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钦差大臣端方之死背后

兵变

端方假如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那他或当退一步海阔天空，灌园抱瓮，息影林下，那又有何遗憾？但他鬼使神差，一步步向死路上迎头而去。

他是做过郎中道员、按察使，直至巡抚、总督的人，因处事不慎而丢官。当他技痒难耐，又花几十万辆银子，拿到督办川汉粤铁路的肥缺，已经是保路运动烈火蔓延之际。

他九月初启程，取道武昌、夔州府、重庆一线去成都。10月13日到达重庆，11月13日到达资阳。他所率领的部队，从步兵十六协抽调，共四个营。

端方的死因，直接导源于四川保路风潮。保路运动的特征是团体多、地方广、人气旺。民营的铁路被收归国有，朝廷与民争利，且出卖与外人，从中又抽取回扣，政府大张巧取豪夺之帜。这个政策的出台，又直接生发于盛宣怀。五月份，清廷听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主意，下决心将四川、湖北、广东铁路收归国有，以端方为川汉粤铁路督办。如此一来，向欧美借款，就名正言顺，说收就收，此前四川民众投入的股本一分不退。本来农民的血汗钱，有的至于卖儿卖女投入官督商办的铁路修筑，现在血本无归，生计茫茫，那就只有自杀或拼命一途了。

也有人撰文说，保路运动斩杀清廷开明派大臣端方是个遗憾。“杀死端方毫无必要”。这种心态固然有其道理。但分析起来则觉事亦不尽然，盖因兵变是一种瞬间高烧，等到阁下下药，药力渗透，事情已经已然成为事实。

端方的悲剧，直接受创于兵变，而兵变作为一种病变，那就要直接溯源于清朝腐朽的统治，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一意孤行。不论端方怎样开明，他仍然服务于那个集团。本权责不分之原理，他也算死得其所。

兵变是不讲道理的，没有理路可寻，没有道理好讲，没有理性可言。端方本人也怨不得哗变的官兵——北京人常说的早干嘛去了？压力锅鼓胀到极点，訇然一声，时候一到，一笔勾销，想坐时光车倒回去重新来过，悔之晚矣，没那回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兵变民变大大小小有多少桩？那须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种因就在顽固集团的一意孤行。端方的悲剧，根子还在慈禧太后那里。“为什么说杀死端方毫无必要？”这话等于没有说。“杀死他不会增添任何荣誉”，更是迂阔之论。

顽固集团不能自我演变，就是端方本人，也根本没有走向自救的途径。清王朝不上轨道的统治本质和现实决定它亡于民众造反。若非中山先生那一批温良的知识分子赢得知识界的拥戴，若是纯粹的民变、兵变凝聚引爆蔓延，势将演变成洪天王式的暴动，那将世界大乱，玉石俱焚，流血漂杵，死人如麻，那就成百上千的端方的脑袋都要落地，佛也救不得了。

革新与守旧

端方一生看似平静，只在资阳遇到了突发事件而丧命；其实不然。

当1910年代的后期，死神多次来扣端方之门，他屡遇死神擦肩而过，可谓惊险万状。这一次他的丧命，看似偶然，实则在冥冥之中，自有其一步步走向地狱的轨迹。

早在1905年五大臣出访之际，端方就险些丧命。五大臣者：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1905年9月24日（农历7月26日），五大臣自正阳门车站登车，吴樾化装为仆从。为着贴近五大臣，“提衣包欲登花车，为卫兵所阻。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烈士已肠穿肢断，面目模糊，尽其党人最后之义务矣。惜乎所谓清之五大臣者，受伤而未死。”（《辛亥人物碑传集》，95页）此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戴鸿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遮挡，仅受轻伤,但顶带花翎皆被削去。血雨硝烟，迷蒙燕市，烈士殉国之际，年仅二十六岁。

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在暗杀载沣之前，原来圈定的第一对象，正是端方。后来为了制造更大影响，才改杀载沣，端方遂逃过一劫。

再说对待四川保路风潮的态度。护理总督王人文奏请议处盛宣怀，措辞严厉，为民生着想。最后丢了乌纱，隐居上海，又活了几十年，与世无争，得以善终。

端方，偏巧该他入川，结果惹出大是非来。回到他身上，又属典型的是非只为强出头。强出头的结果当然不妙。

端方既非干城之选，亦非顽固圈中心腹之人，但其开明也未能直接施惠于民间或党人。他强出头的结果，是两头不靠，结果两头不讨好。

处理四川风潮的结果，是王人文去职，赵尔丰上位。

端方入川之际，正值赵尔丰当政。两人都看好总督的位子，一个守，一个攻。端方把保路风潮的责任算在赵氏头上。“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

为夺得要津，端方为民众所做开脱，尚属实情。对民间颇能理解，对皇朝来说，则属于典型的第二种忠诚。

赵尔丰也没有闲着，他也上疏数落端方。他指摘端方并不直接从陕西入川，反而跑到重庆去做迂回，成都周边的土匪蜂起，等他来剿，他又不来。四川的保路风潮要怪就怪端方好了，“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这样，大员之间的火拼已经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且无限上纲，足以致命。

端方到重庆时，其寓所大门被人乘夜贴纸书对联一副：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藏其名于上下联之首，江南馆乃城中奢华之地，而通远门外则为丛葬之所。联语透着威胁，词为不祥之兆。

在此之前，端方入川，将过涪陵，这时重庆同盟会机关部就准备将其干掉，并劫持军火，其事由谢持主持。惜未成功。也就是说，他在资阳授首是延后，本来已可能提前丧命的。

端方船抵重庆，鄂军官兵接近会党者，又拟乘端方登岸时将其击毙，宣布起义。陈镇藩以为技术上由不妥之处，方才延后。这一路上，端的是杀机重重。端方率军过重庆的时候，正值党人力量大增之际。他们在民间积极运作，正准备和清政府大举摊牌。党人骨干分任交通、炸弹、军火、联络、财政诸方面。就是他自己带来的部队，也潜伏很多党人在其间，在重庆新募一部分新兵，也充溢排满的观念。

《清史稿》说他“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实则他很想活下去，他的活命意识强烈得很。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不过临死前他一再向部队表明，他本是汉人，曾祖辈才投旗，变成了汉军旗人，原先他姓陶，所以他号匋斋。也许他已有预感，他早已印好的名剌上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名字就是陶方。

这个时候来这一套，那就噬脐莫及了。尽管端方在后来的某些学人看来也属开明，且态度不属于极恶，但他此时仍然手持重器，即国家机器最锋利的一端，向他索命的人至少想到了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徐锡麟的惨死。

1907年，端方直接指挥杀害徐锡麟。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党人叶仰高，端方派员酷刑讯审，得知打入官场之党人名单，锡麟知事已迫，乃决计刺杀恩铭，以求一逞。徐锡麟被捕获后，端方率先给安徽地方首长冯煦一通电文，要他速将锡麟斩首。冯煦是江苏出身的江南才子，他不愿对锡麟下此毒手，但也没有办法。恩铭家属申请将锡麟挖心剖肝，炒食以祭祀恩铭，端方也予以批准。恩铭之妻妾亲自参与剜出烈士心脏以祭其夫。后来孙中山先生有一联哀悼烈士：“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至于端方之死的最终原因，还得推至慈禧太后那里。她四面树敌，罗织罪名的把戏耍了几十年，不但把老百姓整得九死一生，也把社会生态整得五痨七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帝王专制决定了它，极端主义决定了它，崇尚暴力的天性决定了它。不到处树敌、不折腾出阶段性主题，这个体系其实很难维持。人们活着与牲口无异，甚至相较有不如之处，内中饱含的辛酸不言而喻。至于宪政的设计，人们发现只是等待戈多的游戏而已。

真假立宪

端方一生嗜好金石书画，着力搜集收藏青铜器、刻石、玺印诸般文物。《清史稿》说他“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这其中也有他意气用事的一面。

《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翁同龢、汪鸣銮好碑板，张之洞好目录，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一意媚洋，好与西人往还……至于端方，他则好金石，端方本纨绔无赖，在做工部郎中时，与盛昱、王懿荣同出差，旅舍无聊，纵谈碑板，端方亦发言夸夸其谈，王懿荣当场大怒，说，你就知道吃酒搓麻！你配谈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骂，声称三年后见。他回京后，到琉璃厂多方搜求，复与名家讨论，他的钱又多，巧取豪夺，俨然大鉴赏家。他之爱好金石，与其他满官之爱好鼻烟壶无异，以此表示他的豪奢，并非真有学问心得。

出差途中就和同僚大肆吵架，赌气延续很长时间，可见他也是一个容易较真的人。

但杜保祺的《健庐随笔》记一事，也约略可窥端方之幽默趣味。说是端午桥（端方）有满洲才子之称，行事滑稽。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底下的官吏营私舞弊，吃酒搓麻，不亦乐乎。他给他们陈述麻将的危害，那些人阳奉阴违，听不进去。也有附和他要求进步的，一个官就来找他，说是赞同首长的意见，麻将的确祸国殃民，而且他不懂此道，深恶痛绝。端方假装赞扬他，顺口问道，我听说麻将各项都是四张，白板却有五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人当即说道，哪里啊，白板也是四张，没错的。端方马上把脸板起，说，原来是这样，想来你就是麻将老手了！那人情知上当，赧然而退。

这里虽不难窥见他的幽默趣味之一端，但端方并不具有大聪明，至少他不知转圜。还是官迷心窍，有人辞官不敢做，有人日夜赶科场。迷醉于做大官的端方，始终不甘落败。他居然不惜在火焰山上跳舞，试图蒙混过关，在剧变时代的夹缝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呢？

1905年，五大臣出洋，实际名称是考察政治，而非考察宪政，因西太后恶闻宪政之名，故曰考察政治，其掩耳盗铃，一至于此。

这年7月中旬，清廷以软禁中的光绪名义，给内阁发了一道上谕：……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因吴樾事件后，再次出访分两路，日期、路线对外界保密。戴鸿慈、端方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大铎一路。

熊希龄跟随的是端方一路，熊希龄是谭嗣同南学会的成员，变法失败后居住湖南，1905年五大臣出洋，他作为随员，专任端方的参赞。五大臣怕考察不好交待，就叫熊希龄推荐宪政专家，熊氏一口咬定杨度。杨度写了《实施宪政的程序》、《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两文，把工程的一大部分发包给梁启超，梁氏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五大臣回国后乃将此三文作为奏折上交慈禧。

考察政治的大臣回国后，一时间舆论界莫不希望尽快立宪。袁世凯将张一麐找去，叫他草拟预备立宪各款各条，张一麐退下后，召集同事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就救时、政治、法律等方面撰成草案，后来，张一麐见到缮写完毕的北洋与考察宪政大臣联合奏请预备立宪稿本，就是他们几位的草案，没有改动一个字。自从预备立宪的奏稿送上去以后，编纂官官制入手，舆论界的意见很大，引起轩然大波，一般北京的官僚阶层都认为北洋系统权力过重，纷纷上书要求加以削弱。

官制的编纂最初由袁世凯和端方发起，后来设了一个宪政编查馆于北京，因为反对的人多，所以北洋新军的六镇只留了两个镇由北洋管辖，削减了他们的兵权，在天津设立一个审判庭，为司法独立的先声，并设置议事会和董事会作为地方自制的基础。

清廷的法子是，推宕，延迟，预备，或者予以名义，随便改个官制，就叫做宪政。等来等去，看不到尽头。俟河之清有日，奈人寿其无多。生命经不起消耗。

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实行宪政。鉴于在清廷独裁暴政和谎言所维系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他们的这种假改革、真拖延恐怕还拖到下一代就会归寝史籍了。“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这一假立宪，换来了真革命。

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端方自欧美返，常语人曰：欧美立宪真是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士，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他的这些言论，清廷赏给他的，却是“大不敬”的不轻的罪名。

端方两头不讨好，他既能看到美利坚的真精神之所在，却又给留美生冠以乱党的罪名。

戊戌变法之后，顽固大臣，旗鼓大张，自称后党。端方游离此派之外。

当然顽固派后来也将立宪挂在嘴边，以致今日某些学人以为要重新评价，以为其中大有玄机，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盖以庚子年义和团大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事后要惩办罪魁，顽固大臣看到有机可乘，乃一改前行，群言立宪，用以谄媚外人，实施瞒和骗。预备立宪成为当时时尚。究其实质，不过是由排外到媚外的转变而已。

何以谓当时端方之死为必然的呢，晚清以来，对话的渠道早已堵死，可以对话的对象又早已被实施了肉体消灭，民众的对立情绪遂益形紧张、尖锐。

端方就在这样的火药桶上窜来窜去，他虽没有大举开火杀人，也即他没有拿着洋火四面点火，但毕竟他是手持火柴，走在到处散落的火药之上。

1910年1月1日的这一天，端方还在忙着花大价钱重新上位，不久他就如愿以偿，596天后，他以为安全的利器终于擦枪走火，他也就死于非命了。至今想象他晃晃悠悠、逍遥入川的情形，都不免要为之捏一把汗，甚至心急如焚、绷着神经，而他本人似乎懵懵懂懂，所以他也就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