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连环谋刺清朝王爷，为何入狱后反被肃亲王救命？

很少有人知道，大汉奸汪精卫早年追随同盟会反清时，曾是一个视死如归的文人和刺客。他的谋刺对象，就是清朝重臣。

连环刺杀

一开始，他打算暗杀庆王。尽管此人是清王朝重要的改革派，但是他掌管着内阁中权势最大的外务部，位高权重，杀了他一定会引起极大的轰动。然而，几经侦查，汪精卫等人发现其出行极为谨慎，每次出行都有大量的卫队，而庆亲王府更是戒备森严，根本无从下手。后来，汪精卫探知赴英国考察海军的载洵即将回国，便临时决定刺杀载洵。载洵抵京当天，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盛满炸药的铁壶，在正阳门火车站等了一天。没有想到的是，清政府正在搞廉政运动，载洵下车之时没有受到任何隆重的迎接，而是偕同僚混在普通乘客中一起出站。面对嘈杂的人群，汪精卫根本无法辨认，又恐伤及百姓，只得作罢。

一连串刺杀计划都宣告失败，汪精卫等人再度会商，决定谋刺摄政王载沣。大家认为铁壶所盛炸药不多，爆炸力不大，于是决定由黄复生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定做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大铁罐。4月2日，黄复生与喻培伦在银锭桥下安装炸药，被人察觉，引来警探。二人随即赶回东北园后，暗杀小组商议决定先静观事态的变化，再做下一步打算。

第二日，报纸上便登载了有人谋刺摄政王的消息，有的说是溥伦贝子干的，也有的说是庆亲王干的，更有的说炸弹就是载洵等人从英国带回来的，因为包炸药的纸上写有英文的“伦敦”字样。随后，又有消息称已经在卢沟桥抓获了刺客，已经就地正法。

这一连串的消息，让汪精卫等人以为事情并未败露。于是，重新商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运来后再作打算。4月4日，陈璧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汪精卫，与黎仲实、喻培伦离开北京。

然而，汪精卫显然低估了清朝警察的智商。他们起获炸药后并未声张，而是找来国外专家，确认炸弹威力很大，绝非中国境内制造。但是，外壳很大，又比较粗糙，还有明显的车削痕迹，一定是最近才制造的。于是，警方一面通过媒体放出假消息，以此稳住真正的刺客，一面又遍访铁匠铺，寻找炸弹的来源。结果，查出铁壳乃鸿太永铁铺（《顺天时报》记载为三合盛铁铺）所造，经提审，厂主供认是“守真照相馆”定做的。

4月16日，黄复生、汪精卫连同“守真照相馆”司事罗世勋相继被捕。

营救

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内外，同盟会的反应自然最为激烈。

正在纽约筹款的孙中山得知汪被捕时伤痛不已，对随行党人十分痛心的说：“此无异断吾臂也。”（吴朝晋《孙中山三赴纽约》）胡汉民得知消息后，料定汪难逃一死，更是伤痛莫名，于是写下了“挟策当兴汉，持锥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的诗句。

然而，无论孙中山还是胡汉民或许都不比陈璧君更为痛苦。汪精卫被捕时，她已经和喻培伦到达日本。得知消息时，陈璧君痛彻心扉以致于气急败坏，竟然无视到日本购买炸药器材是大家开会做的决定，破口大骂喻培伦是胆小鬼，出卖同志，临阵怯逃。陈璧君的指责很快影响到了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满腹委屈的喻培伦选择了沉默。事后，他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果如其言，一年后他参加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一路冲锋在前，因重伤被俘，慷慨赴死，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心急如焚的陈璧君心中只有汪精卫，她再三央求吴玉章设法营救。吴玉章营救未果，陈璧君便赶到新加坡，得到胡汉民、赵声等革命党人的热情帮助。

这年冬天，陈璧君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北京，费尽周折才通过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几枚鸡蛋，内藏书信一封。汪见信，悲喜交集，几番书信传递后，感情急剧升华的汪陈二人定下了永结连理的誓言。

关心汪精卫的岂止是一个陈璧君。事发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中四处演讲，高歌汪精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感动了无数的华人华侨，革命派获得了空前的支持。而掀起分裂运动的浙江光复会也在这场运动中偃旗息鼓，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

意想不到的审判

汪精卫被捕后，情知必死无疑，遂写下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以一泻千里之气势表白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暗杀目的，并千方百计替黄复生开脱。在狱中，他又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捕口占》）”的诗句，激荡着视死如归之豪情。

然而，汪精卫意想不到的是，改革派的肃亲王善耆担任了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在审讯中，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着承担责任，为对方开脱，这一切都让肃亲王善耆由衷赞叹。起初，摄政王载沣和大多数官僚都主张按大清律例判处汪精卫和黄复生死刑，以儆效尤。但是，肃亲王善耆为首的部分官僚则认为清王朝正处于预备立宪的关键时期，杀掉这几个革命党非但不能震慑乱党，反倒会逼迫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如果破例开恩，不处极刑，却可以“标榜立宪，缓和人心（《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没准还能笼络一些革命党中的优秀人才，为朝廷所用。

经过肃亲王的多方劝说，摄政王载沣最终放弃了处死汪黄二人的主张，判处汪精卫、黄复生永远监禁，罗世勋监禁十年。让汪精卫更意想不到的是，自从被捕后，清政府为表明新政之决心，特别提供了“文明之法”的待遇：“一、审讯时不用跪。二、饮食皆不粗恶。三、衣服衾枕皆准其将素常所用之物带入（《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

不仅如此，肃亲王善耆还经常到狱中探望汪精卫，与之纵论天下大事，甚至吟诗作对。两个敌对的政治人物在这种特殊的境遇里成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多年以后，汪精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救我命的是肃亲王”，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