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失守到阎日媾和：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吐槽阎锡山

从大同失守到阎日媾和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吐槽阎锡山

战史研究会成员、近代中国青年历史百家入住专栏作者

冯杰

抗日战争是“上为祖先，下为子孙，而争万世之荣辱”的生死之战。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或因军事失利，或因派系倾轧，或因人事龃龉，总是“愤怒无常”，“对下态度，冲动自暴”，“责骂不留余地”。事后他又常常感到“心甚不安”，“自失体统”，不断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性躁心急，戒之戒之”，“发怒使气，不知自爱，何以为人，切戒之”。那么，蒋介石在日记中又是如何吐槽那些文臣武将呢？今天先说“山西王”阎锡山。

大同失守，“阎无胆识”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山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即兴打油诗一首：“已过九一八，今日卢沟桥；我未现代化，国中任敌骄。”8月初，阎锡山应邀飞赴南京商议国事，临出门时又诗性大发：“扶病再飞京，愿不空此行。愧我无特识，何堪策太平。”扶病确实不假，阎在6月中旬高烧不退，太原城里的中西名医竟然束手无策，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从北平请来克礼、施明德两名洋大夫，诊断为“积劳致肠热胃炎”。经过三四天服药注射，病情有所好转，阎拿出银洋2000元酬谢，洋大夫坚决不受，建议犒劳军队。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地方各重要军事人物悉数到场，全体赞成抗战，“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国防会议开成，蒋介石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曾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8月20日，阎锡山发表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区域涵盖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27日，察省省会张家口失陷。第二战区判断日军下一步将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切断晋绥联系；或以主力攻广灵，截断我军后路雁门关。阎锡山亲赴太和岭设立行营，决心在大同附近“择一有利地带，与敌决战”。9月10日，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攻占阳高，奋战近旬的第61军伤亡较大，李服膺军长留下一团坚守天镇，率领余部后撤休整。11日，天镇失守。蒋介石指示阎锡山：“集中兵力于一点，与敌决战，是失我所长，而补敌短，此非不得已，切勿轻用。弟意晋绥阵地取积极防御为主。”

第二战区的大同决战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日军第5师团按照华北方面军“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的命令，从察南宣化、怀来一带攻向蔚县。蔚县位居第一、第二战区作战分界线，察省主席兼第68军军长刘汝明毫无大局观念，不等友军接防即扬长而去。左、右两翼情况大变，阎锡山信心动摇，断然放弃“大同会战”计划，下令各部转移桑干河南岸山地。13日，晋北重镇大同沦陷。阎锡山感赋曰：“大同撤兵制机先。敌入雁门师难全。勾注阵线五百里。处处薄弱敢辞愆。”蒋介石得知大同放弃消息，内心“痛苦万分”，14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同失陷，阎（锡山）之罪恶甚于宋（哲元）之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考虑到晋绥对于获得苏联外援的重要性，蒋介石又耐着性子致电阎锡山：“大同既失，绥远应设法挽救，应责傅（作义）主席驰往绥远，负责主持，以图挽救。”10月4日，阎追究责任，认为天镇丢失过早，枪决了李服膺。

平心而论，晋绥军一般官兵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天镇、阳高、广灵等地的战斗中合计毙伤日军6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同样也在日记中吐槽过蒋介石：“敌人专意取华北，我则一心保江南，急其所缓缓其急，何异补疮把肉剜。”言下之意对蒋主动发起淞沪会战保留意见。

阎日勾结，“认贼作父”

阎锡山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招降阎锡山的工作始于1940年春，最初的牵线人阎宜亭称阎为伯父，此项工作因此代号“对伯工作”。第二战区当时已被日军压迫到晋西一带，完整控制的大概只有七八个县，阎锡山常驻吉县克难坡，有时也渡过黄河至陕西宜川县秋林镇歇脚。面对困难局面，阎抗战立场动摇，吩咐亲信爱将赵承绶：“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共产党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抗战没有胜利把握，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我们自己。他们叫我派代表，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

1941年4月21日，蒋介石收到阎日勾结情报，不禁在日记中慨然曰：“阎以倭俄协定发生以后，俄对华必断绝接济，倭寇侵华必更进一步。其视抗战局势至此必败无疑，故令其所部准备突变，并与伪军取得联络，向敌后转进，降敌求荣，此种亡国之思想且已见之于文字。余不料其无耻卑劣一至于此，是诚古今巨奸之所不及，不仅反颜事仇，叛国抗命，而且认贼作父，卖国自保，痛心尽极，彼人格既丧，岂可再恕乎。”正如阎锡山向日本人所说：“我和重庆间之关系，不能按国家一般的平时秩序看待，他们对我毫无办法，蒋号称中国民众的领袖，但他深知不能领导我。”蒋介石只能怀柔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7月底，曾任山西省主席、时任军令部长徐永昌赴晋调养胃病，阎指责重庆政治腐化，对辖区内中央军颇多抱怨，又说日军战斗力顽强，中共日益壮大。徐尽力缓解山西与中央的龃龉，似有所指地痛骂汪精卫“做汉奸没有好处”。8月28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徐部长永昌回渝，惟其中多有隔阂之点，此非吾人信义不立，而乃奸者魔术作崇。惜未能翘飞前方，与兄聚首长谈为憾耳。务请吾兄以后一本职责，不分畛域，凡有犯纪律不轨之部队，照律处治。其他政治、经济与外交诸事，当待暇时再行奉商也。”

然而，蒋好话说尽却未能阻止阎滑向日军。9月11日，阎日双方在汾阳签署《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主要内容如下：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阎先任南京（汪精卫）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停战协定成立后，孝义县城交还晋绥军，阎移驻孝义县城或隰县。晋绥军兵力扩充至30万人，军费每月支给1200万元，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10万，余由山西省内解决。拨补步枪10万支、轻机枪8000挺、重机枪900挺、掷弹筒4000个及各种炮300门。达成这些基本条件后，阎即向重庆敦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此外还需让出河津县境内通往陕西的黄河渡口，便于日军进攻胡宗南的中央嫡系部队。获悉阎锡山“和日”种种，蒋介石十分愤怒，10月26日记曰：“此奸贼之卑劣狡诈，无异于汪逆。而尚未见其公开降敌，其或以洛阳与西安无恙，彼犹豫徘徊疑贰，不敢宣布，亦未可知。余当竭尽心力，以冀挽救于万一。”

日本人担心阎锡山耍滑头，提出进一步合作，彼我首脑应该直接面谈，先宣布再补充武器和壮丁。阎的“和日”意图很大部分在于缓解日军军事压迫，并借助日本扩充“反共”实力，所以反复强调不先满足基本条件，不便直接会面或公开宣布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双方各怀鬼胎，长时间讨价还价，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声明“无意降敌”，一面又拒绝胡宗南加派兵力入晋，生怕刺激日军。11月6日，蒋严厉告阎，对于增援的中央军第61师，“必令全师渡过，无商量余地”。11日，蒋在日记中说：“此等首鼠两端之叛逆，只有利用其利害交战之际，而加重压力，或能使其知害而退，固非大义所能动，情谊所能感也。”蒋还不放心，派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贾景德赴晋劝止阎：“如其通敌剿共，无论出诸何种形式，余必毫不犹豫，明令讨伐。使其知余之决心之所在，而无任其投机取巧之可能也。”重庆立场强硬，阎假装“恍然大悟”，表示“决以钧座之意旨，追随钧座抗战到底，决不为国家惹是非”。背地里依然与日本保持暧昧关系。

晋西会敌，“廉耻扫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写信给阎锡山：“多年来饱尝英美榨取压迫之东亚，高举义旗获得光荣解放之日已逐渐到来。我国于十二月八日断然对英美宣战，向东亚人之东亚迈出巨大步伐。久候您决然高举反共兴亚和平大旗，对英美傀儡重庆政权断然独立，发表宣言。”12月14日，阎回信，大意说：“贵国高举义旗，以图亚洲之解放，诚如先生所言，光荣之日来临矣。基本协定签字后，由于第一阶段尚未完成，遽尔发表宣言，恐事将失败，实于合作前途不利。”岩松旧事重提，建议“于孝义会见，以图相互沟通思想”。阎推托“惟晋绥军不充实，骤然表态时，本身及环境均有极大困难”。月底，第1军参谋长花谷正再劝“早日会见于孝义”，阎说“鄙人既反对中共，亦不同情英美”，“想来以前所订之基本协定，实为达此目的所取得之初步条件”。

1942年元旦，蒋介石继续笼络阎锡山：“贾景德回渝，谈悉兄处境之艰，忧时之切，无任感佩。我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凡事相见以心，有话无不可说。此后所有困难，自当力予解除，一切浮言，并望置之度外，断不使我辈抗战大业，功亏一篑也。美日宣战后，美英以尚无充分准备，菲律宾、新加坡等处战事，现在均甚吃紧，半年以后，恐不能取胜，过此则确有把握矣。国步未康，战云愈广，艰危匡济，端仗老成，尚盼不吝见教。”对此，阎锡山不能无动于衷，1月中旬前往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参加了干部训练团毕业典礼，同时邀请胡宗南实地走访克难坡，算是与中央军联系感情。但阎与日本人来往照旧，特地吩咐赵承绶向日方解释：“阎司令之西移，实际是为防止在我司令部后退时中央非难，与中央缓和，以免扣留粮秣。”

花谷正急于迫使阎锡山就范，开出了新条件，孝义会见时可以先送步枪10000支和联银卷1200万元，宣言前、后再送步枪20000支和联银卷800万元，此后固定月付法币2000万元。阎还是拒绝：“鄙人年老力衰深恐不能对大局有所裨益，此间环境及本身有不得已之苦衷。”岩松颇为恼怒，决动给阎一点颜色。3月13日，日军出动3架轰炸机飞至克难坡西南的钢索桥上空投弹。19日，炮轰河津北岸的中央军阵地，试图切断其与晋绥军的联系。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各派一部挺近汾阳，待机进攻晋西。阎锡山不甘示弱，交底赵承绶：“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不可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不能这么干。”似乎破裂之际，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出面调和，说什么“急浪虽过，水蒿未已，宁肯在缓和中让步，不可在危机途中求转圜”。阎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会面。5月6日，阎锡山与岩松义雄在吉县安平村握手言欢，日方丝毫不理会阎曾提出不得拍照的要求，而且还摄录了影像。中途休会时候，阎的警卫人员望见山路上有许多日军骡马正向村中移动，以为岩松要用武力胁迫，于是护着阎循小道慌忙逃离现场。其实日军运输的只是答应赠送的步枪和联银卷，由此可见做贼心虚的紧张心态。

蒋介石很快知道“阎又与敌接洽投降办法”，16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曰：“彼且得意忘形。呜呼，廉耻扫地矣”。31日又自记本月反省录：“晋阎与敌酋晤面，敌将其晤面情形摄影为凭，彼知其事难瞒，故先直告贾景德，以事实者乃为此耳，可谓狡狯奸险极矣。”岩松亦不满阎的两面三刀，为了“惩罚”报复，单方废除停战协定，通知汾河以南的晋绥军撤到汾河以北。阎锡山号召保卫晋西“民族革命根据地”，6月中旬，第34军在稽王山地区与日军发生激战，军长王乾元负伤，暂编第54师师长王凤山阵亡，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1943年冬，77岁的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病危，临死之前叮嘱阎锡山：“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他们的道路。”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多面的，阎锡山对日媾和比起汪精卫公开投敌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