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讨论创作诺贝尔奖论文的故事

作者 ：张轩中 （科普作家）

1953年李政道加盟哥伦比亚大学，而杨振宁就在不远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了维持他们的合作关系，两人约定每周抽一天时间相互访问。

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1956年的4月，杨振宁开始在纽约州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有时候李政道也开车来布鲁克海文与杨振宁一起讨论。

他们经常在办公室里用中文大声讨论，声音很大，争论相当激烈，甚至有点旁若无人，可以说这时候的2人都是30岁刚出头，是人生winner，他们讲话大声一些，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偏偏有一次，费曼也在布鲁克海文访问，他路过杨振宁的办公室门口，听见这两个中国人在那里伊里哇啦地说一堆他听不懂的中国话，偶然还夹带着几个英语单词，什么parity啊，什么Neutrino啊。听得很烦，于是他也进了杨振宁的办公室，用挑衅的高分贝的话喊到：“你们讨论的很激励嘛！”

杨振宁见有人来了，马上就放低了声音。

但李政道可不叼费曼那一套，用更大的声音说话。（意思是，怎么着，哥就是愿意用大声说话。）

是的，李政道在29岁的时候就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教授，他当然是很自信的。

1956年4月末的一天，杨振宁开车来到了百老汇大街与125街口的一家中国餐馆。

车的副驾驶位置坐着李政道。

“好象餐馆还没有开门？”李政道说。

“没有关系，我们先去附近的白玫瑰咖啡店坐一下，等下再来吃饭。”杨振宁说。

“白玫瑰门口已经没有停车位了吧。”李政道说。

“那就把车停在这中国餐馆门口。”杨振宁说。

“好的，我发现做物理也好象吃饭一样，如果餐馆没有开门，我们就应该换个地方。”李政道说。

“那当然是的！”杨振宁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方向，只考虑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的问题？”李政道说。

“那怎么可能！难道弱作用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杨振宁已经把车停好，一边说，一边打开了车门。

两人径直走想白玫瑰咖啡店所在的地方，继续讨论起来。

到了咖啡店，各要了一杯咖啡。

“是的，如果我们假设粒子的宇称在强相互作用下守恒，但在衰变发生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θ介子与τ介子是同一种粒子了。”杨振宁说。

“对的，那么当前我们就应该研究一下是不是曾经有实验已经证明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李政道说。

李与杨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里验证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实验，发现居然从来没有一个实验证明过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一定是守恒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在没有经历过任何实践，宇称守恒居然被鉴定为真理。

（脚注：关于这一部分历史，李政道的说法是这样的：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那么，当时李与杨的这个“预印本”（题目叫做Is Parity Conserved in Weak Interaction）到底是谁主笔写的呢？这在后来还引起了一段争论。

杨振宁在1983年宣称说，当时是1956年的5月，他得了严重的腰部疼痛，所以他不得不卧病在床休息几天，这段时间里，他口授他的妻子杜致礼用笔记下来，然后拿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加速器部的秘书那里，请秘书打字的。

但是，在2003年，李政道在接受当时《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采访的时候（杨虚杰曾经在作者的微信圈里对作者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工作），李在接受这次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文章是由他写的，他写好以后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秘书用电脑打的字，打印出来后邮寄给了杨振宁——因为他当时说自己腰疼，不能开车来哥伦比亚大学了，所以就邮寄给他，杨振宁看了以后，只改了标题，然后由他交给了《物理评论》编辑部。

（文风比较严谨的反应李杨那段历史的文献作品，书的表面画了一个阴阳图，暗喻宇称的阴与阳）

最近出版的一本传记中，杨振宁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档案处拿到了原始的稿子，上面显示此“预印本”确实是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里打字的，文章编号是BNL2819。而且“预印本”上的数学公式，确实是杨振宁的笔迹。

因此，从已经披露的文本上可以断定，此文章预印本的文字处理工作，确实是出自杨振宁的要多一些。而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那个投稿文章，则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原始材料出现，所谓无图无真相，我们在这里就不评论。

文章在1956年的6月22日投稿给了《物理评论》，当时的编辑改一了标题后，发表在1956年的10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也正是这个文章，为中国人赢得了第一块诺贝尔奖，虽然文章的作者都是在中国民国得到民国政府的资助出国深造的。

在文章发表的等待过程中，还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寻找实验物理学家，对这个想法进行实验检验。毕竟有一个想法写写文章很容易，但真做实验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于是，李政道去找了吴健雄做这个实验……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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