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拥有过德械、苏械和美械，为什么还是打的那么艰苦？

文/胡博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长久以来都是军事迷们在茶余饭后的谈资。时下的影视剧中，也多有反映中国军队抗战的作品，尤其是看到中国军队在荧幕中大量杀伤日军的场面，堪称以一敌百的“经典战斗”，使观众们对这些侵略者的下场既叫过瘾又特别解恨。然而，在面对这些既过瘾又解恨的镜头时，笔者不仅陷入了沉思，既然中国军队能够始终保持这种优秀战绩，那这场被誉为民族最危难时刻的神圣抗战又何至于要打八年呢？历史书中经常出现的部队整建制的殉国，又怎么会出现呢？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查阅相关史料，试图从中国军队的编制、装备、人员、实力等几个方面来作一简要介绍，使读者们能对那支奋战达八年之久的队伍有一个大致了解。

一、中国军队的编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限于历史原因，部队中派系繁杂，编制不一，它既有国民政府明令发布的标准师编制——两旅四团制或三团制，也有地方实力派自行编配的三旅九团制、三旅六团制、五团制、四团制，甚至是两团制。

在经历过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深刻认识到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种种弊端。为适应今后可能发生的全面对日作战，他从1935年开始决定编练专门用于对日作战的“调整师”（由于官兵头戴德式钢盔，所以民间也称这些部队为“德式师”或“德械师”），这种师的编制完全模仿日军师团编制，除了设有两个旅部和四个步兵团外，另要编配炮兵团、骑兵团、辎重团，以及若干兵种营，编定官兵在12000到11000之间。同时，“调整师”分批换装从德国进口的轻、重兵器，并交由德国顾问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根据计划，1935年训练第一批10个部队，1936年训练第二批10个部队，之后每年训练10个，以10年之力，训练出100个可与日军对抗的师。至于其它各种五花八门的部队，蒋介石也在1935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陆续予以重编，大致上皆以两旅四团制为准，少部分部队为师直辖四团或三团。

限于轻、重武器的进口数量的限制以及中国军事重工业的严重落后，“调整师”的编配，仅仅完成了步兵部队，炮兵和骑兵限于火炮和马匹的不足，不得不根据各师实际情况或编营，或编连，辎重团更是维持原编制的“人力连”或“输送连”。至于其它的兵种营，则同样根据需求或降编为连、排级规模，或取消设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调整师虽然经过了德国顾问的训练，但却搞出了一个四不象。

此外，由于抗战在1937年就全面爆发了，导致国民政府仅仅是完成了20个部队的“调整”，以及10个正在“调整”却因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的部队。如果要以这30个师级部队去与装备优良的日军对抗，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国民政府在经过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之后，“调整师”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不付存在，剩下的只是两旅四团制的框架而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以师为一级作战单位的国民政府根据形势需要，改将作战单位升格为军，将以往徒有其名的“军部”做实，分别配属四到两个师不等的作战力量，军部设有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和骑兵连。随即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的八层指挥体系。随着抗战的不断持久化，国民政府于武汉会战之后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深刻分析了指挥机构的命令畅通性和两旅四团制是否适合作战需求。

经过讨论，军事委员会决定裁撤不必要的多重机构设置，取消了军团和旅这两级，使指挥体系简化为六层。在这次变动中，师的编制改为直辖三个团，编余的两个旅长，或是调为师步兵指挥官，或是保送军校受训，编余的一个团改为补充团，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步降格为营。与此同时，对于师的直属部队进行定编，计辖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通信连、工兵连、辎重连等。

经过1939年这一年的分批缩编，大部分师都完成了缩编，理论编制数为9000到7000之间。部分师因处于敌后游击区，到1944年才完成缩编。抗战后期，因兵源不足和部队吃空饷等原因，有的师只有5000余人，山西部队因为兵源严重缺少，甚至出现一个只有800人的野战师（即第71师）。

当战争进入到1943年时，国民政府获得了美援，使已经消耗殆尽的重装备陆续得到了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炮兵部队的配属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讨论，最终确定将一半的由军政部直属的炮兵团编为军属炮兵团。使各战区担负主要任务的军级单位，都有了直接的火力支援而不再需要请求上级的增援。到了1944年，军事委员会又重新调整了军的编配，除了充实调整军的直属部队外，将三师制军定为甲种军，将两师制军定为乙种军，将四师制军定为特种军（该军只有一个，即第36军，所属各部皆为四四制）。此后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未再有较大的变化。

二、中国军队的装备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因为重工业的严重落后，以及军工厂的军阀私有化，导致了各部队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武器装备优劣不等。这里先说轻武器。装备好的部队如“调整师”，有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或仿制的“中正”式步枪）、M1934式“伯格曼”冲锋枪、ZB26轻机枪、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饭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弹盒。差的部队如川军，装备仅仅是射程有限的川造七九步枪、斗笠、布帽和大刀等。前者在抗战之初还可与日军硬拼一下，后者就只能是被动挨打的地步了。

“中正”式步枪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改编了这一局面，但在缺少重工制钢的情况下，钢盔和刺刀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在进入1939年时，原本配备刺刀的部队因为战时消耗，大部分都被迫改用起了大刀。至于在抗战初期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德式钢盔、英式钢盔、法式钢盔逐渐消失在战场上，前线野战部队多以布帽维持军容，稀有的钢盔或是作为军校训练之用，或作为媒体拍照之用。

中国在陆续得到苏援后，部分部队的装备得以在德械损耗殆尽之后换上了苏械，著名的苏式转盘机关枪（德普式7.62毫米轻机枪）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国军队所装备的。遗憾的是苏援主要是飞机和坦克，国民政府仅仅获得了20个师的轻武器装备。为了能够保障一线主力部队的持续使用，在轻武器和弹药分配上，主要给了由军委会直接掌握的4个攻击军，剩余装备则作为战场消耗补充之用。由此可见，1940年到1942年这三年的中国军队，主要依靠的是国产轻武器和缴获的日军轻武器来作为一线部队作战之用。

在1942年的时候，中国军队驻印部队（3个师）一度获得了部分英援，其中主要获得的是P-37装备组（包括帆布腰带、帆布吊背带、帆布背包、帆布小背包、水壶组、帆布子弹袋）等。1943年起，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在轻武器中，主要获得了美制M1928式汤姆逊冲锋枪、布伦MKII7.92毫米轻机枪、60火箭筒、M-1936型帆布腰带、M-1923型腰带式弹袋、卡宾弹匣袋、45式手枪侧挂皮枪套、M-3肩挂枪套、45式弹匣袋、M-1942型刺刀组等，国民政府依靠这些陆续装备了39个师。

不过这些装备多为远征军和驻印军获得，国内战场的部队获得量极少。美械虽然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也受到使用官兵的欢迎，但因援助数量同样有限，而使弹药的补给时断时续，导致这些部队的官兵在今后的战争中宁愿选择弹药补给顺畅的国械或日械，也不想再继续使用美械了。所以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主要还是依靠着国械轻装备来与日军作战。

在重兵器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具备了制造重炮的兵工厂，但因质量或火力关系，还是从欧美各国进口了不少，其中有德国克虏伯1903年型75mm野战炮、法国施奈德1898年型76.2mm山炮、日本三八式75mm野炮、日本四一式75mm山炮、瑞典波佛斯1930年型75mm山炮、德国leFH18型105mm榴弹炮、德国SFH18型150mm榴弹炮、德国Pak 36/37式37mm反战车炮、瑞典卜福斯1929年型75mm高射炮等；战车有英国维克斯炮战车、维克斯水陆战车、法国雷诺FT-17战车、德国克鲁伯Pz1型战车、英国菲亚特CV33战车等。抗战中后期的苏援和美援又使中国军队在火炮方面获得了苏联1930年型(1-K)37mm战防炮、1932年型(19-K)45mm反战车炮、1931/1938年型122mm高射炮、美国M3型37mm战防炮、M2A1-150mm榴弹炮、M1918-150mm榴弹炮，在战车方面获得了苏联T-26战车、美国M3A3战车。

在飞机方面，同样受到重工业的限制，而不得不依靠进口或外援，如美国霍克II、霍克III、波音—281型战斗机、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P40战斗机、P41战斗机、P51战斗机，苏联伊—15、伊—16型战斗机和爱司勃—2、特勃—3型轰炸机。 这些装备优于日军，但同样受到数量限制，在初期的对日作战中有如杯水车薪，作用不大。抗战后期依靠美援成建制的更换了战车和航空部队，才逐渐改变了劣势。

三、中国军队的人员

军队主要由军官和士兵组成，这里先说军官。 军官是指挥作战的基础，没有军官，一支部队在战场上就会形同一盘散沙。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前的将领中，经过正式任官的有1247人，其中出身保定军校的有388人，陆军大学的有215人，黄埔军校的有92人，留学国外军校的有215人。由此可见，抗战前期主导战场的将领，主要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到了抗战后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开始大量担任集团军、军、师的主官，其比例逐渐与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持平，并有超越之势。对于中下级军官，根据军政部的统计有13万4000人，其中保定、黄埔出身的约6万人，其他各类军校出身的约3万人，行伍出身的则约4万人。

需要指出的是，保定军校是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学正规军校，每期学制两年，是当时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毕业生往往都具备较高的军事素养。而黄埔建校初期，只是一所六个月即可毕业的速成学校，毕业生的所学十分有限，大量黄埔毕业生的军事素养都只能依靠战争经验来积累。即便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只懂得师战术，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作业很少有学。所以不管是哪所国内军校毕业的，中国军官大部分都缺乏对抗现代化装备强敌的理论与实践，部分军官的战争经验甚至还低于一战的水平，只能依靠一味的猛冲猛打。这使抗战全面爆发之初的中国军队大多只能依靠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来抗击日军，并负出了巨大的伤亡。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就曾经评价中国军队的“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和勇气”。史迪威对中国军官的看法直接形成了编练驻印军时、只要中国士兵不要军官的想法。

对于这种情况，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他在历次的军事会议上都曾对此提出批评，并在抗战中后期开办了大量的军事培训机构，轮训各级军官达97577人，从士兵中提拔的军官有84235人，试图来改变这种情况。但限于政治环境以及各派系的重重矛盾，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是很难完成的，所以直到抗战胜利之际，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士兵，抗战之前的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志愿兵。考虑到这些士兵的素质问题，其中不乏老兵油子，蒋介石便从1935年起，在华东、华北地区试点征兵制，并设立师、团管区，打算以固定的征兵练兵模式，为前线提供具备一定素质的优秀士兵。但由于抗战的过早爆发，而使这一制度轮为贪污腐败的重要场所之一。

虽然在抗战之初的士兵中，大部分都有过实战经验，有的甚至有许多经历过10余年的战争的老士官。但是这些士兵所经历的大多是旧式战争，其形势甚至连一战的阵地战模式都不如。当他们面对采用立体化作战模式的日军时，许多士兵连日军的影子都没看到就阵亡了。由于抗战前两年士兵的大量伤亡，导致各部队都严重缺乏可战之兵，后方虽然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士兵，但多因采取的拉壮丁模式，而不乏逃亡事例，再加上军官的打骂，士兵文化不高、体质不佳等原因，导致抗战八年中的军队战斗力逐年下降。1944年在豫、湘、桂的大溃败也就不是那么奇怪了。

四、中国军队的实力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军队实力不一，既有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也有战斗力和装备都差的地方部队。实力较强的部队虽然有德国顾问的训练和指导，但更多的军队却因训练内容落后，根本不适应立体化战争。

抗战前期，大部分地方军队仍然采用一战的模式来对抗日军，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不知疏散，仍然采用密集队型进行冲锋，以致在日军的优势火力压制下，造成大量伤亡。在防守时，中国军队往往采取单线防御，缺乏构筑纵深防线的意识，即便是预备队也保留过少，一旦日军突破一点，全线即告不稳。有的部队甚至还没抵达战场，有在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下伤亡过半，而无法承担作战任务。

对此，国民政府从1932年开始即翻译日军的步兵操典来指导部队的训练，甚至还根据中国军队的特点来补充修订操典的要求。比如日军规定部队冲锋时，士兵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4到5米之间的距离，中国方面就将其修订为5米。但是这本极其有用的步兵操典却没有引起部队的重视，导致蒋介石在1938年初的徐州军事会议上，还要提醒并要求与会将领能够随身携带步兵操典，并予以研究。

不同的部队，受到军官素质和武器装备的影响，战斗力也有着不同。比如抗战初期的“调整师”，都能够承担独立的攻坚任务。但是由于重火力支援的严重缺乏，和步兵不知协同兵种作战，仍然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调整师”都如此结局，更不用谈杂牌部队的情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经常出现中国军队伤亡数万乃至数十万，而日军却只损失了几千或几万而已。

如前所述，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较差，而日军士兵都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光射击和拼刺刀就比国军士兵强，炮火掩护更是在抗战初期完全压制住了中国军队。日本的后勤动员机制也比较完善，一个师团伤亡惨重了可以很快恢复元气，中国军队则是打光一个师就少一个师，看起来常备军比日本多，但因拉壮丁和缺乏训练的关系而越打越差。

不过不同的部队在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其战斗力也有着不同的变化，比如广为读者所熟知的第74军，历经八年抗战的洗礼，始终作为战区主力使用，并屡次予日军以重创。又如经过美军训练和武装的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在国外战场扬名立万，并重创了日军第18师团。这在国内战场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但也有越战越弱的部队，甚至落到了中央军出身却被杂牌军所吞并的命运（即土木系部队——第67师）。

根据统计，抗战的头一年，即1937年7月到12月，中国军队伤亡达60万9594人。整个1938年的伤亡就上升到122万0821人。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八年雷击伤亡才达133万人，通过这组数据即可看出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之大，是无法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