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末代王朝为何定都于顺化

韩周敬 ∣越南阮朝为何定都于顺化

图一、顺化（Hu?）的位置

做为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Nhà Nguy?n)—的都城，顺化（笔者注：今越南中部的顺化市，越南语写作“Hu?”，李文雄《越南杂记》云：“此乃越语Thuan-Hoa顺化二字之急拼音云。”一说“Hu?”原为当地商铺名，法人因以名其地）总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从东西文化交融的宫城，到做为威仪符号的旗台；从襟带全城的香江，到堪称“地海”的泻湖—河中海儿与三江海儿，这些顺化的名胜之处，俱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前来寻味与瞻拜。但鲜为人知的是，阮朝君臣最初在都城选址问题上分歧很大，嘉隆（Gia Long）帝（1802-1819）本人以及很多大臣都不拟定都于此，最终选择顺化，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影响下君臣博弈的结果。都城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其选址不仅渗透着历史惯性的影响，还体现了王朝内部对地理形势的认知差异，更重要的是，都城之选址，关系到相应利益集团的现实乃至长远利益。那么阮初的都城选址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争议？顺化究竟有何优势，使嘉隆最终瞩意于它？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嘉隆的决定呢？

1802年，阮福映击灭西山朝（Nhà Tây S?n，1778-1801）而建立阮朝。天下既定，定都的问题首先被提上日程。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对于都城的选址，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定都乂安（今乂安省Vinh市），以嘉隆帝本人为代表；第二、定都升龙（即今日之河内），以后黎朝旧臣为代表；第三、还都富春（亦即顺化，富春为社名，原为阮主驻军之所，后为广南国国都之名），以广南旧人为代表。起初，嘉隆之所以有定都乂安之想，与西山朝曾在此地大力营建中都凤凰城（Ph??ng Hoàng Trung ?ô）有关。《皇黎一统志》载西山阮惠“以乂安在国之中，道路适均，且祖地在焉。命大征工匠搬运木石砖瓦，修宫府，造楼殿，筑四围土城。督诸道军，掘土产蜂石以砌内城，建三层龙楼、太和殿两廊，以备朝贺，号中京凤凰城”。由于先前阮惠一直有迁都乂安之意，此地的兵备储积十分丰厚。后来阮朝攻打乂安之时，此地又未发生太大规模的战役，因此凤凰城在阮朝初期保存得比较完整。此外，定都乂安，还有着消解西山余党信心的意义，因为乂安本是西山阮惠的祖贯之地，阮朝击灭西山并以此为都，在意念上是对西山余党的巨大威压，其意义与我国明清两朝自发祥地迁都北京，有异曲同工之处。可是建都于乂安的劣势也很大，最突出的是它接近西部山区的蛮獠属地，阮朝初期，由于国力有限，难以对之进行有效防控，这使得乂安由军事冲要区变成了边疆区，从而更加削弱了它作为都城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阮朝做为首次建立对三圻稳定统治的朝代，乂安在西山朝时期“天下之中”的地位亦已丧失。

图二、顺化皇城午门(Ng? Môn)

经过一番争论，定都乂安和北城的观点，都难以成立，因而摆在嘉隆面前的，惟有定都富春一途。在阮朝建立之初，富春之城池规制在所有都会中保留最为完整，这与西山朝都于此地有关。阮惠西山国时期，虽欲以乂安为中都，并大力营建，但直至阮惠去世时，中都仍未竣工，故而阮惠驻跸于富春城中，由此，“富春都城生聚渐成乐土，目今诸蛮之所凑会，四民之所栖止，甲于国中”。其后嘉隆进军富春，并未遇到多大抵抗，因而富春又一次幸存于兵燹之中。除了富春城制的完整之外，富春做为都城候选地，还有以下三个优势：居中制外、祖宗之地、人心可使。

由于阮初的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北城的黎郑旧臣和自嘉定而起的广南故臣两个部分，因而如何平衡两部势力，必然是进行都城选址的一个重要考虑。由于定都富春本就是广南旧臣的意愿，因而嘉隆要面对的，主要如何在定都富春之后，又能有效控制北城。对此，嘉隆的解决方法是将清华内、清华外和乂安三镇从北城分割出来，划入富春京畿区。在分划三镇之前，北城和富春直辖区是以横山天险为界的，山川形便，不利一统；分划之后，因清华内、外二镇以三叠山为界，故而与北城之山南下镇之间，形成了犬牙交错之边界，从而能够较为有效的扼制北城。正是藉由此种系统的政区分划，定都富春的政治意义才得以落实，成为北城和嘉定之间的一个地理和政治的双重平衡点。

由于嘉隆定都富春的缘故，后世之阮朝史书和志书对其形势都极尽夸耀之能事，如《大南一统志》载：“东瀛之内，复有小海；西岩之外，复有重峦。三江海儿浸其北，河中海儿汇其东，左泽诸山回转而南，右泽诸山延亘其右，山川环衍，原隰沃饶，界海旁山，鱼鳖材木，不可胜用，洵所谓天府者也。其名山则有仓山、御屏山、玉盏山、高堆山、海云山、佐灵山；其大川则有香江、富屋江、良田江、石捍江、利农河、永定河；其重险则有镇海城、海山关、海云关、天下第一雄关。兴瓯堡、油木堡控制其东南，甘露堡、镇牢堡扼限其西北，顺安海汛，帆樯辐辏，以通诸夏；左右山源，岩溪纠结，以限诸蛮。险阻相乘，形势扼塞，水土平善，尤为四方之所和会，自古建都之地，未有过于此者也。”
图三、《大南一统志》所存之顺化宫城图

事实上，这些表述与其说是对富春实际地理形势的描述，不如说是对王都政治地理的一种理论建构，即为了凸显国都为王气所聚之所，而以其为中心，将周边山川关隘—或取其实，或取其形—尽数纳入其地理系统之中，以营造一种天下都会无出其右的尊崇感。从实际实施情况来看，定都富春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上。

图四、顺化皇城前之旗台（K??ài）（1807年建）

第二、地理形势和后勤保障的局限性。从地理上看，在乂安以南地区，由于东西向诸河流对长山山脉的切割作用，致使地形支离破碎，极便于割据。《海外纪事》就曾记：“盖大越国总是一山曲折，起伏于巨洋中，或向或背，皆依山傍海而为都邑，山峻水险，树木丛翳，多犀象虎狼，各府无路径可通，凡从一港所入尽可通之地为一府，别府则为另一港。”法人高罗（Pierre Gourou）则称此地为“世界上最不连贯的国土”。富春地区的形势，就是这种“不连贯”的典型。

这种地形凸显了船只和海口对政权的重要性。但顺化居于由沙滩和泻湖的屏蔽之后，其附近之思贤、顺安二海口经常发生泥沙淤积，以至于嘉隆帝在其后的当政期间，虽不断进行疏浚，其河道状况却无大的改善。而此时的会安港，因为秋湓江泥沙的沉积，亦逐渐不敷其用。沱瀼湾成为顺化与海上联系的首要港口，但它又居于离顺化六十公里的海云山之南，这对于粮食和矿产依赖南北二城的京城来说影响颇大。

图五、顺化之“襟带”—香江（H??ng Giang）

总的来看，阮朝初期定都富春，既是君臣博弈的结果，也是出于平衡黎郑故臣和广南旧臣力量的考虑。后世臣子出于对王都政治地理理论建构的考虑，极力夸大富春之形势，但实际上定都富春的劣势亦十分明显。如果将定都富春，置于整个越南古代都城区位史中来考量，我们会发现定都于此，实际是其古代都城南移趋势的一个体现；如果将其放到清阮关系的背景来看，又会看出：阮朝最终选择富春为都，其思考之底色是一种与北国平等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中越关系渐行渐远的一种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