后来发动政变时仅派出一个上校，就稳住了已陷入瘫痪的国民自卫军（孙娴，1995：224）。另一方面，波拿巴则把1849年成立的十二月十日会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十二月十日会“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马克思，2009a：522-523）。这是波拿巴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建立的自己的党派战斗力量，其性质就如同巴黎无产阶级曾建立的国家工场、资产阶级共和派曾建立的别动队一样。马克思特别强调，十二月十日会是真正属于波拿巴的独创物，在他众多的角色中，他“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2009a：574）。当然，他要发动政变，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正规军尤其是巴黎卫戍部队。为此，波拿巴采取了环环相扣的行动步骤。首先，从1850年下半年开始就对全国的军队尤其是巴黎卫戍部队频频巡视，用金钱收买军官，用雪茄、香肠和香槟酒招待士兵，尤其是重点拉拢远驻非洲的军官。其次，1851年1月罢免了尚加尔涅的军职。秩序党虽然对波拿巴此举进行了有气无力的抗争，但这些“假英雄”与波拿巴这个“不信神”的流氓的遭遇，其结果最后只有苍白的服从。曾经放言“如果议会主席给我一道逮捕总统的命令，我将送他到万森监狱”的尚加尔涅，在接到波拿巴的撤职命令时，只对传令者说了一句：“您的总统以独特的方式来感谢我的服务”（吉拉尔，1999：104）。再次，波拿巴先后将他最核心的政变成员安排在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巴黎卫戍部队第一师指挥官和巴黎警察总监等掌握军警力量的要害位置上，用从法兰西银行窃取的2500万法郎重金收买参与政变的军队，仅收买巴黎卫戍部队第一师指挥官马尼昂就花去了100万法郎。最后，波拿巴在1851年10月对巴黎卫戍部队的成分进行了清洗，将原驻守巴黎的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4个步兵团和2个骑兵团调离巴黎，将很少受巴黎共和主义氛围影响的驻非洲军队调来补充，为政变作好了最后的准备（孙娴，1995：222-224）。

《雾月十八日》在展示秩序党人肩靠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变成指向他们自己的刺刀的过程中，也揭示了波拿巴第三个角色的性质：流氓无产阶级对军队的改造和掌控。在拿破仑时代，军队曾经是小农的光荣，是“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而在波拿巴手上，“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马克思，2009a：572）。波拿巴要使国家变成相对自主的统治机构，首先就要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而变成他手中的统治利器。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的《御用军人的统治》一文中所指出的：

虽然在以往各个时期，与法国社会的独特发展相应而起的统治阶级，都依靠军队作为它反对敌手的ultimaratio（中文编译者注：最后论据，极端手段），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在第二帝国时期，军队本身的利益要占统治地位。军队不必再去维持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统治。军队要维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人民的统治，即维持它自己的王朝。（马克思，1962：429）

就是这些因素的交错作用，最终完成了波拿巴的变形：从蚂蚁变狮子，从可笑之辈到流氓英雄。“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马克思，2009c：153）由此登场。在这个帝国中，波拿巴自命是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他又不断造成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他自命为农民的代表人物，但他又以其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径侵害农民；他号称是所有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只是“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马克思，2009a：575）。当法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到相当程度时，波拿巴又用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使波拿巴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足足表演了18年之久，但无论是龌龊的政治手腕，还是一时的经济繁盛，或是对外的大国炫武，“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终究不免“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马克思，2009c：575）。《雾月十八日》的结尾那句画龙点睛之笔既作出了拿破仑的铜像势必随波拿巴的称帝而从旺多姆圆柱顶倒塌的历史预言，又为近20年后《法兰西内战》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六、小结

尽管《雾月十八日》初版发行不畅、影响有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1992），但它就如一坛老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久远，就越是芳香醇厚。到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对社会学来说，《雾月十八日》将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通过事件史抽丝剥茧般的剖析充分地展现出来，为我们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社会学的想象力”。休厄尔（2012：102）提出，事件社会学既要考察事件在过去是如何被制度和再生产的结构所利用的，又要考察局势和策略性行动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事件转型的。而这样的理论追求早在《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范例。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序言》等诸多马克思经典著作都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这三部法国事件史论著尤其是《雾月十八日》，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法国的历史传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因为《雾月十八日》曾在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书中那些类如“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马克思，2009a：476）的质问，曾让无数人耿耿难眠；而那些类如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一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2009a：566）的转喻（metonymy）（怀特，2004：382），又曾让多少人豁然开朗。正如雷蒙·阿隆（2000：379）将韦伯称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样，马克思也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令人遗憾地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很少研究马克思（参见谢立中，2016）。而今，在“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渐成气候之时，在社会学呼唤着“返回历史视野”、“把革命带回来”的时候（肖瑛，2016；渠敬东，2015；应星，2016），我们来重温和细品《雾月十八日》会有一种别样的意趣。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闻翔

图片来源网络：baike.baidu.com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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