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福建百姓因客居江西受歧视爆发两次暴动

李自成流民起义典型代表

雍正帝登基以来，连年发生的朝政大事接踵而至，让他一时忙不开手脚。张廷玉作为雍正帝最上手的棋子，事事都要紧跟雍正帝的步伐。

眼下雍正帝最揪心的就是棚民问题，也是大清国拖了又拖的民生问题。“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三省山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菁，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生”。这些外来农民为了生存，来到中南部各省的山区，他们居住在用茅草搭建的窝棚，利用山区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从事种植、造纸、炼铁等生产，藉此养家糊口。

到了雍正年间，就江西省各州府，有些山区的棚民连成一片，人口竟有一万人之多。这些棚民在山区以租地的形式从事生产，因为收成不稳定，时而退佃迁徙，由于行踪不定，很容易与当地人产生民事纠纷。也有一些棚民已经在山区定居下来，可是他们的户籍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脱离了原籍地的管辖，在山区未能加入当地的户籍，游离于国家户籍之外。没有当地户籍，他们不敢建立永久性住房，害怕当地官府和百姓敲诈掠夺。

早在康熙十五年四月中旬，福建客家人朱君平就带领一万多从福建、广东迁移过来的棚民，准备攻进万载县县衙。

他们不喜欢“棚民”这个歧视性称呼，就像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一样，因为棚民在万载县得不到与当地人同等的对待，便对当地县衙和百姓心怀怨恨。

朱君平率领一万多棚民，不到半天时间就占领了万载县衙署。由于涌入县城的棚民太多，县衙周边的民居和商铺都受到了牵连，遭到了抢掠和焚毁。

棚民们为了泄恨，还掳杀了不少当地人。朱君平等棚民泄愤之后，县城很快就恢复了先前的安宁，可是朱君平并没有消停，又召集来自福建的棚民，在万载县郊的乡村聚众闹事，他们在村舍中残杀当地村民，甚至放火烧村，一时震惊朝野。

朱君平发动棚民暴乱，藉此要挟县衙免除棚民赋役。万载县衙惧怕棚民继续闹事，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便答应了棚民免除赋役的要求。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定居在万载县的棚民虽然获得免除赋役的优待，可是棚民闹事，与当地人结下了梁子，就更加受到当地人的打压。棚民温上贵，福建上杭人，见当地人对棚民过分打压，心里便觉得憋屈，于是效仿先辈朱君平，要搞一次规模空前的棚民起义。

雍正元年的某天，温上贵到处鼓动棚民跟随自己一同起义。怎奈他没有先辈朱君平的煽动力，也许棚民得到免除赋役的优待，但凡能够活下去，老百姓都不愿起来造反的。温上贵只带了近千棚民，向万载县衙进攻。时任万载县知县的施昭庭早已得知这一消息，迅速作好战斗部署。

温上贵此次带领棚民上街打砸抢，事先就规定参与者只能打砸抢夺当地人的民居和商铺，并没有对当地人进行大规模残杀。因为先前朱君平事件的影响，万载县城的官民对温上贵率部前来的棚民还是充满恐惧。

温上贵在县城街巷打砸抢夺一番后，便气势汹汹地进攻衙署，因为知县施昭庭做好了战前防范，由于温上贵率领的棚民不多，经过双方激烈的战斗后，这次棚民造反还是被知县施昭庭平息了。温上贵鼓动棚民造反，不仅引起地方的恐慌，连朝廷官员也被惊动了。

随着棚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如果他们的户籍和子女教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指不定哪天会出大乱子。

雍正

雍正二年，当时万载县有钱的棚民萧生，几次三番将家里的四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无奈当地人不准学校接受棚民子弟入学。棚民子弟更谈不上参加科举考试了。萧生每每想到这里，心里觉得憋屈，而后他向万载县学政申请全额出资建一所学校，令他遗憾的是，这个请求被当局无情地否决了。

多年来无法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这让棚民们感到很委屈。据史料记载，棚民刚到万载县山区，向当地人租种山地，靠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过日子，当地人也能按时拿到地租，他们也乐意把闲置的山地租给棚民，挣得额外收入。

可是到了雍正年间，当地人发现越来越多的棚民竟然变得比当地人还有钱，甚至出现了一些大财主。于是当地人心里就很不满，而这些外来棚民有了经济实力后，他们自然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首要解决的就是户籍和子女入学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棚民与当地人互相争斗的核心所在。

万载县知县施昭庭何尝不清楚棚民闹事的真正原因，但对于棚民的户籍和子女教育问题，施昭庭一时也想不出好法子来调解棚民与当地人之间的矛盾。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施昭庭不仅将温上贵鼓动棚民造反一事如实奏报朝廷，还将朱君平发起暴乱一事一并呈报，恳请朝廷能够出台相关政策来解决棚民问题。

得知温上贵造反一事，雍正皇帝对此极为重视，他派出多名钦差大臣前往万载县，对当地棚民的情况进行摸底。

万载县作为棚民聚居且动乱频繁的典型区域，钦差大臣通过对万载县历年棚民与当地人的争斗情况进行分析，觉得以往驱逐棚民的做法不可取，只能导致地方动乱加剧。棚民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倘若得不到较为公平的对待，棚民动乱还会继续。

闽浙总督满保认为棚民“其间亦有良善之民，勤力耕作”，他们“因本籍无业，远投别省谋食” ；户部尚书张廷玉也认为棚民是“失业之徒，沿缘依附，什佰为群，割苧沤麻，倚为生计”；浙江布政使李卫经过调查指出“棚民谆顽不等，原非尽为匪而来也，皆福建、江西贫民，因本地人多田少，不能养活，故相率就食于外方。”朝廷命官都认为棚民良莠不齐，可也看到了棚民外迁是迫于生计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