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甲午海战中的鱼雷艇逃兵毁了北洋海军

文/唐博

1895年2月7日清晨，威海刘公岛。

海面炮声隆隆，困守孤岛的北洋舰队又一次击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进攻。正当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趁势突围和坐等援军之间犹豫不决之际，突然有水兵报告：北洋舰队全部13艘鱼雷艇以及两艘炮艇，从刘公岛西口鱼贯而出。而丁汝昌并没有给他们下达突围的命令。

与此同时，站在“桥立”号战舰甲板上的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难道北洋舰队要作困兽之斗，用鱼雷艇作为诱饵，掩护主力舰艇突围？他马上传令各舰做好防御鱼雷攻击的准备。

然而，这些鱼雷艇冲出港口后，并未向日舰冲去，而是沿着海岸加速向西行驶。这时，无论是丁汝昌，还是伊东，都看懂了：北洋舰队鱼雷艇队正在全体临阵脱逃！

丁汝昌想派军舰把他们截回来，可为时已晚。伊东则命令“吉野”等4艘航速最快的日本巡洋舰予以追击。结果，除了“左一”航速较快，侥幸逃脱，其余鱼雷艇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无一幸免。

这是一次由鱼雷艇军官们背着丁汝昌精心策划的出逃事件，该事件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

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

由于鱼雷可对水面舰艇造成致命打击，因此，鱼雷及鱼雷艇的出现，对追求装甲厚度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海战战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鱼雷艇问世之际，正值中国洋务运动的高潮。清廷决策层看到鱼雷艇造价低而威力巨大。于是，从1880年起，中国的鱼雷事业就开始起步。这几乎与西方列强同步。

至1894年，中国海军共拥有鱼雷艇35艘，数量虽多，但分属北洋、南洋、广东等水师，条块分割，难以发挥整体威力。虽然全部购自海外（其中27艘来自德国），装备较为先进，但由于1888年之后未添1艘，艇龄老、航速慢，没有实现鱼雷艇国产化。

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大量购置和建造鱼雷艇。到1894年，共装备了24艘鱼雷艇，其中10艘为国产。尽管日本海军鱼雷艇数量较少，但艇龄较短，有19艘艇龄不满6年；而且所有鱼雷艇编入联合舰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大强化。

北洋舰队因承担拱卫渤海湾、屏藩首都的重任，最受清廷重视，因而配备了性能最佳的鱼雷艇。

“福龙”排水量115吨，1500匹马力，航速23节，载有4门火炮和3具鱼雷发射管；“左一”排水量108吨，1000匹马力，航速24节，载有6门火炮和3具鱼雷发射管。它们构成了北洋鱼雷艇的主力。

“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航速18-19节，其吨位、鱼雷发射管数量都稍逊一筹。另有舰载鱼雷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以及教练鱼雷艇“中甲”、“中乙”。共计13艘艇，只有日本联合舰队鱼雷艇数量的一半略多。

北洋鱼雷艇的军官基本都接受过近代海军教育。

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

“福龙”管带蔡廷干是1873年第二批官派留美学生。

“右一”管带徐永春、“右二”管带刘芳圃、“左二”管带李仕元等，都曾留德学习鱼雷。

“左二”大副倪居卿、“左二”管轮李绰椿、“左三”管轮霍家桢等，都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

海军衙门为培养鱼雷人才，专门设置旅顺鱼雷营（1881年）、威海金线顶鱼雷营（1883年）和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

总的来说，虽然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装备精良，人才济济。他们在实战中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黄海海战：痛失良机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军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北洋舰队完成运兵护航任务，即将返航，在大东沟口外黄海海面，突然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主力，随即展开海上决战。

北洋舰队共有18艘舰艇参加护航，包括“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四艘鱼雷艇；而日本舰队没有鱼雷艇参战。

战前，丁汝昌安排鱼雷艇和2艘炮艇护送运兵船进港，“平远”、“广丙”两艘巡洋舰在港口外警戒，其余10艘主力战舰在港口外12海里处锚泊。

日本联合舰队12艘战舰的突然出现，使锚泊的10艘北洋主力战舰仓促应战。很快，航速、吨位、火炮射速上均居劣势的北洋舰队，就因旗舰信号杆被击毁，舰队失去统一指挥而陷入被动。

激战一小时后，“平远”、“广丙”、“福龙”、“左一”投入战斗，并包围了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1895年担任日本驻我国台湾第一任“总督”）的座船“西京丸”。该舰系商船改装，装甲薄，火力弱。舰身多处中弹起火，舰舱进水，蒸汽舵和信号杆被击毁。如能将其击沉，很可能扭转战局。

“平远”、“广丙”的轰击吸引了“西京丸”的炮火，“福龙”则从浓浓烟雾中冲出，在距离“西京瓦”400米处发射了一枚鱼雷。擦过“西京丸”的右舷，未能命中。稍作调整后又发射了第二枚鱼雷，结果在距“西京瓦”右舷5米处再次擦过。

随后，“福龙”一面用速射机枪攻击“西京丸”，一面冒着炮火不断逼近，在距敌舰40米处发射了其携带的最后一枚鱼雷。这枚鱼雷是对着“西京丸”的舰身中部发射出去的，“福龙”的官兵都认为“此次定中无疑”，甚至开始提前庆祝。桦山资纪及其随从军官，看到鱼雷飞驰而来，皆以为“我事已毕”，相对默然，听天由命。

然而，过了一分钟，没有听到预料之中的爆炸声，“西京丸”依旧安然无恙，“福龙”管带蔡廷干懵了，桦山资纪也懵了。2分钟后，那枚鱼雷出现在“西京丸”另一舷侧的海面上，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认为，由于鱼雷在发射入水后，要惯性下沉，在水下前进一段距离后才能浮出水面。“福龙”在发射鱼雷时距离“西京丸”太近，那枚鱼雷射出后，竟从“西京丸”舰身底下的海中穿了过去。也有学者认为，“福龙”是在转舵时发射的这枚鱼雷，而转舵时由于鱼雷艇吨位小，艇身会向一侧倾斜，导致舷侧鱼雷沉入水中过深。

事实上，北洋舰队成军后，管理松懈，日常训练流于形式。鱼雷打靶，“唯船动而靶不动”。实战中3枚鱼雷都打不中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难不死的“西京丸”在随后赶来的日舰掩护下逃离战场。忙于救助落水伤员的“左一”也无暇追击。此后，北洋舰队再无聚歼敌舰的战机。黄海海战持续5小时，北洋舰队损失5艘战舰，而日本舰队虽也有5艘受重创，但无一沉没。

全军覆灭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鉴于舰船损失较大，担心拼光老本，就下令北洋舰队龟缩在威海“保船制敌”，不准出击，把制海权拱手相让。在日本海军的掩护下，日本陆军连续攻占大连、旅顺，占领了北洋舰队的辽东基地和船坞。

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向威海侧后发动进攻。日本海军以25艘战舰和16艘鱼雷艇封锁了威海港，防止北洋舰艇突围。一周后，日军攻占威海岸上炮台，并调转炮口攻击刘公岛附近的北洋舰艇，不过收效甚微。

2月5日凌晨，日军派出数艘鱼雷艇，分3个小队乘夜色偷偷越过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口外海面设置的栅栏、锁链和水雷，但由于进港后失去联络，只能各自为战，多数被击沉。混战中，其九号艇用鱼雷击中了北洋旗舰“定远”，导致后者搁浅而丧失战力。

次日凌晨，日军鱼雷艇再次偷袭，击沉了巡洋舰“来远”、训练舰“威远”和布雷舰“宝筏”。而“来远”与“威远”的管带这一夜竟登岸嫖妓，舰上官兵集体酣睡，毫无防范，损失巨大。

北洋鱼雷艇队集体出逃后，重挫刘公岛守军的士气，洋员勾结部分官兵哗变闹事，要求投降日军。不愿承担汉奸骂名的丁汝昌，又苦等了4天，终究没有盼来他渴望的援军，在绝望中自杀。又过了7天，11艘残余舰艇插上了太阳旗，日军开进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或许丁汝昌至死都不知道，出逃事件中被日军俘获的“福龙”管带蔡廷干，将港内北洋舰队的虚实和盘托出；“左一”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向上司谎称刘公岛已失守，致使正在行进途中的清军援军掉头撤退。

与屡获胜绩的日本鱼雷艇相比，北洋鱼雷艇队毫无作为。鱼雷艇全盘进口带来的发展停滞、迷信“大舰巨炮”而导致鱼雷艇的优势无法发挥，流于形式的日常操练、不重视操守教育以及官阶收入的巨大差距，这一切，都使北洋鱼雷艇队的建设弊病丛生，最终酿成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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