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大清二百年未有之总督：一个同流合污的“清官”

曾国藩回答：“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也就是说，过去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食物，被曾国藩拒绝。渐渐曾国藩之不收礼成了风气，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

赵烈文一听，笑着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就是说，大清二百年来，只有你这一个总督衙门能做到这样。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非常痛恨，他认为，大清天下之所以问题重重，民怨四起，根子就在于吏治不清。所以他说，只有从治理贪污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清朝的问题。不过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如今他成了总督，终于可以对官场风气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了。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对每位官员，包括曾国藩来说都是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成为地方大吏后，曾国藩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我们前面提到，官员们见上级，都要送见面礼。

曾国藩给下属发下一条指令，不收官场上例行的“见面礼”。这一个指令，就相当于少收入了几万两白银。

不过身在官场，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都对付一下就行。现在一大家子来了，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点家具。庐州知府唐景皋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这个，是官场的惯例，因为庐州知府就驻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驻在省城的官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本为是不打算按照这个规矩执行。但是东西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一片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七领草席。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原来容闳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有时候，属下给他送礼，他也会全盘收下，然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比如同治元年他的幕僚莫友芝送了他一部书，叫《元和郡县志》，曾国藩很喜欢这本书，就收下了，收下后回赠给莫友芝一部《通鉴》。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

工作准则的第一条，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

第二条是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

不准向有关衙门荐举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由于势之所在，其他人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概不准荐人入军队或者州县衙门。

那么通过禁止迎送仪式、拒收礼品、约束工作人员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因为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

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三千两。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馀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一万八千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到一起，起码得三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一万四千两别敬，曾国藩共花费了两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馀金” 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二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馀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以上我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得很清楚。

本文摘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