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暴利之旅吗？——我们来算算账

下面论证一下郑和下西洋贸易并不亏本，盈利的证据。

1、明朝财政收入

明 朝中央财政税收大体维持在每年2000~3000万两左右，明史，明实录方面都有这方面记载，只不过这些记载的都是实物税，你可以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现等方 面换算一下，得出来大致就是2000~3000万这个数字（明初由于米价较低，3000万担大米折合白银只有800多万两，其余还有一些收入不知道怎么换 算，存疑）。还有，一般的常年，地方财政会截流30~40的税收。

另外还有一些“央企”，即官营经济，是不收税的，直接上缴利润。这方面史料没有记载。比如明初有一亿多亩的军田，明朝以这些军田的收入供养200万多军士，所以朱元璋才敢说：“朕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2、郑和船队的造价及维修费用

船 只的造价计算：郑和下西洋的船队200多艘船只，如果采用法国人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的数据，1000担大米造一艘大船，郑和带领的船队不过耗费20多万担 大米，即使加上后来《明成祖实录》记载的，永乐六年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十七年造宝船四十一艘，以补充船队，也不过耗费30多万担大米。

船 只的维修计算：在明初和明中叶，凡是楠木制造的海船，官方规定是每十五年一改造，如果有还可使用的，会淘汰下来改造去当漕船继续用，其使用年限可长达三十 年。《漕船志》载：“宣德八年(1433)……旧海船损敝者改造五百艘”。即使是到了明中叶造船质量大为下降的时候，官方的大修改造年限也限定在十五年。 又，万历《明会典》中有记载天顺朝对松、杉木船的规定维修年限：“松木二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

由此可见，楠木海船至多只需要四、五年一小修，八到十年大修，十五年改造，且在维修过程产生的“旧料”还要继续循环使用，可见郑和舰队在建成以后的养护、维修费用并不大。

英 国风帆战船“胜利号”造价6万3千英镑，24年维修费12万2千英镑，平均每年维修费是造价的不到十分之一，如果总造价30多担大米的郑和船队照此推算， 每年维修费是3万担大米，20多年60多万担大米，郑和船队的造价及维修费用不过在100万担大米左右，平均每年花费5万担大米而已，不到明朝政府全年 3000万担大米收入的千分之二！

台 湾海洋大学苏明阳教授引用明朝中叶《龙江船厂志》(李昭祥著)，一艘400料战座船的造船工资约为75两银。以此比例，一艘2000料海船约需工资375 两银。再假定造船材料及其它费用约等于工资，则一个拥有一百艘2000料海船及200艘400料战船之大船队，总造价约为十万两银。（明朝中期一两白银约 等于两石大米，郑和船队造价约20万石大米，与引用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的数据推算的造价基本一致。

3、郑和下西洋的费用

郑和舰队下西洋的费用，倒是有明确数据可查的。《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诏书云:

“敕太监郑和: 尔以所造龙船,乃差内官高定住进来,果然造得平稳轻妙,足见尔忠敬之心,朕甚嘉悦。就赏赐尔物件,付与高定住,将来酬尔美意。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 与尔为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事皆付托于尔。惟尔心腹智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以候风信开船,故敕。”

由这个“仍”字 可知此乃惯例，也就是说一次下西洋的标准国家财政开支为十万贯，永乐时一石米折合十五贯钞，折米六千六百余石，折白银仅为一千六百六十余两。不过当时的状 况下，即使一分不带也无妨，只要有中国产品在船上，那就是钱，而且回来时候所得，肯定大大超出这一千余两。

4、军士的伤亡抚恤

可以参考张松梅的《明代军人抚恤制度》，即使郑和的船队伤亡上万，明朝财政付出的代价也不是很大，相比五征蒙古，三下安南，郑和船队的伤亡抚恤不占大头。

ps：郑和下西洋坚定的反对派刘大夏明确说：“三宝下西洋花费数十万钱粮，与国家何益？”刘大夏是下西洋的坚定反对派，只可能夸大郑和下西洋的花费，不可能缩小郑和下西洋的花费吧，后世的文人也没有说刘大夏说错了，可见郑和下西洋的总花费是在“数十万钱粮”的规模。

郑和下西洋赚到的利润

1、首先还是先说胡椒，《东西洋考》载三佛齐胡椒每百石值金2两；《瀛涯胜览》载苏门答刺国胡椒每官秤100斤值 银一两、柯枝国胡椒官秤400斤值银5两、古里国胡椒每400斤值金200分，但被运到中国后，则以每斤5—20两的价格卖出。胡椒有500倍—— 2000倍的利润。现在史料和学者都认为郑和的船队带回来的主要货物是胡椒和苏木，以郑和庞大的船队只要运回1000吨胡椒，就可以获得1000万—— 4000万两利润。

2、再说瓷器，《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 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郑和庞大的船队带有大量的瓷器，并以这些瓷器压仓，这一点史料和学者都没有什么异议，以最便宜的豆青 瓷碗举例，1万只都青瓷碗也不过1吨多，可以赚回100万贯！郑和庞大的船队只要带有100吨瓷器压仓，就可以赚到不下几千万贯的利润，实际上以郑和庞大 的船队（至少有几万吨级别），可以装多少瓷器，这些瓷器又可以赚回多少钱，况且郑和下西洋经营的物品远不止胡椒和瓷器，多达几百种，实际利润应该比我估计 的大得多！

关于明初是否有大量贵金属流入，这条史料可以作参考，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黄金》：洪武八年，金一两等于银一两；洪武十八年，金一两换银五两、米十石；洪武三十年，金一两换银五两、米二十石。永乐十一年，金一两换银七两、米三十石。

明 初的金银比价由洪武八年的一比一，到永乐十一年一比七，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国内白银产量大增，但目前没有看到史料说明这一点；一种是黄金大量流失，目前更 没有史料和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另一种可能就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而当时的贸易主要由官方垄断，郑和下西洋更是将这种垄断达到极致。

官方经 营贸易，元朝就有了，元朝“官本船”制度是元朝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古代官方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一个典型。所谓“官本船”制度，即由官方出钱 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朝廷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朝廷直接经营。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提出了 “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的新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元世祖的认可。《元史·食货志》将其称为“官自具船、 给本，选人人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同时元朝政府又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人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 其家产之半”。由于元朝海外贸易获利甚丰，元朝朝廷不时颁布禁令，禁止私商下海，妄图垄断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史载“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 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而郑和下西洋是元朝“官本船”制度的终极扩大版。

郑和下西洋不是朱棣拍脑袋拍出来的东西，元代卢 世荣就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叫做官本船，后来元代四次海禁也是为了推行这个东西，只不过到了朱棣这里集大成了，如果你去看马欢的记载，会发现这帮人在海外干 的最多的就是跟当地人作贸易，而不是什么去宣扬国威。明人笔记，“与其酷催科于常赋之中，孰若开财源于常赋之外”；又引唐王锷节度岭南通市泊的故事，言说 官督贸易的好处。可见郑和下西洋，反复多次，的确是获利颇丰。

谈郑和下西洋，就必然不可能脱离宋元两代海外贸易越来越浓的官府色彩，如果只从朱棣一朝一人下手分析，那根本是眼界狭窄，缘木求鱼。

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之一在《西洋藩国志》已经明确记载是为了“经济大海”，“经济大海”尽管海外诸番包括东洋日本在内服饰、器用，多资中国，有不容一日缺 者。诸如布帛、纸张、漆器、水银、药材、锄犁、铁锅、书画等等，甚至妇女用的脂粉、针线(见郑广南《中国海盗史》第179页)亦仰赖于中国。但国际市场上 需求量最大的还是瓷器、丝绸与茶叶这三大类。所以，郑和的庞大船队运载到海外的货物也以瓷器、丝绸、茶叶为主。值得指出的是，海上丝瓷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最大的区别在于瓷器取代了丝绸成为最大宗的商品。

中国的瓷器固然是从唐代中晚期才开始大批向海外运销的，但鼎盛时期却在宋朝。所以十二 世纪时的旅行家伊不.朱拜儿发现:“舶货中以中国瓷器为大宗。” 但到了元末汪火洲的《岛夷志略》一书中，在记述很多国家的贸易品中，占重要地位的已是青花瓷器。到了明朝，景德镇出品的青花瓷器不仅是瓷器的巅峰之作而且 尤其畅销，其次是福建德化的白瓷。近数十年考古工作者在菲律宾、印尼、新嘉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波斯湾共的巴士拉、亚丁港、东非海岸、地中海地区都曾发现 大量的中国瓷器与碎片，单单埃及开罗南部的福斯塔特就及现了约有12，000片中国瓷器碎片。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瓷器畅销海外的情景。

中 国瓷器之所以能大量地运往海外各个国家，是因为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瓷器大小相套，可以码放得非常严整，不仅使舱位不留空隙，而且大量瓷器不身的重量又起 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贸易跟文化一样，从来都是双向交流。但由于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类似今天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海外诸国 的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所以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换取的是国内紧俏与稀缺的两大类货物:一是用于瓷器釉料着色剂的氧化矿物质，诸 如苏泥勃青、紫绅、腮脂石、风磨铜、紫石、澜砂等等，其中需求量最大的是苏麻离青; 二是香料，诸如胡椒、乳香、安息香、苏合香等等。

东 方与西方的联系，最早是通过西汉的张赛凿空西域开辟出的。丝绸之路进行的。但由于数千公里高山、戈壁、雪地、草原的阻隔以及人为的战争破坏，无法进行大规 模的交流。只有帆船当时最大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往来，才能实现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规模的汇合，从而完成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因而，为了打破这一制约人类共同文明进步的屏障，经过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踏遍惊涛骇浪，终于开辟出了一条关系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经济繁荣的海上丝瓷之路， 然而，从唐代到元代，中国通向亚非的海上丝瓷之路，主要由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经营。只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经营海外市场的 一次经济活动。由于其规模宏大，所以极大地刺激和鼓动了国内的经济。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 的印刷业，以福州为中心的造船业以及冶铁制造业、口用品制造业和造纸业等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文化再次掘起的象征。人类海洋文化的主体，是海上的贸易往来。因而，郑和下西洋不是到海外炫耀武力，而是一方面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巨大的利润；一方面按 中国的价值观，向世界友好地输送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可谓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