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她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

“1938年八月一天，武昌码头微雨蒙蒙，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人群中，萧红大腹便便，双手撑着雨伞和笨重的行李，步履维艰。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手杖，并不帮助她。萧红只得时不时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

那天，只买到一张船票的端木蕻良丢下孕妇萧红，先行撤离去往重庆。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中回忆起日军入侵武汉后，武昌码头上的一幕，称“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

九月中旬，萧红才一个人冒险去重庆。她对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萧红孤单悲苦的自述，似乎要从她逃离旧式婚姻开始讲起。

逃离原生家庭，从此不回头

1911年六月端午节，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但革命的浪潮并未波及到远在东北的农村百姓，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宗法制为主导的礼俗社会，某种程度上充斥着压迫和愚昧。

作为地主家庭的女儿，萧红的选择比寻常人家更多一点，也少受劳作之苦。

17岁，她来到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她性情叛逆，勇敢好学、喜爱美术与国文，不服从学校约束女生的教条。当时日本人在哈尔滨修铁路，萧红走上街头，在正阳街上与几千学生一起，保护路权。从北平归来的史地老师向萧红介绍鲁迅、矛盾、郁达夫、莎士比亚和歌德，让她萌生了去北平读高中的想法。

19岁那年寒假，萧红返回呼兰，就被告知家中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门当户对的汪恩甲，要求萧红初中毕业就立刻完婚。

倔强的萧红无法接受这种强硬不合理的安排。夏天，表哥陆哲舜从哈尔滨政法大学退学，准备去读北平中国大学。这个豪气而充满蓬勃生命力的青年让萧红萌生了爱慕之心，她先假意结婚，然后离家出走，到北平投奔表哥。

不久，萧红来到北平女师大附中读书，决心做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但，如鲁迅所言：“娜拉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钱也是要紧的。妇女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就没有办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日三餐、过冬需要的棉衣、住所……严酷的现实把萧红逼回正等着她低头的家，受到了严重的处罚：萧红被关在离家数十里地的阿城县福昌号屯里，四周交通极不方便，村外还被三米深的壕沟包围。

1931年10月4日清晨，被囚禁六个月20岁的萧红穿着一件蓝色布衣，躲运送大白菜的车里，向着白茫茫的大地逃出阿城县福昌号屯，从此离开故乡，再没回去过。

除了鲁迅，她从没选对人

逃到哈尔滨的萧红无处可去、无人可爱，竟鬼使神差和未婚夫汪恩甲同居。二人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住下，萧红怀孕后，汪恩甲回家报喜，谁知当家的哥哥汪大澄暴怒，觉得颜面丢尽，根本不相信孩子是汪家的。

萧红再次选择战斗，她去法院提起诉讼，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懦弱的汪恩甲临时变脸，法庭上站在了哥哥一边。这事之后，汪恩甲就不见人影。可怜的萧红扛着两人一起在旅馆欠下的400元被锁在了杂物间。

“难道现今世界还有出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裴庆园拿着封求救信给大家看，萧军感到自己必须搭救这位敢与旧礼俗决裂的女士。

八月，磅礴大雨已经接连落了两个月，松花江决堤的第四天，中央大街早就路上行舟，哈尔滨人群都在逃难中。萧红搭上一运柴火的救生船，终于逃脱。二萧开始了新的人生。

二十岁出头是萧红最快乐的日子，除了贫穷，她拥有的一切都值得开心。她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在“星星剧团”演戏，还做刻板、插画的工作。1934年6月12日，萧红与萧军应好友舒群的邀请，乘坐火车离开哈尔滨。在大连逗留两天后，乘坐日本轮船“大连丸”号三等舱抵达青岛。

二萧同舒群夫妇住在青岛观象一路一号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里。当时青岛属于北洋军阀管辖，辖区内德国和日本势力相当，很多东北流亡者和革命者聚集于此。经舒群介绍，萧军在青岛《晨报副刊》担任编辑，萧红也参与《新女性周刊》的部分工作。两位东北青年从窘迫的经济条件中走出来，萧红也在青岛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麦场》，他们开始给鲁迅写信，希望得到写作和生活上的指导。

“不必问自己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鲁迅先生回信了！兴奋的萧军夫妇马上把《麦场》原稿和《跋涉》挂号寄给鲁迅先生。

1934年中秋节，舒群夫妇被国民党逮捕，舒群夫人倪清华被蒋介石钦定为要犯，押送南京。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报刊也停了，没了工作的二萧流亡到了上海，投奔鲁迅先生。

鲁迅对二萧很是喜欢，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朋友。1934年年底，生活书店答应出版萧红中篇小说《生死场》。中央宣传部“文艺审查委员会”在进行出版的审查工作，委员会积压拖延半年之久，竟被告知不能出版。鲁迅又将《生死场》介绍给《文学》杂志，希望能够连载，再次遭到退稿。

30年代的上海租界对出版物管理较为宽松，文学刊物需向巡捕房备案，同时要在文递国民党市政府、市党部分别登记。但在华界，国民党出台《国民政府出版法》进行文化围剿，凡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都被认为“危害中华民国”，一律严禁。左翼作家群体自1927年清党运动开始处于被逮捕追杀的状态。

1935年月12月，《生死场》选择非法发行，以“奴隶丛书”第三册的名义在上海假借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与萧红有着令人感动的“伟大的温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钱理群说：“当萧红用她纤细的手，略带羞涩地叩着文学大门的时候，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了。”

自幼喜爱美术的萧红自己设计了《生死场》的封面，本来一直使用“悄吟”为笔名的萧红，首次使用萧红作笔名。萧红的名字也从此留在了文学史上，比她的历任男性伴侣的地位都稳固。

但与此同时，萧军在感情上发生不忠还出现家暴。

感情破裂后，许广平称“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疗伤也为了不再烦扰他人，萧红在1936年7月17日坐船离开上海，远赴日本。

1936年10月21日，鲁迅下葬，萧红才在日本知道先生去世的消息。鲁迅的死对萧红打击很大。1937年7月7日，大多刊物停刊，胡风为了让《七月》，出版三期后，决定将刊物迁至武汉。二萧就在9月底离开上海去了武汉。在武汉时，萧军写信邀请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来武汉。

1938年1月，除了胡风留守编辑《七月》之外，其余六人（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都被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到临汾任教。2月日军攻陷太原，临汾告急。萧军去部队。再次在西安相遇时，明知怀有身孕的萧红向萧军提出了分手。

1938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失去了鲁迅庇荫的萧红此时几乎处于孤立的状态，萧红的无党派政治立场本就与大多数左翼作家不同，萧红怀着身孕与萧军分开，朋友们都是站在萧军一边的。连主婚人胡风在婚礼前劝阻她：“作为一个女人，你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作为你的朋友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地。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

或许是日久见人心，或许是萧红看错人，端木蕻良并不值得依靠。在重庆定居时，端木懒惰自私，常常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家务办事都靠萧红张罗。住在附近的作家靳以为萧红打抱不平：“她当时已经走得疲累，需要安宁，却不幸遇到这么个人。”

1938年日军轰炸武汉，端木独自离去，有身孕的萧红静站在码头上，被人流冲挤。1940年1月18日，萧红与端木抵达香港，当重庆战火纷飞的时候，香港悠闲安定给萧红虚弱的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期的萧红创作非常勤奋，用端木的话是“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

1942年11月病逝的萧红，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作《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作品。因为战争，当时的文化名人云集香港。她和许多名人、著名作家交往，像夏衍、胡风、茅盾、田汉，还有史沫特莱、柳亚子等，办刊物、开大会、纪念鲁迅、宣传抗日、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这几年是她短暂一生中最闪光的阶段。由于紧张的写作，经常熬夜和劳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失眠、发烧、咳嗽，后因肺结核病逝于香港圣玛丽医院，时年31岁。

在萧红香港重病住院期间，端木不告而别长达十八天，把照顾病人的责任推卸到朋友骆宾基身上。

人须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

人在成长过程中会认识到理想和现实的鸿沟，但萧红永远活在理想里，她把真实的自我放逐在每一天的写作里。萧红在给友人的书信里说：“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在小说《弃儿》中写她第一次怀孕时，肚子由馒头般变得像小盆一般扣在肚子上，当时的芹（萧红）和蓓力（萧军）没有钱支付旅馆费用和医院费用，估计没有财力来抚养萧红与汪恩甲的孩子。

萧红是这样写当时的状况的：“孩子咳嗽的声音，把芹伏在壁上的脸移动了，她跳上床去，她扯着自己的头发，用拳头痛打自己的头盖。真是个自私的东西，成千成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呢？比小孩更有用的大人也都饿死了，自己也快饿死了，这都看不见！真是个自私的东西！”

可见萧红并不是抛弃小孩，不懂亲情的冷漠之人。还年轻的她心里有着更宏大的追求和责任。

对于自己的文学事业，萧红也逐渐开始建立坚定的主见和立场。在胡风主持的座谈会上，她谈到自己对写作者的使命认识：“作家是向着全世界人类的愚昧写作”。

1938年1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接着说：“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

萧红与胡风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1938年4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萧红曾对对聂绀弩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聂绀弩答：“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