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覃仕勇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记录史实，可以借古讽今，历朝历代都注重史书的编篡。
中国最初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为《左氏春秋》，它是以年、月、日的先后顺序排史实记录历史的。人们因此称《左氏春秋》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汉司马迁一出，别出心裁、另造机杼，以人串史，创制出了纪传体史书，可以说是义例有别，自成系统。
但是，无论是编年还是纪传，它们在记录历史事件方面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编年体以年为经，按年度进行记述，但往往一件事情会持续好几年，因此会导致记述上不能连贯。
纪传体以人为纲，某一事件会因多个传主参与，而被割碎在多个列传篇目中。人们不但有窥一斑而难知全豹之感。
因此，南宋人袁枢因事命篇，将《资治通鉴》全部294卷的内容、1362年的历史改编为239个以事件标目的专题，全书缩减为42卷。因各专题记一事之本末，冠以书名《通鉴纪事本末》，创立“纪事本末”体例。
“纪事本末”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继《通鉴纪事本末》之后，接连诞生了十几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它们前后连贯，也如“二十四史”一样形成了一套通史体系。
《明史纪事本末》便是众多纪事本末体史书中史学成就最大者之一。
《明史纪事本末》的编著是顺治年间担任浙江提学道的谷应泰。
谷应泰平生“肆力经史，于书无所不窥”，极其推崇袁枢创立的纪事本末历史体裁。其生活在明亡清兴的年代，痛感明事湮灭，立志写出一部贯穿始终的明代纪事本末体史书。
在浙江提学道的任上，他的时间充裕、才情正旺、财力雄厚，便着手编撰。
原本，谷应泰也想向自己的偶像袁枢学习，只编不撰，即根据别人写好的史书，以事为纲，进行有机地分解、结合。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象高岱的《鸿猷录》、范景文的《昭代武功录》等书，都成了他拆分的对象，除了小部分稍作改动外，大部分是全盘照抄。可是，抄到了天启、崇祯两朝的历史就抄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这两朝的史料成书少，难找得到合适抄用的书。
那么，要编成完整的有明一代的历史事件，就必须靠提笔创作了。
尽管谷应泰收集有许多启、祯两朝的邸报，但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还是比较艰巨的。
所以，谷应泰不惜斥以重金，邀请了浙江有名望的名士如徐倬、张子坛、陆圻、张岱等人加盟，终于合力编写出了天启、崇祯两朝历史。
《明史纪事本末》因此得以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利刊印发行。
《明史纪事本末》以80个重要历史事件，记载了自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起兵，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由检自杀近300年间的历史。80个重要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列成80卷，每卷后面都附上一段史论。
该书刊行后，风行海内，谷应泰也因此名声大振。康熙朝的名臣称赞谷应泰“已足同班、马千古”。后人因此称谷应泰为清代文苑第一人。
不过，也有人指责《明史纪事本末》内容缺略过多，比如说，明与后金的关系的史实就极其简略，很多地方是避而不谈，或略而不详，对清军的暴行更无一字提及。则从这个角度来说，谷应泰缺乏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明史纪事本末》算不上一部良史之作。
其实，这正是谷应泰的聪明之处。
《明史纪事本末》比钦定《明史》早八十余年刊行于世，《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洋洋洒洒二百八十万字，又何尝有一语提到明与后金的关系？又何尝有一字涉及清军的暴行？
正是由于谷应泰对这些问题的巧妙回避，《明史纪事本末》才得以刊行，并且躲过了清廷的文字狱之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处在幸与不幸边缘上的千古奇书。
实际上，在清廷的严酷统治下，谷应泰还是险险因为《明史纪事本末》一书获罪。
其原因，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本来，为了《明史纪事本末》可以流传，谷应泰把自己著史的立场定位在清廷一边，发表的观点也尽力维护清廷的利益，书中不但对清军的罪行避而不谈，对清帝也没有任何诋毁的地方。
可是，他在第七十八卷《李自成之乱》中把李自成之死归功于明将何腾蛟，这让清朝统治者非常不高兴。
要知道，清兵是打着“替明复仇”旗号的入关的，李自成也是被清兵从西安一路撵着打、到了湖北通山才离奇地死亡的。
你谷应泰写李自成死于明军之手，怎么能彰显出清兵入关“杀贼”的大义呢？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1661年1月)，当有人把书中所记这一情节捅到了顺治帝那儿，顺治帝大为不满，马上勒令大臣查对原书。
查对过原书，大臣们讨论说，李自成本来就不是死于清军之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如果硬要说成是清军所杀，其实反而会使朝廷陷于被动。
于是，谷应泰侥幸逃过一劫。
饶是这样，《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未能完全躲过政治磨难。
清乾隆朝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高峰期。乾隆此人阴险沉猜，性格乖舛，喜怒无常，是一个极其难伺候的主。
话说，乾隆在登基前就读过《明史纪事本末》了，当时，他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之处。他还称赞谷应泰著史叙事完整、详略得当，而且每卷所发的史论“文颇佳”。
可是，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库馆臣在大张旗鼓地编撰《四库全书》期间，乾隆重读《明史纪事本末》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即谷应泰在写山海关等战役时，着力叙述了吴三桂的表现！这、这怎么可以？！这么写，明摆着会误导后人，后人会认为李自成战败，是败在吴三桂之手，“而非败于本朝”。
乾隆帝不高兴！
不过，谷应泰坟头上的草已经青了又黄、黄了又青，都不知生生死死多少茬，没有什么好追究的了。
乾隆帝只好悻悻作罢，命令军机大臣详查《开国方略》所载“入关杀贼”实事，将书中相关情节改写，“以昭正论信史”。
不管如何，《明史纪事本末》总算是有惊无险地两次躲过了文字狱的劫难，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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