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一所高校的时代命运

文|滑璇

78岁的高绍先，常和家人在西南政法大学校园散步。如今的西政校园，早被一墙之隔的四川外语学院划去了半壁江山。

西南政法大学近些年名声鹊起，与当年一批毕业生目前陆续登上政界、法律界高位有关。尤其是78级校友堪称群星璀灿：刚刚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景汉朝，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泽君、朱孝清，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宋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李连宁，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以及中国法学界享有声望的学者贺卫方、梁治平、王卫国、蒋庆、顾培东、龙宗智……

有人甚至称之为“西政现象”。

曾经担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即西南政法大学前身）的高绍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毕业多年后，周强每次回到西政，都会去探望导师金平和当年的几位老师。“每次见面都是一个鞠躬，每次都会给金平捧上一个花篮。”

西政精神

高绍先是一位“老西政”，在这儿当过学生、老师、院长。1954年，作为西南政法学院第一批4年制本科生，他第一次踏入校门。那时的校园，只有几栋孤零零的房子，建在一片烈士墓旁。当时，司法部长史良认为，“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地方最适合办政法学院”。而“培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高级法律人才”，被确定为办学宗旨。

到了1971年，西政和北京、华东、中南、西北4所政法学院相继被撤销。但是相对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被“五马分尸”而言，西政的遭遇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原校长、时任四川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赵苍璧的努力下，西政100名教职工被“打包”，借调到省公检法机关帮忙办案。正因为如此，1977年复校令刚下达，虽然原来校园的一半已经被四川外语学院划走，但100位教职工很快得以回到西政。用贺卫方的话来形容，就是“尽管半壁江山已经失手，但人还未散掉”。

于是，西政在1978年恢复招生，周强、贺卫方等等如今法律界赫赫有名的人士即是这一年进入西政的。这一年，也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1978年秋天，364名法学新生坐着卡车来学校报到。他们在雨中走过泥泞不堪的道路，面对不成样的教室和难以称为宿舍的宿舍，不少人不禁连呼“上当”。后来甚至有人打出条幅：“稀烂政法学院，骗来一代英豪”。

说是“骗”貌似也有几分道理，因为他们中一些人报志愿时并没有选择西政。这些学生，是西政主管招生的老师奔赴各地挑选上来的，他们年龄参差不齐，身份背景复杂。

（西南政法大学 78 级四班的部分同学在校期间合影。西南政法大学 78级、79 级的毕业生中，有不少在当前中国政界、法律界身居高位。）

不过，这是一群思想活跃的学生。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是“乖学生”，假如哪位老师讲课啰嗦拖沓，辞不达意，就很有可能被台下的学生敲饭盆催促下课。

1981年春，学校开设了罗马法课程，有“罗马法活词典”之称的周枬教授被请来开课。周枬浓重的江苏溧阳口音，很多学生压根听不懂，于是校方特意找来一位老师担任普通话翻译。

除周枬外，社科院法学所的李步云、北大法学院的沈宗灵等中国法学界奠基式的人物，也曾在西政短期授课。

教室外的墙壁报是西政的一道风景。对雷锋精神的反思、对《中国青年》杂志上《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探讨，在这里掀起一浪接一浪的思潮。回想起那个“个体意识觉醒”的年代，西政79级本科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说，“当时，全国对时代脉搏的把握都差不多。在西政，全校的人都在读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更容易产生思想共鸣。”

78级本科生、后来成为儒学学者的蒋庆的论文《回到马克思》一发表，如同一声惊雷。这篇论文质疑对马克思理论的正统认识，认为人们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鲜明激烈的观点，引得不少同学在这条通往食堂的必经之路上，端着饭碗驻足观看。蒋庆的观点引起了教育部、司法部的关注，但他并未受到处理，在毕业后还能留校任教。

王人博将这类思潮的缘起归结为同学间的互动。宿舍里，上至而立之年、下至未及弱冠的同学，从各自不同的社会阅历和认识出发，对课堂所学进行热烈探讨。如今锋芒正盛的周强、贺卫方等人，入学时年方十八，属于“上不了台面儿”的小字辈。他们那一批学生的领军人物，是蒋庆、王卫国、顾培东等年长的老大哥。他们有的是“学二代”，有的是在大院里成长，社会经验丰富，交游广、信息畅。

西政有一个“民主会”。通常是在周五或周六的下午，几个学生随便找间教室开会，给教学工作提意见。有时是几个人，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扩大至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有一次民主会上，有人提出英语课文里不应有“学雷锋”的篇目，还有学生抱怨党史课程太多，挤占了法律专业课的学习时间。会后，这些意见被反映到学校党委。没多久，英语教材和党史课程比例均有所调整。

78级本科生尹向兵记得，上学期间写过一篇万余字的刑法学论文，自鸣得意地以为能够以此翘动刑法基础理论。身边几位同学看过后，称之为“奇谈怪论”。但没想到，论文指导老师邓又天最后给出了“良好”的高分。导师留下了一张字条，内容大意是：虽然我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绝对尊重你的探索精神。

而论辩与批判，一直是西政的传统。学术讲座中只抑不扬，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2002年，78级本科生龙宗智刚刚就任西政校长时，办了一场《中国司法的相对主义》的讲座。轮到讲师卢云豹点评时，他大胆直言，“这是我听过的最庸俗的相对主义。”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十几秒后，整个礼堂2000多学生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

不过，贺卫方将这种劈头盖脸狂批猛喝的做法，称作“乱棍打死老师傅”。“富于批判精神当然很好，但这可能会让学生误解一个学者的真实水平。”他说。

偏居西南一隅，进城还得坐两三个小时的汽车；加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恋爱只是奢想。于是，“无所事事”的学子们一天中最重大的事情，无非就是读书、思考。当年负责管理西政外文图书的夏登峻回忆说，介绍西方哲学的书刊当时是学生们的最爱。79级研究生、后来成为西政教授的俞荣根曾经扛着扁担，从图书馆里一次挑走了两箩筐书。

在一个懒散的午后，伴着校园广播里悠扬的《叶塞尼娅》，半懂不懂地揣摸着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这般梦幻的场景，和炎炎烈日下光着膀子吃火锅一道，成为西政“新三届”（78级、79级、80级）挥之不去的记忆。

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招收法科学生729人，其中西政364人，占了一半。1982年，国家急需法律人才，于是，人多势众的西政毕业生便在公检法司、各大高校等政法要塞迅速抢滩。

“下放”重庆

1995年，西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接下来几年，西政和许多中国的高校一样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在中国高等院校扩招、合并、升格的大潮中，西政于1997年申请“211工程”失利。

1999年的一个清晨，已经退休的高绍先，突然在校园里发现满墙的小字报，内容皆是“反对卖校主义”“宁做西政鬼，不做重大人”，他这才知道，西政可能要并入重庆大学。

这一次反对并校的活动，被称为第二次“护校运动”。第一次“护校运动”发生在1980年5月，当时西政与四川外语学院争抢地盘。

许多老师支持并校。他们人为，既然“211工程”申请失利，而重庆大学正想着力建设法学专业，那么，一旦两校合并，西政不仅能归教育部管辖，还能搭上重大的便车，位列“211”之内。但是，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中主要是学生和校领导。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反对的初衷并不一样，前者是“不懂事”，后者则是“太懂事”了。

经历一场风波，并校计划最终流产，但西政被“下放”给了重庆市管理。在绝大多数师生看来，发配给缺乏高校管理经验、缺少资金的重庆，无异于一次“降格”。

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教职工因此人心涣散，许多教师选择了离开。1999年初，教授张卫平调至清华法学院。2001年，教授邱兴隆先后带走8名教授投奔湘潭大学。2002年，教授王人博转到中国政法大学……

“归重庆市管理后，西政从一个法学教育重镇，一下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对于这种骤然转变，王人博在感情上有些接受不了，“再说，我的知己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那儿，很孤单。”

打黑风暴中的西政

如今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王人博，这几年见到来京出差的西政老同事、老同学，就会和他们开开玩笑：“哎呀，你们从红都跑到白区来啦。”

作为立足重庆的一所政法大学，西政自然与那场席卷重庆的打黑风暴脱离不了干系。

2009年10月，具有打黑标志性意义的黎强案开审。为黎强辩护的，是西政56级本科生、75岁的刑法学教授赵长青。本不愿接手此案的赵长青，在辩护前与黎强定下协议，写明只作轻罪辩护。但在办案过程中，他不断发现证据漏洞，转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无罪辩护。

“西政刑法学泰斗为黑社会老大脱罪”！一时间，对赵长青的非议、谴责甚至谩骂此起彼伏。

2009年12月30日，举世瞩目的李庄案一审开庭。审判长付鸣剑，公诉人幺宁、贺贝贝，均为西政毕业生。

庭审持续到晚间11点多时，旁听席上的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忠林和星夜赶来的西政刑法学教授梅传强等几位学者，被叫到法院5层召开研讨会。

研讨会内容经传播后，几位学者的观点被业界同行质疑为偏向控方。事后，梅传强曾向《南方周末》表示，媒体报道恰是漏掉了须“有确实充分证据”的重要理论前提。

此间，时任西政司法研究中心教授的徐昕，从“从重从快办案”等标语式的强大宣传攻势中，嗅到一丝异样。在2010年第2期的《方圆》杂志中，徐昕发表文章《重庆打黑问答录》，以诙谐调侃的笔调描述了重庆打黑情况，并呼吁打黑须程序正当。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西政人都有能力或者有条件独立思考。有时候，学术不免被政治裹挟。

2010年4月底，由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法学会主办的“涉黑性质犯罪与法律控制理论研讨会”在五星级的天来酒店召开。来自全国的128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第一天晚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部分与会代表进行了座谈。

过去，学校也曾举办过与打黑相关的研讨会，赵长青总是借故推掉。但这一次，他顶住压力在会上发了言，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了学理界定，一连强调5条界线，要将罪与非罪等问题划清。转天的《重庆日报》，几乎用整版摘录了专家发言，但赵长青5条界限中的最后一条——严格划清有组织犯罪与犯了罪的企业——未曾见报。

一位西政老教授透露，在那次会议上，“一些老师能不说就不说，说的话也就只谈理论标准。真要联系实际，你可能就得倒霉。”

一个多月后，西政、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重庆市法学会共同主办了“防治涉黑犯罪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40余位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赴渝参会。会上，各方对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专项项目、西政校级重大科研项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机制及法律对策研究”，进行了探讨。

2010年9月，历时10个月的课题成果刊发在西政学术期刊《现代法学》上，篇幅长达17页。报告中，不仅提出污点证人作证与证人保护制度、对涉黑企业区别对待原则，还提出建立“打黑”专业队伍、增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财产刑、明确规定刑事程序中的秘密侦查制度。

在“鸣谢”中，课题组这样写道：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了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及重庆市各级政法机关和重庆市法学会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法学界、管理学界和中纪委的专家、学者……对本报告的修改定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同样也是在2010年9月，西政迎来了60岁生日。而7年前，该校刚举办过50周年校庆。那么，西政的校史怎么多出了3年呢？

2010年4月14日的《法制日报》，以“西南政法大学今朝改生日”为题，对西政校党委书记张国林进行了专访。张国林在访谈中谈到，为西政追根溯源，将校史延伸到1950年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从此，西政校史上原来写的首任院长周保中，变更为首任校长刘伯承。

9月19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出席了60周年校庆典礼。薄熙来在即席讲话中说，能够把那么多黑恶分子揭露出来，把他们送上法庭，给予公正的审判，绳之以法，而且办成铁案，咱政法大学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与徐昕等一些西政校友一样，贺卫方也对重庆打黑提出了批评。2011年4月12日，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对母校西政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公开喊话，希望重庆法律界同仁尊重程序与实体正义，给法律、法律人以应有的尊严。

说起不久前的这段往事，一位退休教授说：“我知道，包括贺卫方在内，全国政法界的很多人认为西政的人没骨气。”

彼时，王立军已经担任西政兼职博导半年之久。

而就在渝北校区筹办60年校庆之时，20多公里外的老校区险些悄然易主。

2010年4月12日，西政传达了老校将搬迁改建为“红岩干部培训基地”的通知。一贯颇有血性的西政学生再次爆发。4月14日，学生们在校文化节上打出“保卫西政”“反对卖校”的横幅。高绍先说，这是西政复校后的第三次“护校运动”。

重庆市、西政校领导、师生卷入了这场博弈。终于，红岩干部培训基地计划终于搁浅，西政老校得以保全。

然而，沧海桑田中，有些东西似乎已然一去不返。老校留给西政人的，渐渐只是一个背影。2011年11月9日，最后一批科班学生离开老校，迁至渝北的校园。

此时，歌乐山下的老校园已经不复当年模样。校园的一部分，如今供自考生上课使用；还有一部分，则出租给了一个软件公司。（感谢周大伟先生对本文采访的帮助）

本文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5期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