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保险业源自西方，但保险理念中国自古就有

有关保险的发源传说有很多，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张保险单，是1384年在佛罗伦萨诞生的。这张保单承保是一批货物从法国南部的阿尔兹运往意大利的比萨，保单中有明确的保险标的和明确的保险责任等。16世纪时，英国商人夺回了海外贸易权，积极发展贸易及保险业务。到16世纪下半叶，经英国女王特许，在伦敦皇家交易所内建立了保险商会，专门办理保险单的登记事宜。

直到1865年5月25日，我国第一家民族保险企业——上海华商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保险业的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0年，可以说，现代保险业发源于西方。

有人说我们中国的保险意识差，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落后，甚至有人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道德和诚信缺失。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保险意识，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延绵至今、深深刻入了中国人的基因和灵魂。

上古传说，伏羲根据前人的河图、洛书，推演八卦，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预卜未来，趋吉避凶，这不正是保险意识的体现吗？

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生为阳、死为阴”，阴阳互相转化、循环往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凡事阴阳调和才算圆满。顺境时为逆境做准备，逆境时设法改变、转危为安。这样预作准备，无论何时都是坦途。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如今所说的保险意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等等是千古流传的经验，“亡羊补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等即是教训也是谆谆地告诫。

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遇到个人无法承受的灾难时，我们的祖辈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为了应对灾荒，我国夏商时就有了仓储制度。武王伐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史记·周本纪》)。到了周代,逐步分离,有了相对专业的用于防灾救灾的仓储。《周礼》中由比较完整的叙述,包括管理的官员及仓储的作用。在中央政府,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其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仓储。

为应对天灾，自隋朝开始，鼓励百姓在各自的社区建立义仓（又称慈善仓）。贡献的稻麦均在收获季节作出，并储存在各自所处的社区，交由地方可靠人士负责保管，在灾荒时节，分发给贫困家庭度荒。这类乡村义仓专为慈善而设，实际为本地维护的社区福利粮仓。自宋朝开始，在各地“普设社仓”，主要特点是：“恳请捐助，社区管理，官府督办”。

为了抵御外敌，中国自古就以“中央集权”的大集体形式，集合民众力量、抵御异族入侵、并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样的示例数不胜数。几千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灾难，仍然屹立不倒，成为世界仅存的文明古国。

大到国家，小到家族，靠的都是集体的力量，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集体，就像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维系着内部成员的安危，脱离了古代家族的个体是难以生存的。

新中国成立后，古代那种大家族几乎不存在了，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当时以小家庭互助形式的“互助组”非常流行。1949年建国之初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后来又因为“人民公社”这一大集体的出现，停止了人身保险业务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原生产队、宗亲关系乃至家庭和工作单位对个体的约束和保护作用越来越小。个体的能力提高了、自由度提高了，在应对风险时，传统的保障措施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与此同时，现代保险业重新崛起了，近20年来，保险业尤其是人身保险得到了长足发展。几乎从零开始，到2015年全国保费收入2.4万亿、保险业总资产12.4万亿的规模。

这不是保险意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是风险应对形式的变化，风险应对工具的转移。

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把广袤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个体更深入地参与到整个社会大集体之中，社会分工日益明确，社会、经济、科学等的变化日新月异。但自古延绵至今的忧患意识不能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不能丢，养须教、亲须孝，我们对家人的爱与责任更不能少。

世易时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我们的小家庭失去了传统的保障后，就应当转变思想、顺应潮流，掌握现代应对风险、保障家庭安全与传承的工具——保险。

时代在进步，我们作为个体也要与时俱进。“保险是今日作明日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小时作儿女长大的准备”（胡适），“保险是后路，在春风得意时布好局，才能四面楚歌时有条路”（马云）。

生为阳、死为阴；健康为阳、残疾为阴。保费是阳中的“阴”，保障是阴中的“阳”。阴阳平衡，方为“圆满”。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人生、愿每个家庭都有圆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