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一直在进步，病毒对人类的侵扰却还在继续。还记得2003年的那场非典病毒吗？那是中国人的噩梦。
在那时，一位多年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干部感叹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是谁？
为什么会被人在这样的生死时刻被人提起？
既如此重要，他又为何默默无名？
改业学医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汤家是当地的旺族，只可惜到了汤飞凡出生时已经没落了，汤父不得不设馆教书维持家中生计。
汤飞凡12岁进入长沙城南小学堂读书。毕业后，他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
1914湘雅医学院成立，从小目睹着家乡父老贫病交迫的汤飞凡毅然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七年寒窗，当年招收的30名学生，在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一名是内科名宿张孝骞，另一个就是汤飞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
“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弃美回国
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弗大学深造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
三年转瞬即逝，导师极力挽留汤飞凡，希望他留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都促使着汤飞凡留在美国。
然而，一封由中国寄出的信，改变了他的决定。
信的寄出者是颜福庆，汤飞凡曾今的老师。在信中，颜福庆列出了中国人自己办医学院的困难，讲述了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医学现状以及对学生的殷切希望。
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当即决定归国。
扬名日本
刚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复日本人野口英世有关于沙眼的实验。
沙眼放在今天在已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可是在当时，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有沙眼，中国的沙眼患病率更是达到了55%。
野口英世曾宣布，发现了沙眼病原体——颗粒杆菌。而汤飞凡对这一结论深表怀疑。
汤飞凡选出了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按照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再用分离出的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然而7个月后，实验结果表明野口的结论是错误的。
消息一出，一下子就激怒了以此为傲的日本人，汤飞凡更是因此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然而，他并未理会各种流言，而是花费三年潜心研究，最终证明自己实验的正确性。
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在国际上获得极大的认同，也使日本人闭上了自己的嘴巴，成为了让日本人打心底佩服的中国人。
野口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1979年渡边淳一的《遥远的落日》一书出版，野口再次被日本人给予极高的尊重。
前线救亡
以汤飞凡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民族危机来临之时，汤飞凡放下了手中的科研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但又与他人不同，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责。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则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离火线只有几百米的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
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面对夫人的担心，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安慰道：
”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疫苗研究
上海沦陷后，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汤飞凡决定前往英国继续工作。
而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战争期间瘟疫猖獗，重建中央防疫处是当务之急而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再次将汤飞凡留在了中国。
短短几年间，中央防疫处便在汤飞凡的带领下研制出挽救无数国人姓名的国产青霉素、解决流行天花的牛痘苗、狂犬疫苗、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
汤飞凡成为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而世界也因此得知了中国有个中央防疫处NEPB。
发现病原体
1954年，一切重归于平静，汤飞凡也终于可以再次拾起分离沙眼病原体的研究。
整整一年，汤飞凡和助手在门诊工作，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同时用恒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动物模型。
但在这一年里，同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一样，没有一次的分离是成功的。汤飞凡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而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但因为有了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汤飞凡为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病毒的准确性，他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中。汤飞凡冒着失明的危险，坚持在40天内不做治疗，眼睛红肿却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汤飞凡的发现，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英国著名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受辱身亡
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汤飞凡就是一面大白旗。9月28、29日召开的全体党团员大会上，汤飞凡被要求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
第一天，汤飞凡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
第二天，他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更为无中生有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1958年9月30日晨，已经万念俱灰的汤飞凡自尽。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荣誉被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就像似乎汤飞凡这个人从未存在过一样。
张晓楼不仅仅盗取了汤飞凡应得的荣誉，更是在写论文时，将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盗取了他的研究成果。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张晓楼代替汤飞凡领奖，但却在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自此，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
终得正名
张晓楼的种种做法终于引起了公愤。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事件真相，政协委员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就连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
▲汤飞凡一家
可就是这样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汤飞凡的夫人再也无法忍受自己丈夫的结果被这样一个小人盗取，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汤飞凡就此正名。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将它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里面就包括了汤飞凡。
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汤飞凡与野口英世，都为微生物学、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野口英世成为了日本的国宝，他纽约的墓地成为日本人的旅游胜地，他的头像被印在了国家的钞票上。
讽刺的是，汤飞凡却在被遗忘，中国知道他的人已寥寥无几。
我们总在寻觅英雄，却不知最应该被铭记的英雄已被我们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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