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15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对日本人的强盗行径表示愤慨。不过在谈到袁世凯政府的对日交涉时，他却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到1915 年4 月底，为了压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条件，日本悍然在山东、奉天等地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于5 月1 日提出一项最后修正案，然而日本方面的答复却令袁世凯大出意外。5 月7日下午3 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威胁其必须于5 月9 日午后6 时前做出令日方满意的答复。在通牒中，日本人先是喋喋不休地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番指责，最后便话锋一转盛气凌人地宣称：“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接到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后，袁世凯真是又气又怒，立即于下午5 时召集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政府大员紧急磋商。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各位大员自然纷纷表示愤慨。然而一谈到对策却又哑口无言，除了颇有血性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求拼死一搏外，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主张委曲求全，保持目前难得的和平局面。5 月8 日上午10 点和下午1 点，袁世凯又分别召集两次中央政府会议商讨对策。令袁世凯灰心绝望的是，就在这天中午，他长期以来最信赖的两位老外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相继赶来中南海。不过他们可不是来为老朋友打气的，反而异口同声地奉劝袁世凯接受日本人的条件，不要再讨价还价。眼看原本还寄有一丝希望的友邦也这样不仗义，袁世凯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当天晚上8 点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协商会议上，发生了民国有史以来最为悲情的一幕。
作为当天会议的参与者，时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可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曹汝霖便和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连夜起草回复日方的照会，最终定稿后由陆徵祥率领同僚亲自送交日本公使馆日置益手中，此时已是深夜11 点。曹汝霖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时说：“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袁世凯，心情何尝不是糟糕到了极点呢?据记载，就在当天临散会之前，他语气沉痛地表示：“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显然，对于此次日本人带给中华民国以及他本人的奇耻大辱，袁世凯是无法释怀的。
1915 年5 月25 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日本国内举国欢庆，首相大隈重信率领全体阁僚入宫向天皇道贺，而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则公然举行游行庆贺，“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而就在日本人的欢呼声中，袁世凯则向各省文武长官下达了一道密谕，告诫他们不要忘记5 月9 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其中一些措辞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
对于袁世凯被迫签订“二十一条”这一事件，后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按照以往史学界的观点，袁世凯此举简直就是卖国求荣，有的甚至指责他之所以签约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较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袁世凯此举的评价似乎颇令我们意外。例如1915 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对日本人的强盗行径表示愤慨。不过在谈到袁世凯政府的对日交涉时，他却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陶菊隐也曾为袁世凯辩白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
至于就实际的结果而言，“二十一条”的确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预期的利益。因为经过双方讨价还价之后所签的条约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而即便是已经签订的条款，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民众的愤怒抗议，日本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而在日本方面，短暂的兴奋过后，他们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也懊恼地发现：“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当然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对中国人民族尊严的伤害而言，“二十一条”都堪称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的奇耻大辱。作为当时的国家元首，袁世凯无论有过怎样的抗争，也只能落得个无奈与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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