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嫡孙为何称“孙中山是刺杀宋教仁最大嫌疑人”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字英士，1878—1916）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被刺客枪杀。蒋介石冒险到现场痛哭收尸，孙中山得知消息后亦大为悲恸，为其请国葬、写祭文，称他“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的沪军都督，同盟会骨干，曾参与推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上台后，他追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是其最主要的助手，曾策划一系列反袁军事行动，直至遇难。

由于种种原因，陈其美的身后评价毁誉参半，从“大革命家”、“共和长城”到“流氓政客”、“青帮头子”褒贬各异，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时至今日，距陈其美遇刺离世已经整整100年，他离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还有多远？

5月17日，上海中山学社联合上海市历史学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上海社科院召开“纪念陈其美学术座谈会”，陈其美长孙陈泽祥、陈立夫儿媳林颖曾女士及沪宁两地2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陈泽祥早年对祖父陈其美的零星印象也大都来自陈果夫。“他给我讲祖父和祖父的朋友——比如张静江——的故事。但那只是一些模糊的片段，加上偶尔会看到一些遗物，真正研究先祖父事迹要到5年以前了。”

1960年陈泽祥离开台湾赴美留学，从事法律行业的他对家族历史并无系统研究，直到学历史出身的太太劝他将家族故事写下来，为散落世界各地的子孙后代留一段记忆。“我翻阅了一些谈中国革命的书，发现介绍祖父的内容很少。”为了写一本关于陈其美的书，每年来中国两次，拜访章开沅、张宪文等历史学者，从《民立报》、《申报》这些报刊及海峡两岸的档案中爬梳线索。陈泽祥认为，“了解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入手。孙中山先生称陈英士是‘革命首功之人’，袁世凯则愿以70万大洋收买他，收买不成就欲除之而后快，这可以说明他的影响之大。”

“对陈其美的评价绕不开民国初年的三个枪杀案，即陶成章案、宋教仁案和陈其美本人被枪杀案，”历史学者沈祖炜在座谈会上说。

1912年1月14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房遇刺身亡。主持刺杀的蒋介石是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团长，因此许多人指陈其美为“幕后黑手”，目的是抢夺浙江都督席位。这一血案标志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决裂，是“辛亥武昌起义后革命队伍的大分裂”，也一度是关于陈其美功过论断中“最大的问题”。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到枪杀。刺客武士英和买凶者应桂馨（青帮出身、被袁世凯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之职）的身份很快暴露，然而对于幕后主使，百余年来众说纷纭，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乃至孙中山、黄兴、陈其美都受到过怀疑。

1916年5月18日，热衷于暗杀活动的陈其美在上海被刺，一时舆论震动，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因此陈其美的死，将他的一生定格在了“反袁”斗争上。

三个案件中，宋教仁案的争论尤为激烈。国民党称真凶是袁世凯，而案发后流传的“陈其美主谋说”，被认为是袁世凯、袁克文等人罗织、构陷，企图颠倒舆论。近一个世纪后，2011年，袁世凯嫡孙袁家诚对媒体称“孙中山才是‘刺宋’的最大嫌疑人”；2012年，团结出版社出版《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作者张耀杰），又明确指认陈其美为真凶。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廖大伟在座谈会上表示，《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指向陈其美的结论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但指控袁世凯涉案的“铁证”亦站不住脚。“宋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证有’不行，即难以证明谁是主谋，但我们可以‘证无’，证明谁不是主谋，以及谁在其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廖大伟说。

几桩政治命案的“真凶”皆有定论，但“主谋”各有疑义，有些疑团因史料缺失暂时无法解开，也可能永远成谜。这对后世评价陈其美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其美在生前死后始终是一个褒贬悬殊的人物。

孙中山高度评价他为“革命首功之人”、“吾党唯一柱石”；为了纪念他，上海曾有两条“其美路”（现四平路、四平支路），有“英士路”（今淡水路）、英士纪念塔，浙江有“国立英士大学”；他被称为“共和长城”和“伟大的革命家”。1949年以后，英士路、其美路更名，英士大学被裁撤废校，湖州陈英士墓一度被毁，史学论著提到他时则称其为“流氓集团的大头子”、“资产阶级政客”，甚至“反共老手”。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在会上回顾了陈其美的研究史。他认为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是使陈其美饱受争议的事件之一。周恩来在1943年8月的内部报告中说：“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邵雍表示，这几乎是中共最早给陈其美“定调”的表述，后来被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影响更加广泛。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关于陈其美的研究，偶尔提及也仅冠以负面评价。其中多少受到了些“盟弟”蒋介石、侄儿陈果夫、陈立夫的“牵连”。直到198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热潮兴起，陈其美传记等研究成果才相继出现，开始对他给予较为正面的论述。

1986年是陈其美遇难70周年，这一年发表的论文如《略论陈其美与孙中山》（作者：赵矢元）、《关于陈其美评价的几个问题》（作者：赵宗颇）通过追述陈其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的过程，肯定其历史地位，并提出“否定陈其美就是否定孙中山”。

1987年李宗一等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肯定了陈其美在长江下游的讨袁活动，并且认为陈其美是因此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这是相对客观的评价，”邵雍说。

史学界于1986年和1999年两次在浙江湖州举行陈其美学术研讨会，认为陈其美“始终追随孙中山，无论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还是二次革命、讨袁护国中，都建树了卓越的功绩，”但也指出陈“错误和弱点显著”，总体认为陈英士“功大于过”，“为民主共和而生，为民主共和而死，是一位善始善终的革命家。”

2005年，海内外英士大学校友为纪念其革命精神重新在杭州建立了陈英士铜像。

尽管如此，参与座谈的多名学者指出，目前学界对于陈其美的研究之薄弱，与其历史贡献及地位很不相称，离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还有相当距离。“过去陈其美的研究因为种种禁忌和‘帽子’而稀缺，史料也少，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成为一个推进研究的契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谦平说。

“盖棺难论定”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中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近来学界对其革命事业和功绩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仍有一些争议，如指责他利用会党、崇尚暗杀等“积极手段”，质疑他在上海光复过程中的贡献、出任沪军都督的正当性，以及他与孙中山、黄兴的关系等等。

从支持孙中山的角度而言，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指出，陈其美无疑是孙最坚定的追随者，助建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取代黄兴成为孙中山反袁斗争的重要助手，筹集巨款全力支持，“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他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愈挫愈奋的爱国者，也是壮志未酬的先驱者。

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表示，陈其美是爱国主义者，是民族民主革命家，陈家两代人对民族民主革命做出的贡献应该被认可。“陈其美曾多次在江浙沪、北京、天津、山西乃至东北联络会党、组织起义，是革命实践家；他在上海组织沪军都督府，通过这一机构在政治、社会运动各方面发挥作用。陈其美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做出过贡献。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包括陈其美在内的革命者有过不恰当的评价，研究也很不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推动对陈家两代人的研究。”张宪文说。

与争议问题相关的是，如何认识那个年代的革命手段和革命形态？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沙青青认为，应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待政治暗杀这种极端手段，“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种普遍的现象乃至风气，从欧洲到日本的革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邵雍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一文中曾谈到帮会与革命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指出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分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现实问题……代表当时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该如何同帮会打交道，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没有解决好，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解决好。”

“尽管我们对陈其美仍然无法‘盖棺论定’”，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表示，“人物评价的起伏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历史的魅力。”

而即便伴随着种种谜团与争议，“陈其美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今人也应对他保持敬意。”沈祖炜说。

学者呼吁在上海恢复纪念场所

上海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指出，陈其美在短短十年间（1906—1916）迅速崛起，从一介布衣到叱咤风云的沪军都督，与他身处上海这座城市也有莫大的关系：“陈其美领导武装起义，利用上海言论自由的特点，在起义前广造舆论，后来上海县城一代起义非常顺利；他还利用上海财源丰富的特点，为革命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撑。他的过人才能也与城市对他的塑造密不可分。”

“陈其美于1911年11月7日出任沪军都督执掌上海，次年7月31日辞去该职，尽管只有短短8个月时间，但对上海的城市建设颇有影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苏智良认为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期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影响体现在五个方面：开风气之先，倡导扫除旧风俗（如废除清王朝跪拜礼，提倡男女同校）；其次整顿帮会、维持治安；三是推动上海城市建设，拆除上海城墙，方便进出城人员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格局；四是奖励工商，严厉查禁假钞、整顿金融秩序、上海工商发展迎来高潮；第五是推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这一时期上海文化全面发展，教育方面有女子法政学校、女子工业大学校、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等院校兴起，出版业有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华书局，报刊言论开自由之风气，早期话剧展现革命的面貌。”苏智良认为，“辛亥以后上海文化的全面发展，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乃至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有奠基作用。整体而言，辛亥后短短两年奠定了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

“我们在今天缅怀陈英士，有一点愧对他和辛亥先贤：我们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够。陈英士故居被拆除，英士纪念塔、英士纪念堂也早就不见踪影。应该呼吁在淡水路或相关遗址建立碑牌或塑像，是缅怀一个人，也是缅怀一个时代。”苏智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