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还有一位植物专家儿子，连李时珍都很佩服他！

提到朱元璋，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人薄情寡义，杀害了很多起家时的好哥们。

提到他的儿子，很多人就会想到朱棣，从侄子手中夺了皇位。

但是，很少人知道朱元璋有一位儿子是植物专家。

这个儿子就是朱橚。

这个人有多牛？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曾多次引用朱橚的材料。

至今，朱橚的调查还影响着海内外植物界研究。

（朱元璋）

朱橚[sù]（1361年-1425年）。

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着手方剂学巨著普剂方的编著工作。

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他被流放到云南。在这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底，朱橚回到开封。他深知编著方书和救荒著作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坚实基础。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

尽管他在建文初（1399年）再被流放到云南一次，但他从未间断有关方剂学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

（朱橚）

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共4种，分别是《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

《保生余录》，全书两卷。《袖珍方》全书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府自制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袖珍方》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它的发行，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普济方》是被认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四库全书提要》）的巨著。全书共168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对于所述病症均有论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献，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其中的方剂就特别多。

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以开拓新领域见长。

在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缀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可以说，《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

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从这些事实看，朱橚的著作对我国明清时代的学术界，确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它以其内容实用，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鲜明优点，博得日本学者的青睬和强烈关注。

日本学者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朴庵天保年间的《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馆饥的《荒年食粮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种植物于植物园以便观察记录的方法也给日本的本草学界及后来的植物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科学史界认为宇田川榕菴所著的《植学启原》是植物学从有用植物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纯正植物学”的教科书，这本书较详尽地指导了后来的植物学，功业很大。

日本近代植物学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研究认为，宇田在翻译这本西方植物学著作时也曾受益于《救荒本草》。其中一些果实分类术语是来自《救荒本草》的。事实表明，《救荒本草》对当时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学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每日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