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托派”郑超麟坎坷一生

● 靳树鹏

郑超麟

1922年，在巴黎召开的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台影。前排左2赵世炎，左4郑超麟，左6陈乔年，左8陈延年，左11王若飞，中排左5李慰农，后排左10周恩来。

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现在仍坚持托派观点

在健在的人中（注：本文写于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是罗章龙，第二个就是郑超麟。郑超麟与周恩来等人于1922年在法国共同创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在苏联正式入党，李大钊参加了他的入党仪式。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录员，罗章龙是正式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人说，郑超麟是中共的大人物之一，除了资格之外，大概因为他是党内“才子”之一。他后来同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但不是去当什么奸细、间谍，而是他不同意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反对斯大林主义坚信托洛茨基主义。在他的词典上不是“马恩列斯”，而是“马恩列托”。他至今在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以此为荣。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上海关押郑超麟他们的那座监狱里，也出现了类似社会上红卫兵一类的组织，也举行了斗争会，头一个被批斗的犯人自然就是郑超麟。

1966年10月24日，举行了对郑超麟的第一次斗争会，到会的有30多人。郑超麟宣读发言稿：“托派并非反革命，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陈独秀不是反革命，我本人不是反革命，所有托派犯人都不是反革命……”数语一出，会场就开了锅，他被拖到中间，按跪在地上，连骂带打，拉耳朵，抓面皮，要他收回这几句话。

“郑超麟，你敢说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

“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

“毛主席说过托洛茨基是反革命。”

“毛主席没有说过托洛茨基是反革命。”

他们翻阅《毛主席语录》，没有找到什么枪炮子弹，又翻阅《毛泽东选集》，终于在第一卷152页注释［30］中找到斯大林说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侦探间谍，是工人阶级死敌那番话，这当然是重型炸弹，于是对郑超麟的斗争升级。

郑超麟答辩说：“这段文字是注释，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话。”

于是他们再翻阅《毛泽东选集》一卷到四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没有找出毛主席自己说过托洛茨基是反革命的话。

后来又对郑超麟斗争了两三天，再后来减少人数，不用暴力，在长桌旁又口舌斗争了他三五天，他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签字按了手印，才停止对他的斗争。

1990年5月1日，郑超麟在未发表的《九十自述》一文中写道：“70年前，当我20岁左右时候，各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名为共产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没有改名而坚持原来的立场）；去年以至今年，我们则看到相反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自然也有一部份未改名，而保持原来的立场）；70年前发生了一种过程，今天70年后则发生相反的过程。这表示什么？一般人说，这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表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破产罢了。”

他的确够顽固的，始终对斯大林主义不以为然。他三年前对笔者说：“陈独秀最可贵的是从列宁主义前进到托洛茨基主义。”其实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主义一开始就有保留，到晚年既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也不相信托洛茨基主义。

郑超麟已90多岁高龄，唯一的儿子7岁病逝，至爱的夫人先他而去，只剩下孤苦零仃、腰弓目障一老叟。早年奔走革命出生入死的艰险生活，不曾损害他的筋骨体魄；长期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生活，无论国民党的监狱还是共产党的铁窗，无论刑讯审问还是精神折磨，都不曾改变他的信仰。你可以不赞成他的信仰，但不能不佩服他的意志。至今他毫不暮气颓唐，每天孜孜以求，读书写作。他已一无所有，还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这是他超乎常人之处。

才识不凡，见过大世面

郑超麟是旧家子弟，少时即读四书五经（但当时没读过《礼记》），酷爱龚自珍的诗文，且偏好老庄。他的旧学根底自不待言，对马、恩、列、斯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更认真研究过。他爱读史，对世界史和中国史都有所研究。他精通英、法、俄、德四种外语，案头翻译落笔成章，他还懂世界语。他还研究语法学、音韵学，并长于诗词。他是现代中国有才华和学识的人物之一，他还是本世纪历史活见证人。羊牧之赠他的诗说：“此老人间能有几，沧桑阅尽四朝中”。1991年《人民日报》上有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是“活的百科全书”。

郑超麟一生曾与之谋面相识或交游共事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声名赫赫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或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陈乔年、刘少奇、罗章龙、罗亦农、项英、潘汉年、彭述之、恽代英、张太雷、向警予、杨之华、邓颖超、邓小平、陆定一、聂荣臻等等。他写道：“五次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对其他领袖人物，他都有较深的交往或较多的了解。

他曾亲见过列宁的死，参加了列宁的葬礼。他见过红场阅兵台上斯大林等要人。他聆听过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查斯基、季诺维也夫和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等人演说。他认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人物维经斯基、鲁易、罗明纳兹、米夫等等，当然也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权重一时的鲍罗廷。

在国民党方面，他见过蒋介石、汪精卫、徐谦、孙科，更不要说曾参加过共产党的邵力子。就是国民党元老，他也见过几位，如朱执信、林森。他1919年去法国时，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曾在漳州旧道台衙门欢送他们。

他与文学界的沈雁冰（茅盾）、蒋光赤、王独清很有交往。党还派他指导联系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他也认识创造社中的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李民治（即李一氓）、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生诸人。

他一生经历过的大事件史有所载。

1922年在法国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个发起人之一。赵世炎是“少共”总书记，陈延年、李维汉、周恩来也是领导人。

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带领他们十几个人从巴黎北站出发去柏林，再从柏林去苏联，周恩来从法国回德国，与他们同行。“忆昔来游正少年”，“人物风流胜神仙”，他怎么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呢？他们从巴黎到柏林途中在科伦换车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在柏林办理去苏联护照期间，周恩来曾充任导游，带他们游览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和名胜古迹，并去了一次波茨坦，当然也要领他们去吃中国菜。他们从柏林走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入苏联境。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有一颗红星。他们读书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称斯大林大学，在莫斯科，他们曾在自己的寝室欢迎孙中山派往苏联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他们是到苏联留学，绝不是为了取得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走上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1924年，他们回到上海，正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高潮即将到来之时。郑超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负责撰写、翻译、编辑、出版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及各种书籍。他忘不了慕尔鸣路一个弄堂里的房子，那是宣传部办公的地方。这幢房子两楼两底，厢房沿马路有一个过街楼，当时瞿秋白、蔡和森和夫人向警予，李立三和夫人李一纯，彭述之，张太雷的家属，都住在这里。楼上厢房空着，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桌子旁边几把不整齐的椅子，有一张空床是留给郑超麟的。那张大方桌子他工作用，全楼会客也用，也是中央主席团开会的会议桌。开中央主席团会议，陈独秀来了，王荷波来了，林育南来了，蔡和森从客堂楼侧门走出来，彭述之从过街楼走出来。这是郑超麟第一次见陈独秀，时在1924年秋他刚回国不久。

1919年11月4日，郑超麟他们30几个福建学生从香港登上法国邮船保罗·列嘉号。他在船上第一次看到《新青年》杂志，翻开的头一篇文章是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写的《宪法与孔教》，文中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对之“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郑超麟从小读圣贤之书，同意康有为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中学时也写过这类作文，故对陈独秀的主张非常反感。他在船上第一次写日记，这天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船行33天，他们于12月7日在马赛登陆，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大变化，从大骂陈独秀到崇拜陈独秀，这就是他在法国邮船上经过的他自己的“五四运动”。把陈独秀奉为导师。现在自己竟在他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他经历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和上海第二次、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不是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却是积极参加者，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缚虎擒龙非我事，枪林弹雨旧曾经”。后来他参加了党的四大、五大和著名的“八七”会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天早晨，屠杀革命者的枪声使睡在横浜桥宣传部机关里的郑超麟惊醒。汪精卫“7·15”武汉反共时，郑超麟又恰在武汉。他虽然都幸免于难，没有成为烈士，却耳闻目睹了白色恐怖，“工农处处，血花飘洒”。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二七”大罢工以来死难的烈士，特别是与他很亲密或他认识知道的人，寄托了他的哀思，表示了他的愤慨。

他1924年从苏联回国，路上20来天，走了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也游览了世界上最冷的城市伊尔库茨克。但是，他的游历毕竟有限。在中国，除了武汉三镇的汉口外，他从未到过长江以北，更不要说北京。他1919年去法国辞别父兄遂成永诀，再也没有回过乡井。他一生中33年被监禁。现在他自由了，却已是90老翁，又怎么走得动呢。

他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又成为革命的“罪人”

郑超麟自称是一个不爱出头露角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为革命做的工作都普普通通，或者说都实实在在。当年与他接触较多的人，都认为他有见解，工作最勤奋，更敬佩他对人对事一丝不苟的态度。他能演讲但不善演讲，却长于撰述和翻译。他在莫斯科时，就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上发表，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他回国后参加了《向导》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写文章或翻译文章在《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他亲见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写了一篇此次惨案的纪实文字发表在《向导》上，这可能是难得的真实记载这一事件的第一手史料之一。后来他实际上成了《向导》的执行主编，在三年时间里，除了一次例外，都是他以记者名义回答读者来信，没有一期《向导》不是他亲自校对。再后来他是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主编，或称编辑主任，刊名也是他拟的。他在这两个刊物上都写了不少文章。

他参加上海区委（即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党组织），是七名区委委员之一，做过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和代理湖北省委书记，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还做过中央特派员赴福建整理党务。他翻译不少革命著作，如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农民问题》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他还在培养革命骨干的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即历史唯物论）。

郑超麟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在中国首先翻译了《共产主义ABC》一书。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无产阶级执政后的第一个党纲。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了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传解释新党纲，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由于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道理，并对民主与专政、民族、宗教、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组织、银行、货币、国家财政等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总之，因为它内容广博，通俗易懂，出版后备受欢迎。列宁认为这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据记载，至三十年代初，它的俄文版至少印了18次，另外还有20多种外文版，被奉为“共产主义宣传的范本”。这本书直译可为《共产主义入门》或《俄国共产党纲领简释》。郑超麟大胆地把俄文本和各种文本所有的绪言和党纲本身都删去，只保留解释党纲的文字，并把书名译为《共产主义ABC》。这本书一出版，立即成为中国那几年二三种最畅销书之一。可以这样说，当时的革命者，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有觉悟又有一定文化的工农群众，都读过或知道这本书。它对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奇怪的是：笔者案头有一部《中共党史简明词典》，其人物编中共收有900多个人物，但没有郑超麟的名字。这部词典的报刊编中，收有《向导》和《布尔塞维克》（该词典作《布尔什维克》）两个条目，但解释的文字中也没有郑超麟的名字。笔者案头还有一本《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收有《共产主义ABC》这个条目，但不写谁是中文译者，当然也没有郑超麟的名字。当时郑超麟自己有一个原则，自己翻译的书在党中央出版机构出版的，一律不支取翻译稿费，也不署姓名。后代人是看不到“译者郑超麟”这样的物证，但此书是谁翻译的，党内上层都知道，并不难调查。笔者案头还有一本《中国共产党大事典》，干脆就没有《布尔塞维克》这个条目，《布尔塞维克》纪念馆天天在上海开放，大事典里连几行字也没留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郑超麟是托派，而且是中国托派常委，是宣传部长，是个首领。

托派一直担着恶名，无论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斯大林曾说：“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所以，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了“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四案，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被枪决。《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152页注释［30］写道：“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这些注释文字是根据王明和康生诬栽中国托派的文章撰写的。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就大反托派。王明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疾言厉色地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在王明、康生的心目中，托派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切敌人中最十恶不赦的一类。

但是，这些恶名是不该加在托派身上的。据1988年8月4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已决定为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四大错案平反，指出所谓的这四个组织都是不存在的。对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并为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我国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168页注释［33］，把前引那条注释中关于中国托派的文字改写为：“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516页注释［9］又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比较新注释和旧注释，变化很大，旧注释加在托派身上的罪名，在新注释中都没有了。新注释说的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有罪无罪问题。因此，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无论是苏联托派还是中国托派，过去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恶名都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托派也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背景下产生的，最早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1923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苏联党内发生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派的大辩论，从中央到基层到党员都分成两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时把托洛茨基论述中国大革命的文章带回来，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六大路线一部分人赞赏。这些人，无论是从苏联回来的，还是原在国内的，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被党发觉后又置党的劝说和警告于不顾，终于被开除出党。他们后来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公开打出托洛茨基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世界各国托派的命运可能都不好，中国托派就更糟。中国托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中共六大路线，理所当然的被国民党认为是共产党一翼。中国托派召开统一大会后不久，其中央机关就迭遭破坏，后来连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除陈独秀外，几乎所有托派人物都不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郑超麟更是以极左的面貌反对这一政策。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该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拥护。郑超麟却提出这些极其错误的主张。

1952年12月22日，一夜之间，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在大陆的托派全部逮捕。郑超麟从青年时代起投身于中国革命，也为这个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又成了这个革命的“罪犯”。

郑超麟一生三次被捕。

第一次是在1929年3月18日，郑超麟与夫人刘静贞同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何资深的夫人张以森住在一起，国民党是来抓张以森的，郑超麟夫妇也同时被捕去，关押40天左右被保释。这时郑超麟和刘静贞都是中共党员。

第二次是在1931年5月21日，他已是中国托派常委和宣传部长。这次共捕去十数人，他的夫人刘静贞亦在内。因郑超麟是托派首领，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陈独秀住址，成了此案的首犯。虽经蔡元培、于右任先后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杨虎写信保释，也未能奏效，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并释放政治犯后，郑超麟才于1937年8月29日出狱，被关押6年多。

他1952年12月这次被捕，即第三次被捕，他的夫人刘静贞也随即被捕，但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是国民党逮捕他，这次是共产党逮捕他，而且被监禁达27年之久。他们这一案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被判15年、12年、10年、5年、2年有期徒刑。但对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曾猛5人却始终未起诉，也未判决。

他记述过我党一批领导人物青年时代的恋爱，他和刘静贞是一对苦命鸳鸯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卷首的《自序》中写道：“《恋爱与政治》一章，本拟删去，因为其中颇似上海小报上的桃色新闻，难免被人斥为无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搀杂其间。我认为在‘不妨害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容许的。这一章中所写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牺牲者，存者之中也许有几个现在做了gentleman或lady，他们也许以我写出他们少年时期的恋爱为有意诽谤。这里，我只好向他们道歉。若是没有联带关系，可以避免不写的，我都不写了。读者请勿忘记，我也是其所写恋爱者当中一个人。现在同当初一样，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是没有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的。”

国内刊行的《郑超麟回忆录》中并没有这一章，是经作者本人同意由编者删掉了。1991年法兰克福ISP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郑超麟回忆录》，却保留了《恋爱与政治》这一章。

那时的革命者的确是值得赞美的。他们有的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有的毁家纾难资助革命，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革命，他们都勇于献身，义无反顾。他们那时的生活和斗争紧张激烈，艰苦卓绝，随时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可革命者之间的爱情还是那样强烈，那样纯真，那样炽热。这些恋爱故事，其中有的就是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也够罗曼谛克的。他们那时的恋爱观以及解决恋爱纠纷的方式，有些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比如自己的爱人抛弃了自己，与自己的同志同居相爱了，怎么办？那时在革命者中行“倒戈”之风，多是女的抛弃男的，也有个别的是男的抛弃女的。革命者之间的恋爱纠纷和风潮是不少的，有的还是很大的风潮。再比如，都是在知名的人物之间，出现了事实上的第三者，怎么办？结果提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当事人都在场，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地各自阐明自己的意见，最后由陈独秀裁定。这是现时的读者能够想象的吗？

他们那时的斗争生活极不稳定，他们的恋爱自然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在郑超麟记述过的20多位男女主角中，也不乏伉俪情深者，如瞿秋白与杨之华，施存统与钟复光（即施光南父母），可是男主角都过早牺牲了。郑超麟和他的夫人刘静贞相爱得最长久，从青年到晚年，老而弥坚，可他们又确确实实是一对苦命鸳鸯。

二十年代上海一张小报登过郑超麟的“风流韵事”：郑超麟和蒋光赤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蒋光赤在会议上请求组织决定让郑超麟把爱人还给他，但郑超麟不肯还，两个吵起来，结果陈独秀因为郑超麟工作努力便把这爱人判定归郑超麟了。这个故事纯粹是胡编乱造，不但郑超麟和蒋光赤不是中央委员，而且郑超麟也没见过蒋光赤的爱人，根本不存在爱而夺之的事。蒋光赤曾把这张小报拿来给郑超麟看，看后他俩捧腹大笑。

头一个给郑超麟介绍对象的是蔡和森，那是宣传部机关在福生路的时候。大概因为郑超麟勇气不足，进攻得不够猛烈，而没有成功。

郑超麟与刘静贞结合的红媒是王若飞。

大革命失败后，郑超麟同瞿秋白一道随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上海。瞿秋白叫郑超麟在上海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将中央机关搬往广州，拟任郑超麟为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租下一幢小洋房可做为永久性的联络机关。郑超麟租到了兆丰花园东愚园路弄堂式洋房。后来中央没有迁往广州，这房子作了党报编辑部和宣传部。现在这个房子已对外开放，供人参观，即《布尔塞维克》纪念馆。

1927年11月间，王若飞来到宣传部，拉着郑超麟去聚丰园吃晚饭，原来是一对同志结婚。郑超麟是认识新娘的，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他们是第一次见面。陪同新娘来的有一位女宾，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短发、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却带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吃饭时，郑超麟较少注意新娘，而是更多地注意这位女宾。饭后，郑超麟找到王若飞，询问这位女宾之种种。王若飞哈哈大笑说：“我今天是有意让你和她见面的，因为她对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同你的差不多。”

这位女宾就是刘静贞，云南昆明人，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加入托派。

郑超麟同刘静贞相识交往了。他觉得两个人是在进行一场斗争。刘静贞并不拒绝同郑超麟见面，但总装成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心意，表现得与同其他人见面毫无两样。有时两人谈话正投机时，她会突然说，准备回云南了，可是过了一会，她又说了别的话，有了别样的表示。只有郑超麟去她家，她从来不去郑超麟的家。总之，郑超麟一会失望，一会有望，在患得患失中同她“斗争”了一个多月。

1927年12月24日是圣诞节，郑超麟备了一桌酒席摆在愚园路的房子里，请来的客人陈独秀、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罗亦农和夫人李哲时，王若飞，还有别的人。郑超麟当然想请刘静贞，但没敢请，知道她会推辞的。王若飞设了计，就走去对刘静贞说：“你不是想见老头子一面吗？今晚正有机会，我带你去见他。”这里说的老头子是指陈独秀，刘静贞自然高高兴兴跟着王若飞来了。进了门，她才知道这是郑超麟的住处。这是一些知名的男女，酒筵当然是风雅欢快的。这天晚上，刘静贞第一次让郑超麟送她回家。他们从兆丰花园步行至静安寺，再坐车至圣母院路福煦路口。圣诞筵就是他们的定情筵，这天夜晚他们互诉了衷曲。郑超麟老来在狱中，填了一首《河传》，就是记这一晚的。其词为：

“圣诞，朋筵，画楼小苑。一老群贤，灯辉室暖。席上谈笑生风，气如虹。萼华初探羊权舍，将阑夜，共步蟾光下。妙龄少女，转瞬王母瑶池，鬓成丝。”

第二年清明节前后，他们结合为夫妻。

郑超麟与刘静贞第一次被捕，虽然在狱中只40几天，但刘静贞得了肺炎，再晚保释几天，她将死在狱中。

他们第二次被捕，一个多月后刘静贞被释放，在狱外苦苦等了6年。

他们第三次被捕，刘静贞被关押将近5年才获释。她这次竟在高墙外等待他，守护他，为他奔走20年之久。这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她鬓发斑白，骨瘦如柴。1979年郑超麟获得自由后才几个月，刘静贞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郑超麟的悲痛又怎能用语言来形容！从他们结婚到刘静贞逝世共52个寒暑，他们爱得生生死死，刻骨铭心，但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仅仅26年。

他已是93岁老翁，现只能在斗室里奋力写作

大概两年前，笔者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出厅里，见过一张放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第一排有郑超麟。他那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满面春风，和蔼可亲。笔者后来又见过他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几张照片，每一张都是那样笑容可掬。是的，不少人都说他谦虚和蔼，笔者见着了他，确实是一个十分谦和的长者。许多人说他知识渊博，得到党内诸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赏识和重用。不错，他少年时就酷爱读书，他个人收藏的旧小说之多，在他们福建省漳平县堪称第一，同学们戏称他为“教授”。人们还说他记忆力极好，思路敏捷。笔者见到他时却已是一个90衰翁，但谈锋犀利，长谈几小时用语依然准确，并十分注意分寸，且记忆力惊人。他叙述起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和了解的人物时如数家珍，他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很关心，他对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更是一清二楚。笔者拜读过他近来撰写的两篇长文，不仅逻辑性强，还引了不少典籍诗文，可他已经几乎没有阅读能力。他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头几年脸贴在书信上还能勉强阅读，近来离开放大镜已经不能阅读。他的侄孙女郑小芳每天下班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当天友人的来信读给他听。他如何能把那么多的典籍和诗文引在自己的文章中呢？我想主要是靠他的记忆，只有个别的才借助放大镜去查对一下。他青壮年时定能过目成诵。

郑超麟他们第二次被捕后，在监狱里，他应青年同志的要求每天给他们讲述一段共产主义理论。这里当然没有参考材料，也无须备课，只凭他的记忆去讲，但反映好。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郑超麟和何资深两人要被打靶。但他们很镇静，完全没当一回事。一天，只把郑超麟一个人提出去照相。大家都知道，照了相后两三天就枪毙，无一例外。可郑超麟却像一个得道高僧，每天照样讲课，照样下棋，照样谈笑风生，他的风度感染了大多数难友。不知为什么，郑超麟照了相竟没有被杀。

后来郑超麟和何资深二人被押赴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南京监狱给了郑超麟一个机会，使他翻译了多部世界文学名著。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是个好心人，从军政部要来翻译《德国军事法典》的美差，交给郑超麟、潘梓年、楼适夷等五六个犯人来翻译。他们每天坐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里，可以读读写写，狱外的各种书籍也可以送进来。但真正的译者只有郑超麟一人，当时潘梓年和楼适夷只粗通德文。他非常勤快，不断地读书，不断地译书，在完成交下来的任务同时，还翻译了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等等。笔者见过三四十年代的一本书上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介绍绮纹（这是郑超麟翻译文学作品的笔名）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广告，共有八九部之多。其中的《诸神复活》（上、下两册），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又重新出版。如果不是在监狱中，他是不会有这么多的闲暇时间翻译文学作品的。

郑超麟是非常勤奋的，老而不辍。但现在，他已不能自己读书，主要是靠别人给他读。至于写，也只是拿着笔在纸上描画，他已看不见都写了些什么。有时钢笔没水了，他以为写上了：有时把下一行字又重叠地写到头一行字上；两个字的一个词语他可能把后一个字写在离头一个字很远的地方。就是这样他也不用别人替他写，连与他相依为命的侄孙女也不用，文章自己写，写出精彩的文章和书信。只是他的文章需请认得他字的人抄清后才能送去发表。

1952年底被捕后，主要是独居囚室思考，1964年以后又允许他们发表议论和公开著书。他写了一本批判斯大林政制的《干部主义论》，写了一本《狱中读毛泽东选集》，还写了一本书批判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此外还有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四部中短篇小说译稿和若干学术著作译稿。他是坐在地下翻译写作，这样长年累月下来，他的腰已直不起来，一个身高1.70左右的人，现在已很难断定他准确的身高。1968年监狱军管以后，他的这些手稿统统被军代表抄去，并被军代表下令全部焚烧。当然也有劫后余烬，即那八卷四百多首旧体诗词，经他十几年的追忆才忆起84首，不足原来的五分之一，这些余烬于198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玉尹残集》。

他们这一案的重刑犯人坐满20年牢之后，有关部门决定把他们放出来，严密管制。此消息一出，不少人提出抗议，说托派犯人不能释放。据说，周恩来曾出面传达毛主席的话，向干部解释，大意是：托派杜畏之在狱中检举陈伯达是托派，这是立了功，为什么还要监禁呢？托派郑超麟至今不认罪，再关下去他也不会认罪，还是释放出去的好。到于这批托派释放后，再搞反革命，那很简单，抓回来就是了。他们终于得以释放出狱，监外管制。

郑超麟毕竟不是普通犯人，比如曾特准他吃营养伙食，还曾单为他订一份《解放日报》，还可以购买书籍。他1972年9月28日出狱后，被送往上海南汇县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80元生活费，比该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的妻子刘静贞也获准搬来与他同住。他们住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准出门。他1979年6月5日获得公民权时开了个会，并请他们这一案的人到南京和苏州参观旅游，郑超麟因刘静贞有病未参加。回来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靖任秋还在衡山饭店请他们喝酒，不久给他分了一套新居。

郑超麟先生获得公民权后，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托派立场，仍被邀请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些年来如果较多地注意他对改革开放的形势充满希望，而不是较多地注意他没有改变政治立场，交给他一些研究课题，特别是再能给他配几个助手，他会做出更多的成绩，他的日常生活也能有人予以关照。既然没能如此，他只好一个人在斗室里默默求索，当然也写了不少文章，写了书，写出的书信也有一部分值得发表和保存，一共大约有80万字，现在只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党史研究者，撰写中国共产党诞生史的作家，电影《开天辟地》的编导者和主演，电视剧《秋白之死》的编剧，当然也有党内著名人物的子女等人来拜访他。但这些毕竟是很有限的。他的侄孙女参加工作之后，他经常是一个人在房子里扶着墙壁，摸着桌角倒水喝、上厕所、找东西。他并不富有，就是他雇得起保姆，家中也不方便为保姆安床。他已九十多岁，说来病就来病。去年他心脏病突然发作，他以为大限已到，但终于抢救过来。1993年元旦前他来信说：“我近日不仅视力下降，记忆力也衰退，做事颠三倒四，恐将不久于人世。1993年元旦不远，是可以看到的；1994年元旦就不知道了。”除了他侄孙女外，是一些好心的邻居帮助他读书读报，抄清他的文章，帮助他看病，照顾他生活，以及帮他热一下每日必有的简单午饭。这多少让人感到悲凉。

郑超麟先生书房兼卧室的墙上挂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苏渊雷先生亲作亲书的七律一首，就引此结束本文吧。

玉尹残编把诵频，

天荆地棘一超麟。

ABC读少年老，

丁字碑传客泪新。

孤愤酸情谁得遣？

童乌病妇世难春。

彭陈不作声名在，

硕果犹存偃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