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人、国家与战争》近来(2012年)由我国学者信强重新翻译出版。早在1991年,倪世雄与其他两位学者共同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并且出版。信强是倪世雄的学生,再译版的华氏之书的推荐序便出自倪世雄先生手笔。倪世雄先生在推荐序中不仅对华氏在书中的观点及历史意义作了分析评价,也同样对信强在再译本书时所做出的努力予以了肯定。因此,读者可以在这样一本用心推敲,精心琢磨的译著里获得有价值的知识。
肯尼思·华尔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人、国家与战争》是他最早的著作,成书出版于1959年。从本书成书的时间可以看出当时国际环境是怎么的一种氛围。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虽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显得依然紧张,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加分明,颇有囊括全球之势,但就在美国地面部队战后大规模干涉亚洲之时,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中立于冲突双方的势头。同样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也出现了方法各异、学派林立的新阶段。华氏之书是由其博士论文编撰而来,《人、国家与战争》的最初标题为“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中的人、国家以及国家体系”,所以在阅读本书时会明显感觉到一种浓郁的学术论文气息。本书主要探讨的就是战争的根源。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人们从未消散,多年来不同版本的战争根源学说层出不群,而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战争之根源,在我看来,至少绝大多数人是希望找出根源并且创造和平,抑或者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一种和平的状态。
华氏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总体来说,他将战争的来源分为三个层次,即人性的邪恶、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形式以及国家体系,这种层次分析法同样也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因此他与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辛格(David Singer)的层次分析法也被誉为“华尔兹-辛格研究方法”。
在书中,华氏将战争的三个根源表述为三种“意象”。首先是第一种意象,在华氏看来,国际冲突的第一个根源便是人类行为。他分析了古今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言论并做了批判性的评价,最后总结道:人性的邪恶,抑或人类错误的行为,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个人的美德,如果能够得到广泛的普及,则将意味着和平。诚如华氏自己所言,人性被假定为亘古不变,并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依据,其实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人性转向他处--因为根据这一假设,人性无法被改变,然而社会-政治制度却是可变的。然而在笔者看来,人性也并非不能改变,只是在人性的改变与政治制度的改变之间来看,后者的改变似乎更加容易。并且,人性是否可以将全球所有人类包涵而无例外?简单地将人性统一化实际是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人类人性的多样性。若真的可以把人性如此简单化一,或许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宗教,宗教中的“善”可以绝对宽容,绝对美好,世界上虔诚信教的人便会凭借其绝对的今生后世德性制高权让地球再无战争,但事实好像并不是如此,我们也会看到宗教战争,这种战争的背后透射的便是人性的多样和易变。因此总体来说,对于华氏将人性视为国际冲突的第一种“意象”笔者很是赞同,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的还是一念之间的思想罢了。华氏分析说,如果所有人都极其聪明睿智,并能够实现完全的自我控制,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如果在全球都能够普遍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它可以满足所有的欲望,并为人类所有潜在的破坏性冲动提供宣泄的渠道,那么也将不再有战争发生。这实际就是一种人性一元战争根源说,如华氏所批判,其中暗含的对战争根源的分析是不充分的,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只能是徒劳的梦想。一旦从梦中醒来,这些梦想者或者变成乔治·吉斯克那样的悲观主义者,或者会扩大他们的分析范围,将更多相关的因果要素纳入其中。很明显,华氏属于后者,由此亦可以看出,作者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成果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但也容易给人一种什么都不是的感觉,当然对于华氏著作来说,应当属于思辨性强的特点。
由此,华氏将读者引入到第二种“意象”之中,即国家内部结构。在他看来,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能够促进每个参展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因此,那些饱受内战之苦的国家可能会谋求发动战争,以实现内部的和平,而不是坐等他国发动突然袭击。随后他分析了自由主义思想模式,在国内问题上,这一思想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转变为自由修正主义,而在国际问题上,则从依赖各个国家的内部完善转变为接受在国家间建立组织的必要性。同样地,作者也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分析中华氏所体现的学者的素养很令人敬佩,即他并不会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而是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些理论。实际上,国家内部结构所包涵的内容十分庞大,这一点作者的行文的过程中是有所体现的。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汲取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政治形态,亦可汲取修正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和社会内容。日本学者入江昭在其《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主张,世界的霸权应当注重文化,应当以文化的强弱确定世界秩序。但这种文化上的自以为是依旧会将人引向战争的泥潭,日本这一国家在近代的作为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国家内部结构对战争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最后,华氏认为的第三种“意象”即为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作者引用了西塞罗的一句话:没有武力,如何应对武力?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却很真实。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保护国民就得发展军事,这样的结果就是世界范围内“均势”的加快形成。华氏道,在一个有着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寻求促进一系列的利益,而在它们之上又不存在一个赖以提供保护的机构,那么,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便将持续存在。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人类建立了联合国,这也是人们对这一意象的肯定,事实基本可以证明,第三种意象的正确性。但笔者认为这个赖以提供保护的机构如果没有完全的独立性,那其作用也只能是为强权服务挑起新的战争的来源地,所以这个机构的前提是要在国际社会“均势”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由此可见,似乎发展“均势”才是关键,抑或者,想要和平,就必须随时准备战争。
最后华氏做了总结,即三种意象之间的关系基本可以解释为前两种与最后一种意象的相互影响关系,至于各种缘由,作者也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读者可自行欣赏。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分层分析,这很容易让读者了解清楚作者的思想,信强的翻译总体不错,不过大概是因为理论本身以及文化差异,在阅读一些句段的时候还是会感到生涩难懂。但想要了解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战争根源的话,本书还是非常值得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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