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 靳树鹏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在中国独领风骚。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连任五届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接着成了中国“托派”首领，再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辗转入川，贫病乡居，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发妻高大众生3男3女。随后又与高大众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结合，生1男1女。陈独秀还有14个孙儿孙女，7个外孙外孙女。

陈独秀的一生及其逝世后的岁月，中国大地苦历沧桑，对他个人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抑扬不一，他的一些儿孙不能不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那么，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两烈士英名长存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15年，陈独秀创办在中国开一代风气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兄弟俩来上海读书。当时延年17岁，乔年13岁，他们克承庭训，天资又高，读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国学很有根底，到上海后即入震旦大学，并在法国巡捕房同学法文。他们兄弟在上海受的是新式教育，其中就有陈独秀所主张的“兽性主义”。陈独秀对“兽性主义”的解释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他提倡“兽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陈独秀不仅说说，而是在自己子女身上付诸实施。

陈延年兄弟，一面打工，一面读书，每月每人到亚东图书馆领取父亲规定的5元钱生活补贴，晚上就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常常啃冷烧饼喝自来水以解饥渴。

1919年深秋的一天夜里，北风大作，天气奇寒。当时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也学法文，法文班散课他走出来，只见昏暗的路灯下有一团寒气向他袭来，走近一看是陈延年。潘赞化摸了摸他的肩，原来还穿着夹衣。

“延年，你不冷吗？”

陈延年拱手站立路旁说：“还可以。”

“走，到我家去，给你找一件棉衣。”“不需要。多谢潘老叔！”

“听说你父亲因为五四学潮在北京被捕，你知道吗？”“听说了。”

“你怎么想的，不害怕吗？”“既做不怕，怕则不做。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危险乃意中之事。何怕之有？”

“如果同人援救无效，你如何想？”“中国失去一有学识之人，当然可惜！”

他们议论的是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亲自散发他们起草的反对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一事。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影响极大，震动全国。他这次被捕，经全国各方营救，监禁三个月后被保释。陈延年如此冷静谈论自己父亲被捕，不能不令人惊异。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吃住，感情上最过不去的还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高君曼是延年、乔年的姨母，也是继母，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住在家里，与她自己生的两个孩子陈子美、陈鹤年一样。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何以非把自己的亲骨肉摒之门外呢？高君曼苦说多次也说服不了陈独秀，就找到潘赞化说：“望你以老朋友的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会好于我自己所生。”

她说着说着悲泣不止。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还是不同意，并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1919年底，陈延年、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春，他们兄弟与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1924年和1925年先后被派回国内工作。

他们兄弟堪称是我党早期革命家中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们在法国一面做工一面读书。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老先生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大发感慨说：“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沾酱油吃！”陈氏兄弟确实是勤工俭学生中的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他们到莫斯科后，吃饭、穿衣、住房、理发、洗澡、洗衣都是学校供给，每月还发给少许零用钱，虽然开始时吃的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勉强吃下去，三四天大便不通。陈延年却对人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陈延年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离开安庆老家之后。陈延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南方区委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是革命的中心，许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领着不薄的薪金，一些人身着军装，吃得起大菜。陈延年还是穿一身半旧的粗哔叽学生服，脚上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钉底翻毛皮鞋，卧室里只有一张木床，一条席子，一条粗毛毡，一条被子，黄色皮包当枕头，床下还有只小皮箱。他在广东工作三年，一直穿这套衣服，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领、袖破烂，油迹斑斑，同志们劝他做一套新衣服换一下，他只点头微笑。由于工作忙，饮食无定，有什么吃什么，他从不挑剔。他当时二十六七岁，有的女同志很羡慕他，有人对他提婚姻问题，他总是推说工作忙。

他们兄弟间的感情绝非一般兄弟可比。小时延年内向、沉静，性格倔强，与人落落寡合。乔年却活泼好动，他常常教同自己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唱戏，唱伍子胥过关时，先戴黑胡子后换上白胡子。唱完后他告诉小朋友，伍子胥过不去关，一夜之间愁白了胡子。到上海后，每月到亚东图书馆领取那5元钱。延年总是等在外面，乔年进屋到柜台去拿。乔年善于说故事，延年却很腼腆，只有同很熟的人才说笑。

陈氏兄弟最初相信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很有研究，对当时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均深恶痛绝。兄弟俩与其父也存芥蒂。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名重一时，可陈延年却对人说：“吾父亦不过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异？”言辞虽偏激，但也说明他们少时已能独立思考。兄弟俩对陈独秀在中国筹组中国共产党并不赞许，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和斗争也令他们反感。1920年秋，陈公培等人到法国，华法教育会派延年到码头来迎接，陈公培向延年出示陈独秀的介绍信时，他却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他们兄弟终于跳出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泥淖，走到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与父亲的隔阂也就消除了。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氏兄弟同时加入，延年还担任“少共”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出版《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他写的字规范秀美，使这个油印刊物竟能与铅印的媲美。延年回国后任中共南方区委书记，后到上海接替罗亦农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将江浙区委改成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委后，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八七会议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他们兄弟二人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延年任南方区委书记期间，使广东的党组织从几十人发展为几千名党员，并领导着近百万工农群众。1925年6月19日，在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亲自参加并指挥了6月23日在广州举行的10万群众的大示威。英帝国主义侦知我党在南方的领导人是陈延年，因延年脸有细微的疙瘩，就以麻子称之，并写成传奇小说对他大加诋毁。1927年6月，延年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逮捕，吴稚晖去电祝贺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可见反动派对延年畏之如虎，恨之入骨。乔年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时，亲自参加了1926年党所领导的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就在奋争的人群之中，胸膛上挨了军警一枪柄，被人扶走了。他们兄弟人生短暂，但都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延年于1927年7月4日，乔年于1928年6月6日，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两位先烈的弟弟陈松年家中有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元月份颁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道：“查陈延年、陈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之尊崇。”落款系手写的“主席毛泽东”，并钤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延年壮烈捐躯时29岁，还是个童男子。乔年壮烈捐躯时仅26岁，有子一岁，夭折。

陈松年历尽沧桑

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子，与陈延年、陈乔年为同母所生。他的前半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老子革命，儿子遭殃。

陈松年生于1910年，小于两个哥哥十来岁，长于同父异母的弟弟陈鹤年三岁，当他呱呱落地时，陈独秀已与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后陈独秀再没有回过安庆，松年出世后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直到多年以后陈独秀被关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他去探视，父子才得以相见。陈松年没有像哥哥弟弟那样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读过书，仅在安徽大学肄业，但因家学渊源之故，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松年3岁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任仉嗣冲为安微都督，他曾大肆通缉搜捕陈独秀等人。当时陈独秀嗣父陈昔凡刚去世，还停棺家中，安庆统领马连甲就带兵查抄了陈家，把陈昔凡珍藏的字画抢去大半，声言要斩草除根，非抓住陈独秀的儿子不可。延年、乔年从房上跳下逃走。松年太小，跌落在邻家澡盆里。陈家待人厚道，乐善好施，邻里关系非常融洽。邻家的夫人就势给松年洗澡，如同给自己儿子洗澡一样，才算掩护过去。陈独秀长兄陈孟吉之子陈永年与陈延年年龄相仿，被误抓，坐了4年牢，还陪斩过，吓得精神失常。松年17岁时，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拥进陈独秀的家，要霸占这所宅第，后经陈独秀嗣母谢氏电请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出面说情才了事。可是，大哥、二哥死难的噩耗又相继向他袭来。松年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攻占安庆，不得已由谢氏做主卖掉了“大洋房子”。松年又托乡下亲戚弄了9只小船把家中的财物运往乡下祠堂里，并封上了祠堂大门。日本人来后，还是撬开祠堂大门，两次洗劫，好东西都被抢光。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年携妻儿回来时，仅用一只船装回几件家具。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被一位本家留下，1978年，松年又动员这位本家将其交给安庆市博物馆。

松年经历了一个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懑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松年的祖母最担心死时不能由儿子抱头送终，为了克尽孝道，也为了避开日本人铁蹄的践踏，经陈独秀先后来信催促，松年乃携祖母、妻子和刚1岁的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从武汉乘船到重庆，辗转投奔陈独秀。可此时的陈独秀已穷困潦倒，事事靠朋友。松年却不得不接受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陈独秀刚从重庆搬到江津县时，曾被他的至交邓仲纯的夫人闭门谢客，后来陈独秀一家还是住进了邓仲纯开的延年医院后宅，但也常有口舌之争。纷争之起，当然因素很多。如邓仲纯一家，他弟弟一家，还有陈独秀一家，三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主要是邓氏兄弟负担；再如大热的天，男人多赤背穿裤头，三家人在一起，也多有不便；但很大的因素还是邓仲纯夫人最看不惯陈独秀与潘兰珍这样的老夫少妻。后来陈松年到江津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工作，举家迁往江北，陈独秀与潘兰珍也迁到鹤山坪石墙院（即江津的五举乡石墙村）居住。陈独秀一生颇少“儿女情长”，此时却不同，他常把松年夫妇及两个孙女和一个侄孙找来团聚，这给他寂寞的晚年平添了不少欢乐。可儿孙们一来，潘兰珍就不高兴，有时当着众人面就同陈独秀吵嘴。陈独秀为不使大家不愉快，就辗转嘱咐松年夫妇尽量少去。陈独秀的嗣母终于得由陈独秀抱头送终。松年非常尊重父亲，也尊重潘兰珍，他称潘兰珍为母，他的儿辈则称为二奶奶。松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对陈独秀身后诸事，如各方致送的奠仪、手稿、书籍等，都尽量托付何之瑜操办处理。在清理陈独秀的遗物时，松年想留下父亲的两枚印章作纪念，也被潘兰珍所拒绝。在这种种人际关系中，松年是苦水自吞，最能委曲求全的。

松年遵父亲的遗嘱，于1947年在陈独秀友人帮助下，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营葬，怕国民党人士见到“陈独秀”三字捣乱，在陈独秀的棺木上标写的是其科举时的官名“陈乾生”。

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陈家也到了清寒之境。松年当过会计，教过书，后任窑厂技师。他们夫妇已有1男3女，一家6口，生活拮据，不得已把北京的房子也卖掉了。鉴于家境，他的长女陈长玮、次女陈长玙都曾提出不考大学。松年却支持自己的女儿上大学。松年夫人窦珩光，也坚持要保住陈家世代书香。她说：“我就是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要供你们上学。”她说到做到，曾同小女儿去抬土、修路、糊火柴盒、绞手套等来贴补家用。她太辛劳了，患有多种疾病，过早去世。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曾对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过功劳，如有后人应予照顾。此后政府每月给陈松年补助30元，帮助他们一家克服了临时困难。陈松年退休后，被选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又被选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松年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钢铁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是工程师。次女陈长玙大学毕业后在一军工厂从事技术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儿子陈长琦大学毕业后，在一工科大学任教，现在是讲师。小女儿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能上正规大学，但文辞秀丽，文字端庄古朴，现在安微省某图书馆工作。

松年生于清末长于民初，经历了军阀混战，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曾在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下举家逃难，兄弟捐躯，父亲祖母病丧，他的夫人也先他而去，更深深地感受了“陈独秀”三字给一家生活罩上的阴影和带来的欣慰。他历尽沧桑，深知人生的艰辛，当然也就能够豁达乐观。他爱哼京剧，常到市工人文化宫自敲板鼓自演唱，还参加过市老干部合唱团的演出。他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动手术时，还在病房里唱京剧。他终于活到80岁高龄。

虽属偶然，但也有趣：陈独秀的发妻高大众是霍丘县名门之女；陈松年的夫人窦珩光也是霍丘名门之女；陈松年的儿子陈长琦娶妻还是霍丘之女。

陈鹤年独居香港

陈鹤年是陈独秀4个儿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1991年8月，陈鹤年在大陆的长女，在北京某高等学校任教的陈祯祥，去香港探望父亲。

祯祥说：“爸，我今天陪您去看电影吧！”

陈鹤年老先生非常惊奇地说：“看电影？我三十来年不看电影了，为什么今天要去看电影呢？”

“这是一部大陆拍的片子，写的是我爷爷。”

“大陆过去都说你爷爷的坏话，拍的电影也是糟踏他，有什么可看的？”

“这部电影不同，是新拍的，您还是去看看吧！”

鹤年经不住女儿的劝说，终于在祯祥的陪伴下，走进了在香港很出名的星光电影院。大概全世界的电影业都处于萧条阶段，这天算上鹤年父女全场只有7位观众，上映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片《开天辟地》。这是一部上下集的长片，放映时间近3个小时。可从影片开演，80高龄的鹤年老先生没有靠过一下椅背，聚精会神到极点，直到把影片全看完，看完之后他好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

究竟是什么这样强烈吸引着他呢？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了母亲的艺术形象，或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父亲没有被歪曲的艺术形象？还是影片使他想起了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代走过的火热坎坷的人生道路？最主要的大概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纠正过去宣传中“左”的偏颇的极大勇气吧？

陈鹤年终于说了话：“你爷爷不太像，丑了点，脸没有那么宽，鬓角还要高一些。你奶奶一点都不像，她比那个演员小巧秀气，也漂亮。她性格好，古诗词好，也很善良。”

鹤年生于1913年，他与比他大一岁的姐姐陈子美对陈独秀的感情也存在着某些芥蒂，这是因为在他们十来岁的时候，陈独秀同他们的生母分居，高君曼带着他们姐弟二人去了南京。

或者是高君曼的主张，或者是他们姐弟自己的主意，或者是友人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更重要的大概也因为生活不充裕，总之，他们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之一，即“职业主义”。他们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子美学的是妇女科，鹤年学的电讯。

鹤年学完电讯后又在扬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时转到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政法系，并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是预备党员。他积极参加了由党所领导的有数千学生参加的“12·9”爱国救亡运动，他就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并同她恋爱结婚。许桂馨当时是民先队队员。陈鹤年刚读到大学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时他与许桂馨爱情的结晶，他们的长女祯祥诞生，所以他们夫妇未能像不少参加“12·9”运动的爱国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去了北京西山游击队。鹤年在西山负责收发电报并培养收发报人员，许桂馨则组织妇女做军用手套。1938年底，鹤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作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以“哲民”之名发表许多文章，后又回国到桂林，也是编报、教书、收发报。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全家又到香港，他进《星岛日报》工作，并定居香港。

鹤年后来升为译电室主任，工资提高了，又顶一层楼，开始办少年出版社，先出《学生文丛》月刊，是社会科学性的，后改为《青少年》月刊，1978年底改为《科学模型》月刊，内容也改为自然科学，该刊已到100期。这个刊物是个严肃的科普读物，不登广告，也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东西，在香港当然是赔本生意。

鹤年在香港40多年，对政治不予闻问，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这从他办的刊物就可以看出来。1949年12月广州刚解放不久，他就把长女祯祥和次女祯荣送回祖国。1952年，他与夫人许桂馨商量后，决定由许桂馨带着他们的3个女儿和1个儿子回大陆定居，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大陆受教育，在新中国长大成人。他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是30年没能再相聚首，他更没有想到，他在大陆的夫人和子女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

鹤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让他的夫人和子女回大陆，可他自己何以没回大陆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三十年代以前，斯大林在苏联清洗和镇压托派，躲在墨西哥城郊区考约阿康的托洛茨基本人也未能幸免，中国也于1952年末把大陆的中国“托派”全部逮捕。陈独秀虽然在1937年出狱后，曾申明他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对“托派”反对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非常不满，但他毕竟曾是中国“托派”的首领。所以，在建国之初，陈独秀还是政治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为了避开这个问题，可能是鹤年当初没回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鹤年也是可以回来的，可他至今未归来，那原因可能更复杂些。

鹤年除了在大陆的4个子女外，在香港还有6个子女。

陈鹤年在大陆的子女噩梦醒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在北京读初中的陈祯祥刚13岁，她既未征得父母同意，也没有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当然不能被批准。过了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她被接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后她每年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一”、“十一”庆祝游行，特别是1957年五一节的庆祝游行，更令她不能忘记。她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员，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热烈欢呼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细心聆听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整风决定。

五一节过后不久，祯祥读书的北京某大学学院党委召开动员大会，发动全院师生给党提意见。天真幼稚的祯祥同别人一样，在会上提了些学院图书资料少，新教师多，教学质量不高等意见。她万没有想到，很快就贴满了围剿她的大字报。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就是否定党的教育事业！”

“否定党的教育事业，就是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陈祯祥向党进攻是有阶级根源的！”

学院成立了陈祯祥专案组，班上党支部帮助她提高认识，大会促、小会帮。

“陈祯祥，你首先应该端正态度！”

“你与别人不一样，你祖父是陈独秀，如果党不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可你现在只好上这个学院，因此，你必然对党不满，对党怨恨！”

“陈祯祥，你必须承认事实，你是陈独秀的孙女，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祯祥惊呆了。她是陈独秀的孙女，父亲是在香港，这都是事实。但她连陈独秀是个什么模样也不知道。难道陈独秀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老子在香港，子女就不是好人？

这个“天生的右派”，最后当然被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

许桂馨女士在北京某职工医院任药剂师，已感到陈独秀问题对她有些压力，但万没想到陈独秀还牵连到他的孙辈子女。她为了使大陆的另外3个子女不再遭到祯祥那样的厄运，毅然提出要和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离婚，与陈家断绝亲情。后经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于1958年批准协议离婚，规定陈鹤年每月给其子女60元生活费。

许桂馨虽然与陈鹤年脱离了夫妻关系，可她的子女仍然因陈独秀问题入不了团。她的三女儿陈祯庆1964年在北京某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她批判陈独秀的材料写得少，迟迟不给分配工作，让她到植物园去劳动锻炼。为了表示彻底同陈独秀划清界限，全家又决定，由二女儿祯荣写信通知在香港的陈鹤年，每月60元的生活费也不要了。他们全家长长吐了一口气，以为彻底划清了界限，可以安生了。他们太天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照样受株连，全家无一人能幸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祯祥所在中学的造反派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陈祯祥是陈独秀的孙女，要她交出陈独秀的照片。

陈祯祥从来没有陈独秀的照片，也从没见过爷爷的照片，她第一次看见陈独秀的照片，还是13年后，在北京党史展览馆的大厅里，她同众多人一样伫立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肖像前，只是她比别人更动感情，两眼湿润，激动万分，直到展览馆关门她才离去。

因为祯祥工作努力，教学质量好，曾受过校长的表扬，造反派就把她、她爱人和校长打成反党“三家村”，还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污蔑她的文章。她至爱的丈夫竟被迫害致死。

她大妹祯荣被扣上为陈独秀翻案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定为“5·16”分子，关进学习班，拷打审问半年多。她小妹祯庆，因为买毛主席像章时说6角钱一个太贵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批斗，在全区游斗。当时她是第一次怀孕临产，她和她丈夫及孩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至今留有严重的后遗症。祯祥的小弟祯祺，文化大革命开始刚18岁，他积极参加红卫兵，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被剥夺了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但他并不灰心泄气，写了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结果被分配到内蒙古。他谨言慎行，吃苦耐劳，可还是不准他参加贫下中农会议。他难过得哭了，但仍然发奋努力，白天劳动，晚上加班，第一年就干了460个劳动日。但他怎样拼命劳动，刻苦努力也不行。他快满25周岁时，怕超过年龄，又最后一次写了入团申请书，仍未被理睬。1974年北京派人去内蒙古知识青年插队的县社招工、招考教师，尽管县社一致推荐陈祯祺，但招考的人却说，他这号人不适合当教师，也不适合回北京。到1976年时，与他同去插队的300多知识青年中，只有他一个人还是靠挣工分吃饭。他前后三次参加高考，都因为是陈独秀的孙子而不予录取。

陈鹤年在大陆的子女终于噩梦醒来。1979年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怀下，北京市委组织部派人调查，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终于在1979年7月给陈祯祺一家落实了政策。现在，陈氏三姊妹都在北京工作，其中有两位是副教授。她们的弟弟陈祯祥已全家去香港，正在他父亲主办的《科学模型》月刊上连载他自己关于电子计算机的科普著作。

陈子美天涯何处？

陈独秀有4个女儿，除两个早殇外，长女陈玉莹只活到28岁，病逝上海。陈独秀的次女陈子美，乳名“蟢子”（一种蜘蛛名），也作“喜子”，有时也写成“洗子”，她如果健在，今年刚好是80周岁。

原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已90多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知道陈子美，但从未见过她。郑老先生与子美的父亲陈独秀交谊很深，也见过陈独秀发妻高大众。他同鹤年只见过一面，同松年青年时和老年时都见过面，他同延年、乔年都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同时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一起去苏联，又差不多同时回国工作，可谓情同手足。但郑老先生对子美的人生经历却不详知。这大概因为子美的一生有些神秘，有些奇特，也有着太多的酸甜苦辣，才鲜为人知。郑老先生审阅此文初稿后，来信说：“我从你的文章第一次知道陈子美有子女留在国内已经长大成人，这样看来，陈子美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会设法与子女联系的呢！”可子美的一部分子女从1960年就与母亲失去联系。30多年过去，仍然没有接上这种联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天涯何处，也不知道她是死还是生。子美的长子张肇山1933年出生，1951年在上海念高中二年时参加军事干校，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他后来被人陷害，进了监狱，1960年病死于狱中。20多年后这起冤案才得以平反，组织上给了120元抚恤金，张肇山没有结婚，这笔钱应交给父母，可父亲已经故去，母亲又在何方？

子美生于1912年，在她十二三岁时，她的父母陈独秀与高君曼协议分居。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紧张阶段，陈独秀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子美很少能见到父亲。子美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张国祥相识、定亲、结婚时，高君曼已经病逝，她的婚事是由外婆（高君曼生母埏亓氏夫人）做主定下来的。1932年10月15日夜，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押往南京。子美曾带着她的“白马王子”张国祥到狱中去探望陈独秀。张国祥生于1902年，比子美大10岁，出身于菜农家庭，后来念书，此时正在银行和旅行社供职，家境不错。不知为什么，陈独秀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并不十分赞许，为此父女俩还在狱中争吵起来。子美的性格很像父亲，刚烈、倔强。此后，子美的行踪就很少有人知道，都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已死。后来笔者从可靠的渠道得知，子美并没死，被人用汽车轮胎偷渡到香港，又从香港去了加拿大。后来又得知她的医道很高明，在加拿大开的妇产科医院很受欢迎。又20多年过去，她如果健在亦是一皤然老妪，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张国祥认识子美前已经结婚，但他对子美隐瞒了。193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诞生后，家庭经济拮据，子美始知丈夫已有妻室子女。子美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张国祥与原配蔡氏离婚，但蔡氏离婚不离家。从此，他们的家庭生活笼罩上一层阴影。抗日战争爆发后，子美与张国祥已有2子3女，他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子美在重庆进一步学习深造妇产科。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他们全家差点遭难。他们一家匆忙逃离重庆时，未来得及从友人家领回刚两岁的三女儿张树范，从此失散。子美一家终于取道香港回到上海，不久子美与张国祥分居，她带着4个子女租房另过，这期间她的长女张树仪摔坏了右腿，子美更加怨恨张国祥。后来子美带着子女迁往南京下关居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子美终于和张国祥正式离婚，由于张国祥不愿意给抚养费，子美又养不起4个儿女，无可奈何，只得孤身离去。

子美也好，张国祥也好，都不对子女谈他们的外祖父，他们的子女也不知道外祖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

子美后来认识了李照焕先生，并同他结婚，他们有了两个儿子李宝堃、李莹堃后，子美就做了绝育手术。

50年代初，子美和张国祥生的长子、长女张肇山、张树仪参军离开上海，在上海只有他们二女儿张树德。母子情是人间至情，子美找到了张树德，张树德也曾偷着去看母亲，被父亲知道后还挨了顿揍。1953年张树德初中毕业时要填履历表，父亲才告诉她外祖父是陈独秀。张树德念高中的三年是寄宿，这三年中她常偷着去看母亲，还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和照看宝宝和毛毛（李宝堃、李莹堃乳名）。这期间张树德为了证实外祖父是否是陈独秀，曾问过母亲，结果受到了斥责。1956年张树德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大学，即将离开上海。这时陈子美才给他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外祖父陈独秀，另一张是她四舅夫妇（陈鹤年和许桂馨）及3个女儿的合影。陈子美指着照片上的陈祯祥对她说：“她和你年仿。”不久子美和李照焕全家迁居广州。1957年暑假，张树德曾到广州母亲处小住。可二三年后，她同母亲彻底失去了联系。

笔者只知道李照焕先生现居广州，对他本人或对他与陈子美生的两个儿子的近况都不确知。只听说子美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迫害，被游斗游街，丈夫照焕也被抓关牢，不然子美也不会冒险出走海外。

子美与张国祥的5个子女中，长子屈死狱中。三女儿在重庆失散，后来知道音讯时已病殁。其他3个：长女张树仪、次女张树德、次子张肇山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被人尊重的职业，其中两位是教授学者，也有着美满家庭和自己的子女。子美的丈夫、子女、弟弟及侄儿侄女，都可以去寻访她的下落，但这是很困难的，如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出面寻访，就方便些。子美是值得去寻访的，因为她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

陈独秀和子女间的感情世界

电影《开天辟地》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陈独秀悄悄去看自己的两个儿子，他看见陈延年、陈乔年小小年纪在拉大锯，很受感动，热泪盈眶，他把卖茶蛋的老太太的茶蛋全买了下来，叫老太太给儿子送过去，自己转身走开。编导者的心意是好的，但这并非事实。

尽管和子女们有某些隔膜，陈独秀是很爱自己的子女的，但不娇惯，更不溺爱。陈独秀在北大时，陈延年从上海来找他，照一般人看来，儿子见老子，跑到身边去就是了。陈延年却不同，先递上一张片子，写上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当时北大有人开玩笑说，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了。

陈独秀是不想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八旗子弟，是希望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自谋生路，自创生活。陈松年是以会计为职业养家的，陈鹤年是靠收发电报的技术起家的，陈子美是靠妇产科自创生活的。

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大革命时期，以延年为代表的我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赞成北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中央对北伐不积极，陈独秀还写过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广东方面除陈延年而外，没有一个人敢于直接反对陈独秀的主张，多是唯唯诺诺，只是陈延年敢于直接反对，敢于说对总书记不满的话。1925年春，廖仲恺被刺后，延年来上海，但他找不到中央。俄国领事馆已通知中央，延年到上海几天了，于是大家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后来《国民日报》上登了一个小广告，是林木找马道甫的。林木是延年在法国时起的化名，马道甫是郑超麟在《响导》上写读者来信时用的假名。张伯简先看到这个广告，就去旅馆找到陈延年，把他送到郑超麟家。郑超麟就带着他去闸北中央秘书处见陈独秀。父子二人就在天井中坐下谈起来，似乎同陈独秀接见其他干部没有什么不同。郑超麟当时的感受是，父子二人见面的那种感情是很难形容的，他就避开了。如果说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也有偏爱的话，他最钟爱的就是延年和乔年，在他们兄弟身上寄托着他自己莫大期望。他常说，蒋介石杀害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陈氏兄弟壮烈捐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和感情，没见诸任何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谈起过。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杨扣在西安时，陈独秀在狱中非常兴奋，叫人买来酒和菜，先祭奠大革命以来死难的烈士，然后他说：“延年啊，乔年啊！为父的为你们俩酹此一杯！”他说完将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从没有人见他如此痛哭过。陈独秀的子女也很爱他们的父亲。延年有一次从广东到上海来向中央汇报工作，可陈独秀却同中央失去联系好多天，大家以为陈独秀一定被秘密逮捕暗杀了。延年找到陈独秀老友汪孟邹，汪孟邹也不知其下落，延年当时就哭了。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鹤年去探望并告诉父亲，准备组织人劫狱救他出去，被陈独秀斥为胡闹。松年对父亲更是极为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