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就是创业 古代农民军是怎么征粮的？

人是铁，饭是钢，李自成一顿不吃心也慌。农民起义军是怎样筹措粮草的呢？除了抢掠官府之外，他们很多时候还要把手伸向自己的同胞。

文/施展杰

首发于<<新周刊>>

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有过一句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但真到了逼急的时候，李自成甚至亲自抢粮，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根据《明史》的官方记载，李自成落败山海关后，流亡到湖北，和大部队分离，只剩下二十骑跟从。他们在九宫山一带游荡，李自成饿得不行，带领随从到村中抢粮食，结果被山民所困，最后闯王弹尽粮绝，自缢而死。一代枭雄为了找点吃的，结果就这么死掉，可见粮食是多么重要。（《明史》的另一种说法是，山民见李自成势单力薄，主动出击，将其打死；野史则说他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了。）

还有人因为分粮食成为起义领袖。西汉末年，荆州地区连年发生严重饥荒，民众逃入山野沼泽，挖掘荸荠为食。饥民多、粮食少，这就发生了纷争，新市人王匡、王凤分配食物公正合理，排忧解难，深得饥民拥戴，被推举为首领，率众起义。这支队伍就是著名的绿林军，是绿林好汉的原型。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农民起义军也得吃饭，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筹措粮草的呢？

老农众筹创业，启动起义资金。

当下互联网创业火热，到处在讲众筹、IPO，事实上古代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就想到了互联网思维。典型的是南宋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还有另一个身份——摩尼教长老，摩尼教即《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

在古代，广大农民靠天吃饭，没有医保，生活艰难，钟相利用宗教信仰将家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互助”群体。在钟相的统筹安排下，信徒们各自拿出部分钱财作为“互助金”上交，用于互助共济，确保农业生产及时进行。这片实验田“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周边群众纷纷加入，膜拜钟相，称他为“钟老爷”、“天大圣”。到公元1120年前后，他的信徒已遍布洞庭湖沿岸各州县，正式揭竿起义。

在和官府的战斗中，钟相本人遇害，接任的杨幺仿照“军屯”制度，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政策，起义军将士平时在土地上耕种劳作，战时则退入洞庭湖水域，进行水上作战。由于后勤有保障，起义军又擅长水战，南宋政府一直没能收服杨么，直到民族英雄岳飞挂帅上阵，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

在农民起义里，更加有名的众筹模式是太平天国的“圣库”，据说库里藏着金山银海，曾国藩攻破天京后，掘地三尺都没能挖到这笔钱财。

人们大概不知道，这种制度起初是为了营救蹲牢房的会员。在早期传教阶段，“拜上帝会”的二号人物冯云山，被乡绅以“谋逆”罪告发到官府，另一领袖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征收“科炭”。所谓“科炭”，即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作为常备的公共基金，应对意外事件。

“拜上帝会”的大部分信徒是烧炭工，大伙积攒力量终于筹到一笔钱，疏通官府，救出了冯云山。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的成员王为政、吉能胜被官府抓走，萧朝贵再次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

随着组织的壮大，各种开销也增多，“科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营救被抓的“拜上帝会”成员要钱，刊印宣传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制造、购买自卫武器要钱，防灾备荒、治疗疫病都要钱。但是仅凭几个烧炭工捐助，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拜上帝会”的事业发展主要靠有钱的VIP会员。

现在一提起农民起义，想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老佃农，实际上也有出身富户的革命领袖。韦昌辉在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和几家店铺，另一头领石达开，史书上说他“侠义好施”，实际就是黑道背景，很有势力。还有胡以晃，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却是“拜上帝会”早期重要头目，他拥有的田地连跨三县，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在金田起义之前，“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都来自富裕会众。

1849年年底，石达开率广西贵县“拜上帝会”成员与当地团练大规模械斗，石氏宗族的石福隆、石贤隆倾尽家中存粮支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当地另一大户黄玉绣在石达开的劝说下，进行风险投资，给予财物支持，终于使得“拜上帝会”立威称霸。1850年2月，胡以晃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这个提议正好契合了“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理想。

洪秀全把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财政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将财产尽数捐献。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确保了两年后金田起义所需的大量物资。

劫官府、掠富户，连太监都不放过。

大多数人印象里，农民军的形象是公正廉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大部分起义军队脱离生产，类似钟相起义、太平天国这种自我生产模式是极其罕见的，起义军为了解决后勤问题，往往采取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抢富户。此中高手是唐末起义领袖黄巢，他的足迹遍布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数省市，部队来回大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抢遍了半个中国。

黄巢军流动作战当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四处流动的原因很简单：装备太差，明显干不过正规化的官军。流动作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打粮”，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

黄巢的作战模式千篇一律：集中兵力攻下一座城市，然后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官军压境后，撤到山林荒野。黄巢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跑路和抢粮上，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很少固守一地，久而久之有了经验，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运动战的专家。

到了后期，黄巢实力增强，注意自身形象，打下长安后宣传：“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刚开始时义军看到穷人，还施舍财物，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农民军通过先前的抢掠已经变得极为富有了，几天之后，起义军花完钱财，故态复萌。当时黄巢忙于登基，而许多部下迟迟得不到封赏，于是义军将士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各出大掠，杀人满街”。

这些过去的受压迫者尤其憎恨唐朝官吏，“得者皆杀之”，义军还疯狂抢掠豪族财产，美其名曰“淘物”，并勒令富室之人不准穿鞋，一律赤足行走。起义军攻长安时，诗人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耳闻目见都城惨象，写下《秦妇吟》：“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然而长安还不是破坏最大的城市，最严重的暴行发生在广州。由于北方的官军势力强大，黄巢曾一度转战到唐王朝统治薄弱的南方地区，乾符六年（879）9月，起义军攻克广州。这伙山东农民军到达广州的港口后，顿时惊呆了。这里车水马龙，繁华富庶，而且有着多彩的外夷文化，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众多。

黄巢连番血战，粮草早已殆尽，见此景象，开始一番新的抢掠。军队见人就杀，看到值钱的就抢来，把船上的货物全部收缴，不值钱的便一把火烧掉。一时间尸体堆积如山，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广州屠城事件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是没有的，只有在外邦人写的史书里记了下来。根据阿拉伯的苏莱曼所作《中国印度见闻录》，估计有十二万外国商人被杀，其中包括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

自黄巢之后，明末农民军的抢掠手段到达一个新的高峰。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在早期作战也是学习黄巢，每过一地，钱、粮、人口一并掠走，经常号称几十万大军，实际上就是几十万被裹挟的百姓而已。

到了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他仿照明朝六部，设立了兵、户、刑、礼、吏、工“六政府”，但在史书中，根本查不到李闯政权的财政记录，只有各种抢。

“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

“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筹措财货，将府库、皇宫、宗室、勋亲的财产，全部抄收，连太监的家当都没放过，《明季北略》称：“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

李自成还史无前例地设立了专门的追缴机构，而且一建就是两个。大顺政权在“户政府”下设立“摧饷司”，专管其事；“刑政府”下又有“此饷镇抚司”，配合以刑事打击。大将刘宗敏制作了5000具夹棍作为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得饷银超过7000万两，相当于明朝正常岁入的5倍。

普通民众忍受不了劫掠，农民起义反抗农民起义。

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起义军多是劫富济贫的形象，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一度被捧得很高的水泊梁山义军，会发现，抢掠普通百姓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打破大名府中有这么一段：“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显然，在传安民命令之前，梁山大小好汉已经屠了半个大名府。其实，每攻破一地宋江哥哥都会下达类似命令，如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这个“急急”与大名府的“急”交相辉映，看来梁山好汉可不如宋公明吹嘘的那么仁义。

如果说《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那可以再看看太平天国。太平军前期只是打劫官府，到1860年时，劫掠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太平军“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由于太平天国政权征税过重，导致了部分地区反叛，出现了农民军反抗农民军的奇观。

咸丰四年（1854）2月，太平军攻克安徽徽州，在黟县征粮，赋税沉重，引发当地乡民的激烈反抗。百姓持鸟枪杀死太平天国官吏数人，最终太平军发兵弹压，把抵抗的乡民悉数烧死。（见佚名《徽难全志》）

咸丰十一年（1861）12月，江苏无锡安镇东市四图庄乡民聚众抗租，民众均以青布扎头为标志，发动骚乱。在太平军主将黄和锦的镇压下，乡民被迫接受“乡官调停，一律还租”的条件。（见佚名《平贼纪略》）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包村起义，太平军进入江南后横征暴敛，平民包立身起事，组织“东安义军”，对抗天京政权。从咸丰十一年11月到同治元年（1862）3月，洪秀全先后派出数万将士攻打包村，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联合，率十余万太平军围困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还”。

这场战斗异常激烈，从店口至高湖连营六十余里，历时9个月、死伤数万人，太平军中甚至流传有“甘弃南京而破包村”的口号，忠王李秀成之子便是死于此役。最终，包村被攻破，被屠上万人。

教科书把这些反抗力量称为地方团练、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但东安义军不同于当时的 “奉札办团”，不具有团练性质。包立身和太平天国作对，却也没有投靠朝廷。在包村起义的檄文中，包立身宣誓起义之宗旨在于“救蒸民于水火”，保卫乡里秩序，并没有表达对满清皇帝的忠诚。

相比太平天国几个领袖，起义领袖包立身还是彻头彻尾的农民，在时人的笔记、书信中，多有包立身“世业农”、“农家子”、“本村甿”、“家世力农”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