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頔的大舌头，宋冬野的啤酒就肘子，我亲历民谣圈那些事儿

宋冬野的肘子，马頔的啤酒，阿肆的炸鸡，诺基亚的铃声，何以笙箫默的电影音乐，这是我亲历的音乐故事。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口述 / 韦 伟

文 / 李斐然

编辑 / 陈 璇

我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第一次见到韦伟，一个定义复杂的音乐人。他有自己的独立音乐乐队“旅行团”，所以他有时候会以乐手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演出。但一年当中更多的日子里，他躲在自家窗台上编曲，他最为人所知的编曲作品是三首畅销至今的曲子——宋冬野的《安和桥》，马頔的《南山南》以及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此外，他的音乐还出现在更隐秘的地方，比如老式诺基亚手机的铃声变奏，以及《何以笙箫默》的电影配乐。

这是他讲述的他所经历的音乐故事。

我是一个音乐人，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

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会先说我是“旅行团”乐队的键盘手，可惜我们不红，大家听不明白。我就只能再告诉他，我是宋冬野、马頔他们这些独立音乐专辑的音乐制作人。对方立马懂了。

最初大家来找我编曲，我觉得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图个便宜。我最开始做这一行时，日子过得很拮据，三个老乡在通州合租一个600块钱的毛坯房，那里今天漏水明天闹蟑螂，住客厅的哥们丁可整天咿咿呀呀研究古典音乐，住卧室的哥们沉迷电子音乐，而我那时候守着阳台搞乐队，只是想凭借音乐这件事活下来。

那时候，我是一个来自广西柳州的小镇青年，跟堂哥一起坐了3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才来了北京。我们想做乐队，但四处碰壁。直到遇到当时还租在一个带地下室的传达室办公的沈黎晖，我们才算正式签了约。沈黎晖是摩登音乐的创始人。

来北京的路上我还想，要是在北京没法靠音乐赚钱，我就回柳州老家，接手我爸的小卖铺，倒卖烟酒。

韦伟

最开始为了赚钱，我出来接各种活儿。最早的一批手机彩铃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经我的手制作的。当时有一项比较大的业务，是给诺基亚的手机铃声做改编，不同风格不同音色。这活儿跟音乐没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做一条200块钱，我能把房租赚回来了。

可是日子总不能天天这样。我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音乐制作人。于是我当时天天在豆瓣上给人发豆邮，跟那些还没出名的独立歌手自荐，我给你做首歌吧，免费。后来我就有了个外号“一片制作人”，因为当时没有出名的歌手找我，一般情况下给人家做了一张唱片，这个人就在音乐世界消失了。

直到2012年，我遇到了阿肆，这是我第一次制作专辑的歌手发了一张唱片后还没消失。当时沈黎晖给我打电话，说有一首歌叫《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我来制作。

他说这首歌今年一定会火，做完这个以后就能接到很多工作，制作费还能涨价。我说那好啊，但是这次制作多少钱？后来电话那端的声音变得模模糊糊的，他好像说了一番类似咱俩谁跟谁之类的回答，就挂电话了。

阿肆的歌特点很鲜明，简单直接，傻瓜又好听。这绝对是赞美。因为现在人们需要的音乐都是两个极端，要么像阿肆一样极度放松，像宋冬野一样极度思考。只有这两个极端才能活下来。

我在家里的窗台上编完歌，连音箱都没有。后来好多人还很惊讶，这些曲子居然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做出来，一台破电脑，一个声卡，一个耳机，没了。做曲子不需要特别牛掰的设备，关键是脑子。

迟到的胖子，吃肘子的胖子，打动我的胖子2013年那年夏天非常热，有天宋冬野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他的新专辑编曲。我挺上心，还特别正式地约他见面谈合作。结果我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来了一个一身臭汗的大胖子，坐下来跟我说，哎呀一进鼓楼一堆歌迷拦着我，非要跟我拍照，堵了半天都过不来。

我提前给了他一份表格，让他给我写写每首歌的编曲制作要求。一般情况下，其他音乐人会在这里给我提出特别详细的编曲要求，类似需要参考哪些范本、务必加入哪些乐器等等。

结果，我拿胖子写的一看，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简陋的编曲要求——

《董小姐》：不用编，挺好的；

《安和桥》：像万晓利就行，我超爱他的；

《斑马，斑马》：我也不懂，差不多就行吧……

聊了不到十分钟，他就走了。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这个胖子不靠谱，这专辑到底行不行啊！就连来录歌的那天，他都能迟到40分钟。不仅迟到还拿着个肘子，逢人就让来一块儿尝尝，还推脱说都怪肘子太火了，害他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他伴奏带听了吗，他没听，还特理直气壮，听那个干嘛，你让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呗。于是，他就光着膀子，一手拿肘子，一手拿啤酒，进了录音棚。每唱完一小节吃一口肘子。后来我和录音师总结了一下，这个人应该创了个纪录——全中国第一个一边吃肘子一边录歌的胖子。

但对胖子的一切疑虑，都在我听完他的歌那一瞬间完全消失了。趴在我家窗台上，我第一次听了他的《安和桥》。当时我最强烈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胖子要火。这首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在广西柳州彷徨时代的生活过往，那些几乎消失的理想故事。歌词的魅力太大了，能写出这些旋律和这样歌词的人太不简单了。他该是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才能写下这样的歌。我听完当场决定，一定得帮宋冬野这个胖子好好弄这张专辑。

宋冬野

我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制作，专辑里其他歌都编好了，就《安和桥》这首歌编不出来。我最喜欢这首歌，尝试过不同编曲思路，但总觉得不对路。后来我决定，必须得亲自去安和桥一趟，看看那里到底什么样。想要感动别人，必须要自己先体验。结果我印象特别深，出地铁站看了一眼，扑面而来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太乏味了。

安和桥跟我在北京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过街天桥，一模一样的高速公路，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该拆的都拆没了，该盖的都盖得一模一样。能写出《安和桥》的北京，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把那些美好回忆伤害成现在这个样子，才能给冬野这么大的触动写出这样的歌。

感谢这操蛋的世界，它也伤害我了，我也会编了。做一个音乐制作人，北京实在是太有东西可编了。

出地铁站待了不到5分钟，我就跟自己说，行了，知道怎么弄了，我在那儿都没走到500米，在路边买了瓶水就回家了。两天之后，这首歌制作完成。

我在这首歌的配乐里加进去了大鼓、手鼓，钢琴，电钢琴，还加了马头琴，让这首歌的承载重量加强。我想这首歌的配器也能让人有一种北京五环的感觉。马头琴和北五环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但是马头琴给人一种沧桑感，它能让人伤心。

不出所料，这张专辑火了。我跟宋冬野也变得特别要好，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应该有这样一个人，为它写音乐。但我跟他说，下次可以继续合作，但你要是再迟到，制作费我要涨10倍。

目标明确的马頔，独立音乐界的“大张伟”

宋冬野火了以后，马頔就来找我了。他主动约我在火锅店见面，也没迟到。上来就管我叫“大师”，他说，大师啊，我听了你给冬野编曲的专辑，你也给我做一张吧。

马頔是我见过的音乐人里，想得最明白的一个人。我管他叫“独立（音乐）界的大张伟”。因为很多音乐人给人感觉都飘忽不定的，整天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但是马頔想得特别清楚。我猜这大概跟他过去在广告公司上班有关。他给我的专辑编曲制作要求都很清楚，目标明确，需求详尽，恨不得能写上300页PPT。

比如他列出的新专辑制作要求，就是我见过最直接也最实际的。上面写着，其中一首歌的创作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胖子（宋冬野）的《董小姐》很火，作为麻油叶（注：民间民谣组织）的领头人，我不能输给胖子。所以我也要写一首特别慢的歌把胖子PK下去，这首歌就是《南山南》。

你看看，这人多厉害。其他音乐人写歌是因为某天感触伤心什么的，人家不是，他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赢。也许就是为了PK，这首歌跟《董小姐》用了一模一样的和声结构。我觉得音乐界真心需要这样的人，有信心，有目标，有执行力，有行动力，也不迟到。

后来我听了《南山南》这首歌，直觉上预感到，这首歌也一定会火，而且它一定会被选秀歌手唱火了。因为大概只有选秀歌手才能理解歌词里那种凄惨的生活故事。更重要的是，大陆的创作人在很长一段时期放弃了歌词的创作，只想写出洗脑的旋律。可是歌词魅力也是很强大的，这些注重歌词的音乐一定会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

为了让这首歌能PK大热的《董小姐》，我也在制作的过程里加了些设计。我让《南山南》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反复重复，主歌被我砍掉了很多，因为我觉得副歌太好听了，一定要让马頔反复唱，让人们记住这个旋律。

我们还在歌里面放了一些彩蛋，比如莫名其妙地插进去时断时续的戏曲唱段，而且它还没间奏，唱完主歌副歌戛然而止。

这其实都是编曲设计。这首歌要想火，绝对不能中庸，必须要有人不理解它甚至质疑它，让人听完专门跑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写间奏，放戏曲是什么意思？这样这首歌就能自带流量，还显得有独特品位，让更多人记住。这就是音乐制作人的工作吧，替音乐人多想一些细节，把他的作品拔高一点。

果然，《南山南》这首歌编完了，马頔专门打电话给我，电话那头特激动地说，我过去觉得我就一个酒吧歌手的水平，现在听完觉得自己实在是牛逼了！大师你说你想喝什么酒？喝什么都行！于是他叫来好几个麻油叶做独立音乐的人，我们一群人就从大中午开始，喝了一瓶又一瓶啤酒。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出名，在一个小酒馆里，全喝醉了。醉醺醺的时候就想，以后要是真能火了就好了。

结果没过多久，这首歌如愿以偿地火了，满大街都在放这首歌，就连我去簋街大排档撸串，背景音乐都是《南山南》。

这件事有时候回忆起来，还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专辑混音的阶段，我特别纠结，马頔有大舌头，我很担心这会影响效果。一开始我还试图纠正他，咱们能不能唱歌的时候港台腔一点，把舌头压一压，别太北京腔了。结果他特固执，坚持说不用改，这歌就这样才好。后来还真火了，他的歌迷还特认马頔的大舌头。所以回想起来，有时候做事，固执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坚持自己往往才能走到终点。

没想到吧，做音乐的人也得分析大数据

做出这些专辑后，我的日子好过一点了。我从通州的合租房搬到了城里住，还买了一辆车。有次开车在三环的高速路上，广播节目正好播到了《安和桥》，就是我编曲的那个版本。我在车里听着这首歌，超级感慨。但我没去感受音乐，不是那种“感慨城市变迁”的高尚反思，我的想法特别纯粹——就我一个破写曲子、破弄歌的，有一天居然也能在北京开自己的车，听自己编的歌。

我想起了最初在广西柳州的日子，那时候不知道未来自己能干什么，对美好生活的定义都是假象的。可今天居然一点点地成真了。

不过这年头赚钱也不容易。我最近开始研究大数据了。这年头互联网真是要命啊，连我这种做音乐的都得学习数据挖掘。我现在接编曲工作，会先看一下这个歌手的数据情况，比如在收听排行榜上的排位。我会研究，什么样的歌收听量高？编曲上什么样的设计导致了高收听的结果？没想到吧，现在一个做音乐的人也得分析大数据。

比如尽管《董小姐》是宋冬野的成名作，但现在《安和桥》的收听和评论数全都超过了《董小姐》，特别是在凌晨0点到1点的区间，《安和桥》的收听率直线上升。我能感觉到，现在听众对于有思考的作品更感兴趣，也更持久。

接下来的日子我想试试电影音乐的工作。之前也尝试过给一些电影配乐，但目前只能接到商业片的制作，比如《何以笙箫默》的电影配乐有一部分就是我做的。我现在还在给明年上映的文艺片《你好，疯子》写主题曲，由SHE的陈嘉桦来唱。

可是给中国的商业大片做配乐和我想做的东西不太一样。国内导演一般会丢过来一堆参考样本，几乎每个人拿着《星球大战》和《指环王》的音乐，要求做得一模一样。但是，我更喜欢的是李安电影里的那些配乐，他是一个非常有音乐品味的导演，音乐和影像非常契合，也很大胆。如果有生之年能跟他那样的导演合作一次，我就知足了。

现在每隔一段时间，我还会回一趟通州，看看之前刚来北京的时候住的那个老房子。特别感慨，那个之前在客厅咿咿呀呀的丁可已经凭借作品入围金马奖和金像奖，移居法国；住卧室的哥们也因为电子音乐做得好去了德国。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们乐队的歌也跟胖子马頔似的，火得一塌糊涂，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偶尔会调侃地安慰自己，到那时候大概会变成一个挺讨厌的人吧，又矫情又浮夸又势利又傲慢，至少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这些故事了吧。

回想起来，在北京做音乐的日子里，最开心的其实是最苦的那段日子。2008年，我们的第一张专辑终于发行了。当时从摩登天空那个还在地下室的办公室出来，我们几个人在北京三环路上走了3站地，一边走一边给家里人打电话，所有人都用家乡话说着我们发专辑啦。那真像一个好莱坞电影的结尾，或是胖子和马頔发专辑前的样子，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还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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