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湖南省文物局特邀文物考古、民族、民俗、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召开了苗文摩崖石刻群专题论证会。专家一致认为，石刻文字内涵丰富，有的成篇成章，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认定为苗文。这些苗文与当时生活在当地的苗族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联系紧密，甚至可以在传世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
评审论证会专家组由6名来自省文物局、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组成。论证会上，专家组认真审阅了考古勘探、发掘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了统一的专家意见。专家认为，城步苗文摩崖石刻分布集中，数量多达200多处，保存完整，是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的珍贵文化遗产。
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古苗文惊现邵阳
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仙鹅村，这里地势险峻山高林密，最高处是观音山，东面山脚有一条叫陡冲头的山坳刻有奇特文字和符号的“天书”石刻群就在这个山坳之中。
据《苗族简史》一书介绍：在苗族史歌和民间传说中，都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但后来失传了。现在初步发现的石刻总共有8块左右。位于山坳西面较高处的一块面积最大，刻字的一面很平整，约3.6平方米，石上的字迹十分清楚，而其它石块上的字已经被部分腐蚀。
史载城步曾有过“苗文”
据湘西苗族古歌《在中球水乡》和岳麓书社出版的《城步苗款》以及清代民国的文献记载，苗族确实有自己的文字。“苗文”最早在城步横岭一带使用，到了清乾隆年间，就已经在城步流传使用。
清代末期陆云士所著的《峒溪纤志·志余》中保留了“苗书二章”，留有城步苗文资料。陆云士说：“苗人有书，非鼎钟，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录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印证了城步确有苗文，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广泛在苗族聚居区使用。
古苗文如何失传的？
城步苗族自治县陡冲头古苗文摩崖石刻群是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唯一苗文遗址，此次苗文身份的确立定位，有助于苗族文化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专家有望从陡冲头古苗文摩崖石刻群中解开苗族古文明的记忆密码。（来源：邵阳新闻网）
苗文的历史和传说
清朝《洞溪纤志》中说：“苗人有书，非鼎种，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
关于苗文失传，贵州、湖南各有说法。
贵州说法。苗族先民向西南突围时，族老忘记将苗书带上，叫大儿媳回去取，大儿媳取书时听到有婴儿啼哭，跑去抱出婴儿而忘记拿书，苗文因此失传。
湖南湘西吕洞山说法。苗族先民向西南突围时本身没带什么东西，以及有文化的老年人跑得慢被杀，加之路上几经包围几经突围，特别是洞庭湖之战，苗书遗失殆尽；到新居住地后又忙于打仗、忙于开荒，而无暇学文解字，苗文失传。
老苗文失传后，古代的苗族人又在各地创造了其他的老苗文。
苗文的记载
板塘苗文
石板塘的手抄苗歌苗文本
清末，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即“板塘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
古丈苗文
古丈苗文，见于清光绪丁未年所修《古丈坪厅志》卷九上，其造字方法与板塘苗文基本相同，只不过“随意取形”更为明显。
苗语速写符号
石启贵手稿
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语音为基础，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称"红苗语课本")，对学生讲授。
老寨苗文
苗族艺人石成鉴在创作
老寨苗文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由花垣县麻栗场乡老寨村的苗族艺人石成鉴创制的，用于记录茁歌和写作苗剧。这种苗文的创制思路，既有与板塘苗文和古丈苗文相同的一面，又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其相同的一面是老寨苗文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利用汉字的形、音、意对汉字进行拆组而成。
雷公山苗文
20世纪30年代，苗族聚居区中心地带的贵州雷公山发现的这一块残碑，被称为“苗文碑”。现存贵州省博物馆。其字形类似隶体汉字，经与汉字体系的诸种文字比较，均不可识。
雷公坪，是在雷公山的北向，距雷公山路程有20公里，直径10余公里。这里，海拔1850公尺，大坪子面积有400余亩，所以说是苗岭群山中惟有的一个高海拔的高山大坪地。这里四面环山，古木幽深，四季茂密，山花烂漫，乌语虫鸣蛙声不绝于耳。由于是环山中的高山盆地，周围的高山挡了狂风，因而盆地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象万千，时晴时雨，时而雾漫，时而碧空清幽，多好的一幅自然画图。
大坪子东北面的地方，古遗迹址清晰显见，一个坪后的石砌土包上长了一株胸径在30余公分的野樱桃树，终年茂盛。这曾是苗族古营地的“点将台”，也称祭祀台。台前，曾经竖立着一块高2米，宽1.5米的古石碑，用坚硬青石制做。碑文有似汉字又非汉字，至今几百年无人认识。该碑早就被毁，如今县文化馆只收存了残碑一角，仅有28个字。有人认为是古苗文，就述说苗族古人到雷公坪的历史记录；也有人说是苗族反清抗暴，作纪实的古苗文，或号召苗族民众反清抗暴，以隐语暗示的苗文，这都有些道理，但真实碑情，有待考证。
伯格里苗文
1908年用苗文翻译的赞美诗
传教士伯格里曾经生活的石门坎
1905年英国的传教士伯格里来到我国石门坎苗族地区因传教所需，用苗族服饰上的一些图案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的拼音文字，流行于川黔滇苗区。改文字有32个声母，37个韵母，分别称为“大字母”和“小字母”，并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伯格里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如今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
伯格里苗文局限于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无法在其他方言中通行，所以其使用范围也相当有限。
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
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
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该文字先早已销声匿迹。
新中国苗文拼音方案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又称北部）四个方言，并规定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创造了新苗文，但是由于“左”的影响，目前推行缓慢。
苗文和苗语的现状
古苗文目前已消失，新拼音苗文普及和统一困难。苗语承载着丰富的苗族文化，也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语的退化，意味着苗族文化将失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从而最终导致苗族文化的消失。这种后果，比一种物种的消亡更可怕。结合在苗区几十年的生活实际，谈谈苗语的三个现状：语音变化；词汇变化；语法变化。以上的三个变化原因在于汉语的教育、人口流动变化和语言的使用环境导致苗语在苗区逐步退化，由于苗语没有苗文，苗语的危机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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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南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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