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美女间谍本事大 国民党高官父子都被拉下水

抗战初期的黄浚泄密事件

南京政治学院教师、青年历史学者 张鹏

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前一天，蒋介石突然得到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消息，在长江沿线的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停泊的约20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都顺江而下，全部冲过了江阴，向长江口和东海疾驶。

在约一周前，也就是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最高国防军事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为了在即将展开的这场战役之前取得主动权，会议决定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在长江流域发动进攻前，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水域设置障碍，堵塞航道，封锁长江航道。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上；一方面可以截获停泊于长江里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当时这是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而就在蒋介石“立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并破坏这一带的江面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自行沉没我方船只，并布设水雷等，以拦截住日方一切船只”的命令刚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却发生了日本军舰、商船、侨民抢先突然全部撤离的意外情况，使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了产，使中国方面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战略反攻击机会，令人扼腕。

蒋介石得知此情报后，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13日晚，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14日凌晨起飞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空军按命令执行了，但是已经晚了：除俘获了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东海。

这突然的变故，自然让蒋介石目瞪口呆。日军的反应如此之快一定是发生了泄密。这么重大的军事会议，只有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才有资格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但到底谁是内鬼？让蒋介石很郁闷。然而就在他还未来得及安排清查时，泄密事件再次发生。这一次的泄密差点使蒋介石丧命，而发生的时间，离上次的江阴要塞泄密案发生才不过10多天。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准备前往淞沪前线督战。因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次日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安全考虑，建议蒋介石搭乘许阁森的轿车一起去上海。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中立国，英国大使的座车上标绘有英国国旗，日本人是不会轰炸的。蒋介石接受了白崇禧的建议，决定搭乘许阁森的轿车去上海。　　

许阁森按计划乘车前往上海。正当他的专车行驶到嘉定附近时，忽然遭到两架日本军用飞机的轮番追逐轰炸。轿车左躲右藏，终于还是翻了个底朝天，许阁森的肝部中了一枪，脊椎骨也受了伤，生命垂危，被送医院紧急抢救。英国政府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作出反应，向日本提出抗议并进行外交交涉。日本一方面向英国政府道歉，另一方面说许阁森座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使得日空军无法辨清，从而误伤许大使等等。

　　其实，日本人找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因为当时许阁森的座车车头上插的英国国旗虽然小，但在该车车顶上还覆盖着一面大的英国国旗，日本空军在对该车扫射时，曾朝下俯冲，离地面仅10多米，不可能看不清车顶上的国旗。可见日本人完全是故意要打死车里的人。其实，许阁森并不是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目标正是本该同在车内的蒋介石，因此，他们才不惜触犯国际公法得罪英国人。显然，日本人预先得到了蒋介石要乘坐许阁森的专车去上海的情报。蒋介石因突然有急事而改变了和许阁森一起去上海的计划，才躲过一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刚刚侥幸逃过一劫，危险再次向他袭来。9月4日，蒋介石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军校一般每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向该校师生训话。这次他不仅要求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和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都要参加，还要求中央和南京市的党、政、军各部长官也要列席，到时他要作重要讲话。当日上午8时，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校长，但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总值日官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现在发现一辆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会儿，有人向总值日官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汽车逃出校门，军警正在追捕。总值日官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警察查了那天校门口登记的进出军校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轿车车号和人员，终于发现，那两名嫌疑分子逃走时所乘坐的轿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车。

　　原来，日本情报机关从黄浚那里得到蒋介石和各军政要员要去中央军校开会的消息，便派了两名特务乘黄浚的车混入了戒备森严的军校，准备刺杀蒋介石和各军政要员，但他们潜入军校不久就被警察察觉，只好仓皇而逃。

正是这次逃车案，使黄浚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黄濬（1891-1937），福建闽侯人，字哲维，号秋岳，别号壶舟，室名“花随人圣庵”，著有《壶舟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及《补编》等。黄浚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他自幼随外祖父读书，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誉。
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其年少聪慧，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曾结识了一些主张侵华的分子。回国以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当时梁启超任财务总长，聘其为秘书。黄浚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等人过从甚密。1935年，黄浚在福建侯官同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不久得到了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汪精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各种各样的日本间谍深入到中国各地刺探情报，南京自然是日本间谍关注的头号目标。日本间谍的指挥部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是个资深老牌间谍，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指挥日本特务与浪人，收买中国汉奸与流氓，不择手段地搜集各种情报。他把眼光放在了自己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南京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黄浚作为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地位仅次于行政院秘书长，能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知道很多高级机密。同时须磨也深知自己这位同学的特点，喜欢追求个人享受，生活极为浮华奢靡。同时须磨还打听到，黄浚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所以便以小恩小惠对黄加以收买。据说，针对黄浚喜好女色的特点，须磨特意安排黄浚在汤山温泉招待所认识了相貌才艺出众的女服务生廖雅权，而这个廖雅权便是的日本女子须磨手下的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是和川岛芳子齐名的王牌间谍。她刚到汤山的时候，圈内人只知道她叫廖雅权，是军人俱乐部的服务员，一位能歌善舞姿色出众的佳丽，和某几个大人物有那么点儿暧昧关系。

南造云子1909年生于上海，13岁时就在一所特工学校系统学习谍报技术。在学期间，她深受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宠爱。在土肥原贤二的精心策划下，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于1929年从上海来到汤山，混进了军人俱乐部。她待人热情，人又漂亮，很快就征服了一批军政要员。

一天，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在军人俱乐部陪同汪精卫宴请须磨，被廖小姐的姿色和气质惊呆了，不能自拔。善解人意的廖小姐不失时机地向他暗送秋波，两人很快就搭上了。从那时起，黄浚便常常借故到汤山，在温柔乡里做起了温柔梦。他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廖小姐的石榴裙下，一次又一次地为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廖小姐则为他提供了特殊的优质服务。

在南造云子美色肉弹的攻击下，黄浚很快就沦为间谍。被拉下水后的的黄浚首先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外交部科长黄晟发展为日本间谍，并逐步编织了一个遍布国军参谋总部、海军部和军政部的间谍网，由于这些人多是能接触到军政机密的要员，国民政府方面一些重大机密先后被窃。诸如西安事变的解决，中国的抗战准备等一系列机密统统泄露给了日本间谍。在淞沪抗战爆发前，甚至泄露了上海吴淞口要塞的内部结构和兵力部署，造成甫一开战日本舰队即用猛烈而准确的炮火一举摧毁了固若金汤的吴淞要塞。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决心查清这个案子。加之又连续发生了上述要案，蒋介石更怒不可遏，便命令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限期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首先对黄浚进行侦察。由档案得知，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现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特工部门从前并没注意此事，现在黄浚既然是个主要嫌疑犯，那就很自然地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但奇怪的是，近月余来，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近来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该小组人员见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爱吃巧克力糖，但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朝鲜人来取走。“

　　侦黄小组”摸清其规律后，当黄浚将糖纸和纸条放置树洞走后，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将纸条取出来，照了相，然后按原样放在树洞中。朝鲜人来取此情报时，又偷着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特有命令，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

　　“侦黄小组”分析，黄浚绝不会死心，一定会让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大有问题。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冒失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的自行车摔坏了，头破血流，手臂带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来拾地上的帽子。但刚走几步，疼痛难忍，又摔倒在地。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一名说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另一个则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撞车的人和两名警察实际上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那名警察将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队长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照后，再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礼帽，确认情报没丢，一块石头落了地，对“警察”说了好几句谢谢。“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处去了。须磨此后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这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他在丁队长的口授下，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

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虽然狡猾，但并没看出破绽。他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

1937年8月26日，黄浚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公开处决，同死者的还有其长子黄晟及同党十余人。南造云子与黄浚父子同时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攻占南京前，南造云子串通了一名狱卒越狱逃跑，回到上海重操旧业，直到1942年4月才在上海被国民党军统特工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