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上的半山庐，真的是蒋介石旧居吗？

1930年前后，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新校址开展大规模的新校舍建设之时，曾经在珞珈山的北山坡上先后修建过三座小型附属建筑——珞珈石屋、听松庐、半山庐。这三座建筑不仅风格各异，而且也分别见证过各种各样的颇有意味的校园往事。

但可惜的是，听松庐与珞珈石屋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半山庐至今犹在。不仅如此，有些武大师生校友在撰写回忆或宣传文章时，常常会将这三者弄混淆。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三栋老房子各自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藉以全面澄清关于它们的种种误传。

珞珈石屋、听松庐与半山庐

文 | 刘文祥 吴骁

珞珈石屋——从建筑工程处到“任李二公祠”

1929年初，国立武汉大学最终确定在武昌郊外、东湖之滨的落驾山（后改为珞珈山）－狮子山一带建设新校舍，学校邀请的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要求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提供珞珈山一带的详细地形图，随后，时任代理校长刘树杞便前往汉口邀请他的留美老同学、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系毕业的缪恩钊来校，聘其为建筑设备委员会监造工程师，并且首先要求他负责尽快把珞珈山地形图测量出来，以便进行建筑设计。缪恩钊随即邀请沈中清做他的助手，还另外请了姜福德等4名测工，并从湖北省建设厅借了测量仪器。

1929年3月18日，沈中清和4名测工携带着全部测量仪器和设备，从武昌城内步行至珞珈山新校址，租借了一位广东商人刘燕石在珞珈山北的一处私人庄园居住和工作。据沈中清回忆，“那时落驾山上树藤杂草一片原野，五里之内没有人烟，山上野鸡野兔常有遇见。有时刘公打一只野鸡给我们加餐。晚上我们用煤油灯照明做内业”。

在监造工程师缪恩钊的领导下，沈中清等人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在当年8月完成了全部测量工作（注1）。　

1929年建成的珞珈石屋

1929年7月，沈中清等人在测量珞珈山地形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在山上“就地捡集的乱石”，开始修筑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办公室。这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建筑面积192平方米，造价0.58万元，由缪恩钊、沈中清设计，“前廊阳台用乱石砌筑四根柱子，盖青布瓦屋面，外观造型古色古香”，“地板门窗装修均用杉木料，做古铜色油漆”。后来，校长王世杰将这座小房子命名为“珞珈石屋”——顾名思义，就是用珞珈山上的石头砌成的小屋。整个建筑因系就地取材，故而呈现出珞珈山当地石材所特有的黄褐色，外立面亦朴实无华，别具自然纯朴的郊野气息，屋旁还配以庭院花木，亦扶疏有致。

珞珈石屋于1929年10月竣工，11月，建委会工程处进驻办公。在其修建之前，珞珈山上的建筑仅有西南山坡的彤云阁与北山坡的刘氏庄园，因此，珞珈石屋也是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建造的第一座建筑。虽然只是一层平房，但因其所处地势较高，“坐落在珞珈山北麓半山腰，面对狮子山建筑中心，用望远镜远眺施工现场的一切活动一目瞭然，真是理想的监督岗”。(注2)

1931年底，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全面竣工。1932年春，全校师生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迁入珞珈山新校舍。由于当时学生人数不多，狮子山上的学生宿舍还有不少富余房间，学校便暂时将部分房间用作行政办公用房及单身教职员宿舍，工程处也从珞珈石屋搬到学生宿舍办公。随后，学校便将珞珈石屋这个刚刚空出来的“工程处旧址”，安排给时任史学系主任李剑农与经济系主任任凯南两位教授居住，他们均是只身从湖南老家来到武大任教，未带任何家属。

据时任法学院院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先生回忆，当时，任凯南住西边，李剑农住东边，前房作书房，后房作卧室，共请了一个厨师做饭。两位教授十分勤奋，除授课外，几乎整天都在屋里看书写作，石屋安静得像一座庙。于是，他们的湖南老乡与留英同学、外文系女教授袁昌英便开玩笑地将“珞珈石屋”称为“任李二公祠”，后来，这个名字居然慢慢地传开了，成为“珞珈石屋”的绰号。（注3）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夏道平校友，不仅将这两位时年50岁上下的教授尊称为“石屋二老”，甚至还曾经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充满崇敬地一路尾随这“二老”从珞珈山下慢慢地走回山上的石屋。（注4）

“石屋二老”——李剑农（左）、任凯南（右）

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珞珈石屋”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一座三层楼的招待所（后来又改作研究生院办公楼），于是，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建造的第一栋房子，就此销声匿迹，唯有石屋门前下山的一段老石阶遗留了下来，还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早已不复存在的老房子当年的沧桑往事。

听松庐——从“建筑设备委员会会所”、“招待室”到蒋介石寓所

前文所述曾经在珞珈山上为沈中清等人提供住所的广东商人刘燕石，早在民国初年，便已在这一带买下了不少山地。国立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之后，他对武大的新校舍建设非常支持，当他在珞珈山一带所持有的300多亩土地均被圈入武大校址范围之后，他不仅比较迅速地与武大校方一起办妥了这些土地的征购手续，还多次以“中人”的身份，积极帮助武大办理与校址内其他一些地主之间的购地手续（注5）。

刘燕石在珞珈山北坡的那座庄园中，原有一片面积约15亩的松树林。武汉大学买下这块土地后，便在这片松林中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洋楼，也正是因其隐藏在松涛的怀抱之中，故得“听松庐”之雅名。听松庐由缪恩钊、沈中清设计，胡道生合记营造厂承建，1930年4月开工，9月竣工，建筑面积360平方米，造价1.44万元，是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全面开工之后，学校在珞珈山上建成的第一栋建筑（注6）。　

1930年建成的听松庐

听松庐体量虽小，但具体用途却不少。1932年刊行的《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册》的插图中将其称为“建筑委员会办公室”（注释7）。1933和1934年度的两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的插图则称之为“建筑设备委员会会所（一名听松庐）”。另一方面，从1932年起，学校连续五年刊印的校园地图上，均将听松庐标注为“招待室”（注释8）。此外，据皮公亮校友回忆，当时的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曾短期来武大工作，他一家人（妻子和女儿）三口就住在这里”，而“武大例行的校务委员会每次也是在这里召开”（注释9）。

作为学校的招待所，听松庐在20世纪30年代不知接待过多少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贵客。如在1932年底，著名学者胡适来到武汉大学访问期间，就曾在听松庐下榻数日。12月1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独宿招待所；此屋孤立山上，颇感寂寞。就点烛写明日讲稿，到一点始睡（注释10）。”再如皮公亮校友回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行营，陈诚是当时的负责人，他经常来武大，每次来，校方都在这里接待”（注释11）　

1932年底，胡适访问武汉大学期间在听松庐前与部分教职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胡适

抗战爆发后，国立武汉大学于1938年春西迁四川乐山，而学校迁走后逐步腾出来的珞珈山校舍，也被国民政府大量借用，成为各种抗战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中，听松庐就曾数度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珞珈山的居所。1938年5月14日，陈诚在珞珈山给他的夫人谭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蒋介石刚刚与薛岳一同奔赴前线，宋美龄的侍从则将她的行李运往庐山，在信的结尾，陈诚又补上了两行小字：“此次回汉均住平阅路，今午来珞珈山招待所，因先生、夫人已不要此屋也。”（注释12）也就是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之前就是住在珞珈山招待所（即听松庐）的，在他们分别离开之后，“已不要此屋也”，陈诚才得以从武昌城内的平阅路搬到珞珈山上的听松庐居住。不过，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和宋美龄又重新住回了听松庐。

当年10月上旬，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听松庐——“十月一日上午，往珞珈山听松庐憩息，下午，登山眺望，傍晚，散步东湖湖滨，晚宿听松庐……二日午，游养云山野餐毕，回听松庐……八日晚，往珞珈山听松庐宿，静坐观月”。（注释13）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固然无法得知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在听松庐居住的具体起止时间，但至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当年的5月和10月，蒋宋夫妇确实曾经在听松庐居住过一段时间，这是确信无疑的。

1938年10月12日，因武汉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立武汉大学前任校长王世杰在离汉赴渝的前一天，曾专门从汉口渡江前往由他一手建成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住宿一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宿珞珈山前山招待所，侄德芳及武大留驻学校之庶务余君同在招待所中度宿。晚间偕往湖畔山坡，观月出，幽寂之至。”（注释14）珞珈山上的听松庐，就这样陪伴着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度过了其一生中在武大的最后一夜。

令人遗憾的是，在武汉沦陷期间，曾经迎来过众多风云人物的听松庐，不知何故，竟然被侵华日军所拆毁。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大学在听松庐旧址附近修建了一座名为“珞珈山庄”的学术交流中心和招待所，而当年曾显赫一时的听松庐，如今已找不到任何痕迹，只有其旧址附近的几棵一直存活至今的古老松树，依然是其风云往事的历史见证者。

半山庐——从单身教员宿舍到招待所

在珞珈石屋东面的听松庐落成数年后，其西侧又建起了另外一座欧式风格的小洋楼——半山庐。与珞珈石屋和听松庐一样，半山庐仍然由缪恩钊、沈中清设计，胡道生合记营造厂承建，1932年开工，1933年竣工，建筑面积507平方米，造价2.03万元，（注释15）为学校单身教员宿舍，因其地处珞珈山的半山腰而得名。

半山庐的主体部分平面呈“山”字型，高约7米，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缀而成，屋顶四角均采用平角飞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整栋楼用色简拙，皆青砖墨瓦，外观朴素简洁，四周花木点缀，与珞珈山的苍秀山势混为一体。

因为是单身教员宿舍，其内部的建筑布局设计为一个个单独的房间，并配有会客室、储藏室、厨房、卫生间等公共设施。每间宿舍内都配有壁炉，颇有几分“英伦范”。不过，由于没有独立的厨卫与储物空间，其住宿条件相对于珞珈山东南坡上“第一教职员住宅区”的20多栋教授别墅（最初修建了18栋，后来又增建了4栋，但仍然继续沿袭“一区十八栋”之俗称）而言，自然是要简陋得多。　

1933年建成的半山庐

半山庐位置良好，环境幽雅，视野开阔，风景绝佳。1935年下半年曾在这里居住过一个学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缪培基，后来曾如此回忆半山庐及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风景：

这是一幢两层洋楼，专供单身教授住居的宿舍，踞山腰，深隐松林中，蝉唱虫吟，萤光点点，饶有诗意。我与陈恭禄教授住楼上，郭斌佳教授住楼下，另有其他二位教授。每日三餐同席用膳。汉口市长吴国桢常来访斌佳谈天，得与相识。半山庐面对图书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学生宿舍。工学院正在施工。兼采宫殿式与西洋式之长的建筑，典雅堂皇。蓝色琉璃瓦掩盖浅黄色的高墙，在晴空一碧下显得和谐悦目。东湖在侧，微波荡漾，水色山光益增艳丽。每当黑夜岑寂，湖面一平如镜，反映高悬的明月，闪烁的繁星，漫步沙滩，有如置身仙境，忘却世事的烦嚣。（注16）

缪培基在上文中两次提到的那位郭斌佳教授，当时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任教，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史学会会员，因其外表英俊而颇受珞珈山上的广大女性青睐。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杨端六、袁昌英教授夫妇之女杨静远，在半个多世纪过后，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描述这位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单身教授：“他庄静寡言矜持，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论长相，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俊美的中国男子。二十八岁，风度翩翩，博士、教授、未婚，他的到来，在武大群芳中引起的无声轰动，可以想见。不知是否择偶眼光太高，尽管许多热心朋友为他张罗，他都一直保持单身……”（注17）

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曾委托郭斌佳教授主持搜集战时史料（注18）。后来，他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并在1943年11月随蒋介石一同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在中国代表团内负责“政治”与“国际要闻”工作（注19）。抗战胜利前夕，郭斌佳还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成立后担任安理会事务部第一司司长（注20）。“直到四十多岁，他才和过去的美国女教师结婚，定居纽约”（注21）。　

曾在半山庐居住过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教授郭斌佳

——“我所见过的最俊美的中国男子”（武大子弟、校友杨静远语）

抗战胜利后，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此时的半山庐，依然是单身教授们的聚集地。后来被誉为武大“哈佛三剑客”的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教授，以及谭崇台、刘绪贻、余长河、周新民、万卓恒、庆善骙等多位教授，当时均曾在半山庐居住过。

新中国成立后，半山庐曾作为学校招待所使用，后来又改为校医院的住院部。1983年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之时，学校又将半山庐改回为招待所。2000年新武汉大学合并组建后，半山庐成为学校人事部的办公处。2006年，人事部迁出，武汉大学校友总会、董事会与教育发展基金会进驻半山庐合署办公（注22）。2014年，上述几家单位搬出半山庐，学校又对这栋已有8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进行了修缮。据说，半山庐修缮完毕后，又将作为招待所使用，但也有人提议可将其辟为武汉大学抗战纪念馆。

“石屋”与二“庐”之辨

通过上文中的全面介绍，我们可以得知，珞珈石屋、听松庐与半山庐，是武汉大学1929－1933年间在珞珈山北山坡先后建成的三座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同处珞珈山上，但名称不同，建筑规模与风格各异，也各有各的过客与故事。在1933和1934年度的两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的插图中，就同时刊登了这三座建筑的照片，其名称分别为“珞珈石屋”、“建筑设备委员会会所（一名听松庐）”和“教员公共宿舍”。而在1934年刊印的“国立武汉大学校舍设计平面总图”上，这三栋房子则分别被标注为“珞珈石屋（工程处旧址）”、“听松庐（招待室）”与“单身教员宿舍”，其中，珞珈石屋在平面图上呈长方形，听松庐为“L”形，半山庐则近似一个“山”字形；此外，珞珈石屋与听松庐之间的一条小路，还被命名为“小松径”（注23）。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三座建筑相隔过近，再加上听松庐和珞珈石屋被拆除的时间又比较早，于是，它们便很容易被一些武大师生校友乃至校史研究者弄混淆，结果就令人遗憾地生出了不少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　

珞珈石屋、听松庐与半山庐在珞珈山上的位置示意图（1934年）

比如说前文曾提到的武大校友夏道平，他在1972年的《石屋二老》一文中，开篇便如此写道：

战前在珞珈山住过的校友们，大概都知道“半山庐”，没有听说过“石屋”。石屋是我为写这篇东西特给半山庐取的一个外号（其实应该说是“本”名）。因为我觉得：石屋的“石”和我所写的两位主人公有些相同的属性。半山庐不过是表明这个建筑物的位置而已。

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校友们一望这个题目该会马上想到两位教授：任凯南（戆忱）和李剑农老师。因为珞珈山的许多建筑中只有这一座石屋；这座石屋，在战前也只住过这单身的二老……

听松庐这个名称很幽雅，但它的风格不像石屋那样纯然古朴（注24）。

由上可见，夏道平校友是知道珞珈石屋与听松庐是两座不同的建筑的，但他却并不知道同时期其他校友们“大概都知道”的“半山庐”，其实是珞珈石屋这座小平房西边的另外一栋二层的小洋楼，而“石屋”也不可能是砖木结构的半山庐的“外号”和“‘本’名”。

再如1993年出版的《漫话武大》一书，在其所收录的《蒋团长训话》一文中，又将听松庐与半山庐混为一谈——

在珞珈山的北坡，有一栋精致的小洋楼，因它位于珞珈山的半山腰，因此被称为“半山庐”。后来有人认为“半山庐”之名不雅，乃提议改其名为“听松庐”，由于该楼周围松林密布，风入叶动，涛声澎湃，确实是听松的好地方，于是书有“听松庐”三字的匾额挂在该楼门上。

听松庐建于30年代，是校内最早的贵宾招待所，也是校内名气最大的小建筑物，现在仍是学校的招待所。

听松庐建成后一直是宾客盈门，接待过不少贵宾，但它最“风光”的时间则是1938年。1938年夏，抗战的炮火已逼近武汉，武大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珞珈山已是人去楼空。蒋介石看中了珞珈山，便在武汉大学内开办了一个专门培训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官培训团，并亲自兼任团长，“团长官邸”就设在听松庐，听松庐一时成为武汉三镇乃至全国的中心（注25）。

事实上，听松庐与半山庐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珞珈山北坡上同时并存的两座建筑，在这样的前提下，总不可能会有人提议将某栋建筑的名称改成另一栋建筑的名字吧？该文的作者其实并不了解武大历史上的“听松庐”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房子，在将其与半山庐误认为是同一处建筑之后，眼前看到的固然是“现在仍是学校的招待所”的半山庐，但其所具体描述的“由于该楼周围松林密布，风入叶动，涛声澎湃，确实是听松的好地方”、“校内最早的贵宾招待所”等基本信息，实际上指的却是早已在珞珈山上消失了数十年的听松庐。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犯下了将听松庐与半山庐相混同的这样一个前提性错误，再加上确有一些武大老校友知道蒋介石当年的“团长官邸”就设在听松庐，于是，蒋介石曾在半山庐居住过的说法，也由此产生并慢慢地流传开来了。

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不合常理。在当时，全武大住宿条件最好的住宅，便是珞珈山北坡上作为学校招待所的听松庐，以及位于珞珈山东南坡上的20多栋教授别墅（即前文所述“一区十八栋”）了，而相比之下，作为“教员公共宿舍”的半山庐，住宿条件就要逊色得多了。1938年春，随着原本居住在“十八栋”的武大教授们开始随校西迁，逐渐腾出房屋，周恩来、黄琪翔、康泽、郭沫若、万耀煌等军政要员纷纷入住条件优裕的“十八栋”，而以蒋介石的身份地位以及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生活品质，却要屈驾于一栋比蒋的下属们的住宿条件简陋得多、甚至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武大单身教员公共宿舍，这实在是有些说不通。

相比之下，通常被学校用于接待贵宾的听松庐，不仅住宿条件并不亚于“十八栋”的教授别墅，而且与互相紧邻的“十八栋”别墅群大为不同的是，听松庐孤立山上，颇感寂寞”（胡适语），其周边除了一片松林外，并无其他任何临近建筑，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周边环境，非常便于隔离与保卫，自然就比“十八栋”更加适合充当蒋介石的官邸。此外，与偏居一隅的“十八栋”相比，听松庐紧邻校园中心地带，对于当时身兼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团长，经常要前往大操场、礼堂、体育馆等处亲训参训军官的蒋介石来说，住在听松庐显然要比住在“十八栋”拥有更多工作上的便利。

当然，前文中早已充分举证，陈诚在1938年5月14日的一封家书中曾明确提到蒋介石、宋美龄曾在珞珈山招待所（听松庐）居住过，而蒋介石在1938年10月上旬的日记中更是四次提到他在“听松庐”住宿或休息，却从未提及听松庐附近的“半山庐”，由此，我们可以确证，所谓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曾经在半山庐居住的说法，完全与史实不符，理应尽早予以纠正，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对于半山庐这样一座已经拥有80多年历史、并且早在2001年便已入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汉大学早期校园建筑，我们当然应该视为珍宝，妥善保护，但若是继续将其作为“蒋介石旧居”来进行宣传，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此外，对于珞珈石屋与听松庐这两座早已不复存在的校园建筑，我们也不应将其慢慢淡忘，而是要充分发掘其历史印记与文化内涵，就像讲述至今依然存在的半山庐背后的故事一样，将这两座已经作古的老房子的沧桑往事也不断地传述给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

注1：以上内容参见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5－6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注2：以上内容参见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12页，第14页。

注3：参见皮公亮：《珞珈山上的第一栋房子——其人其事》，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2007年第1辑，第65－69页；皮公亮：《珞珈石屋与任李二公祠》，《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1期，第29－31页。

注4、参见夏道平：《石屋二老》，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珞珈》第36期（1972年10月1日），第1－4页。

注5：相关研究可参阅刘文祥：《珞珈山：一座现代中国大学校园的营建（1928－1937）》，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0页；刘文祥：《抗战前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选址征地考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14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页。

注6：以上内容主要参见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12页，第15页。

注7：参见《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册》，1932年，第122页。

注8：以上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一～廿五年度），1932－1936年。

注9：参见皮公亮：《鲜为人知的“听松庐”》，《武大校友通讯》（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355页。

注10：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一），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原书无页码。

注11：皮公亮：《鲜为人知的“听松庐”》，《武大校友通讯》（2015年），第355页。

注12：参见陈诚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台湾“国史馆”2006年版，第453－454页。

注13：参见黄自进、潘光哲编辑：《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台湾“国史馆”、世界大同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09页。

注14：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90年，第400页。

注15：以上内容主要参见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13页。

注16：缪培基：《王世杰武汉大学与我》，《珞珈》第88期（1986年7月1日），第6－7页。

注17：杨静远：《一个小女孩眼中的战前珞珈山》，台北市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编印：《珞珈》第117期（1993年10月1日），第51页。

注18：参见《国立武汉大学1938年请郭佳斌主持收集战时史料便函及事务人员值勤表》，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8，分类号L7，案卷号88；《沿革概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六、七年度合刊）》，1939年，第17页。

注19：参见梁敬錞：《开罗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2－87页。

注20：参见庞森：《走进联合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注21：杨静远：《一个小女孩眼中的战前珞珈山》，《珞珈》第117期（1993年10月1日），第51页。

注22：以上内容参见刘以刚：《漫谈武大半山庐》，《武大校友通讯》2009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179页。

注23：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二年度）》，1933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三年度）》，1934年。

注24：夏道平：《石屋二老》，《珞珈》第36期（1972年10月1日），第1页。

注25：《蒋团长训话》，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编辑整理:沈平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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