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青人。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虽然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

巴金 鲁迅精神饱含战斗性和独立性 从鲁迅到巴金，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五四”新文化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鲁迅是原创者，而巴金是继承者。

巴金所代表的时代，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战斗、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主观努力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起源于鲁迅，虽不能说终结在巴金，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时代跟今天已经有区别了。

什么叫做鲁迅精神?我认为，鲁迅精神里面饱含了一种战斗性和批判性，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斯巴达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态度很明确，我必须战斗，哪怕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还是要把“我血”献出来。

鲁迅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觉悟的，他希望社会变得更合理更进步，但是社会拒绝他的努力，民众也不理解他，在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耗尽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理想。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但鲁迅的这份执着，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

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也会逆来顺受，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甚至健忘。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鲁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彻底的，彻底到什么程度?他连自己也批判，主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必须从解剖自己开始，这点很少有人去做。后来发展到巴金身上，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写《随想录》提出的忏悔精神。

鲁迅精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追求进步。一般人多半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激进，中年比较稳定，晚年就成保守了。可鲁迅一生都在追求新的东西，他一直在变，总是站在某个时代的思想最前沿来批判社会。但总不成功，所以晚年又跟左联的领导人周扬闹翻了。这到底是鲁迅走得太前卫，还是那些激进的政治团体本身有问题?。

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其实错了，晚年鲁迅并不孤独，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联分离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

胡风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为首的就是巴金。

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几个。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像巴金、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像黎烈文主办的《中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办的《作家》、靳以主办的《文季月刊》等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

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 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他们既是两代人，又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

这个团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也不敢恨鲁迅，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风，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

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叫《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追求进步。党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也要拉住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

胡风和巴金继承了鲁迅精神 鲁迅去世以后，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这是一个象征。

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

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

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写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后来《七月》杂志停刊以后，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还编辑了许多丛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为了一个流派。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巴金也同样把鲁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作家都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巴金就不断搜集他们的作品，借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们的作品集结成书，卖掉后再用稿费支持这些作家渡过困境。我曾听吴朗西先生说，抗战中他们出版作家的书从来不拖欠版税，总是千方百计为作家解除困难。

有人这样说，如果抗战没有巴金和胡风，大量的文学青年也许就不可能走上文坛。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孩子死了，之后是巴金把她的小说一篇一篇找来之后结集出版，否则这个作家现在可能谁也不会知道。同时，胡风还把延安年轻人的诗歌小说拿到重庆出版，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大后方的影响。所以慢慢地他们两个人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