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科学家三连诺奖，“看不见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随笔·记

今天的笔记从日本科学家的获奖数据说起。

纵观最近十五年诺奖得主，随着大隅良典的获奖，本世纪以来的获奖者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共计17位，从1949年汤川秀树成为首位日本获奖者以来，则共计有25位日本科学家获奖（含两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可见，日本人在诺贝尔奖的发力集中在本世纪，集中在物理和化学奖项。日本科学家的力量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动力。

下图是截止到2014年日本获得诺奖的图系

日本科学家在科学领域不断探索高峰，获得诺奖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仔细看一看日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自传和访谈，是有共性的，除了善于自我反省和忘我工作之外，他们大多有着相对美好的童年，都喜欢亲近自然、探索自然，都喜欢阅读、善于阅读，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这一点也是刚才接受诺奖委员会现场连线的邓肯·霍尔丹也提到的，他说自己的父母对他研究科学的支持，有建设性的作用（这个音视频在今天的笔记2，订阅的朋友可以打开看一看，第一手实时的资料。）

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这些获奖者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保持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优秀教师的引领和指导，得到了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政策的支持，并受益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邓肯·霍尔丹也提到在大学教育中受到特别优秀老师的引领。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

对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来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虽然日本属于岛国，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自豪感，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小说。日本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

从几位获奖者的言谈和著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阅读对于他们成长的重要意义，其中几位更是因为阅读而坚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爱因斯坦著的《物理学是怎样产生的》，使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福井谦一在《直言教育》中写道：“在我的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江健三郎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他在书中坦陈：“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

“读书是自主学习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它可以拓展知识、提升理性、丰富感性，有助于培养人的创造性。”2001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这部法律要求国家、地方、学校、家庭和企业携起手来，为儿童读书创造条件，并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儿童读书日”，此后又两次制定具体的计划对该法加以落实。

日本之所以对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甚为急切，一方面因为目前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对纸媒体的阅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阅读纸媒体确实可以作为课堂教育之外的有益补充，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养分。《每日新闻》社自1954年开始就每年进行一次学校读书调查，向社会公布结果，引起全社会对读书的重视。上一次泰国机场日本儿童阅读照曾经刷屏过，说明阅读已经慢慢成为提升生命素养重要路径。

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就是父亲的影响。12岁时，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新发布的一种从水、空气和煤中提炼的黄色尼龙丝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本周一篇笔记谈到奥巴马赶回家和家人一起晚餐的场景，和谐良好的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在场对于孩子成长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得诺奖显然并不是读读书，有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就可以了，尤其在自然科学探究里面少不得大学教育的提升研究气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纵观2014年之前日本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全部是国立大学的毕业生，除2位以外，其余14位本科都出身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这4所战前曾作为“帝国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领域才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因为它指向的是未来几十年的方向，而不是眼前利益。

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日本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日本，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日本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而这极易造成学术研究的断档。”

除了高等教育的革新，在基础教育方面，日本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这一点在国内的一些城市优质学校或许已经开始卓有成效的尝试，理念和实务都是趋向于释放孩子生命潜能，若能坚持下去，二三十年后或许还是很有希望的，当然还有赖于高等教育注重基础研究的价值，而不是搞花架子工程。

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民间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战后日本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日本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特别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基础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学有应试的倾向，曾一度比较严重，但高中却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

日本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近乎全校的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的指导之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这与我们全民高度紧张地关注高考，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有过一段时间企业工资水平超过教育行业，导致人才流失，影响到教育质量。针对这种情况，在1974年2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关于维持和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确保义务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中的人才特别措施法”（简称“人才确保法”），这才有了后来所谓的日本教师有“三高”，即社会地位高、工资待遇高，师资水平高。该法案强调从公布之日起按计划逐步实施改善和提高工资待遇的措施。这项措施从经济上保证和提高了教师生活水平。现在中小学教师初任工资已超过一般公务员工资的16%。

对照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突破，其背后的原因或许是这样几点，这里稍微整理一下：

• 国家对于教育和科学的足够尊重，从业人员“三高”保障；

• 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和社会阅读氛围，自然引领，给孩子童年美好；

• 基础教育的教育自由度和开发生命潜能，找到孩子兴趣所在，不扼杀想象力，好奇心，探究的欲望；

• 高等教育注重基础性研究，不急功近利，不杀鸡取卵，不要谈百年，至少也要有十年的规划，如同邓肯-霍尔丹今晚现场连线时所言：我们的研究都是80年代，属于基础性研究，现在的许多技术都源于此，当时看不到这些结果，但我们依然饱满热情的去做，拼图（某个领域的阶段性研究，包括基础、应用等等）总会完整的，我们做自己的那一块。

若一个国家如此坚持20年，自然科学新生代研究者会不会在2036年获得突破，还是有希望的。

——注：文中部分数据图表信息来自财新网，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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