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物联网计划：信息技术实现共产主义？

（原标题：前苏联物联网计划：信息技术实现共产主义？）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人类社会的信息技术和“新经济”尚处于萌芽发展状态的时候，前苏联就已经有计算机科学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提出并实践了这些计算机技术。新年伊始，继往开来，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在冷战时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互联网技术如何被统治阶级所使用，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个问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当中，可能会走上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作者本杰明·彼得斯 (Benjamin Peters) 供职于塔尔萨大学 (University of Tulsa) 和耶鲁法学院 (Yale Law School)，本文摘自他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网”不住一个国：关于前苏联互联网计划那些令人不安的历史》(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原文来自AEON，因篇幅较长，虎嗅对内容做了删减，并参考了微信号“利维坦” liweitan2014的部分译文做了重译 (译者：语虚 /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1970年10月1日的早晨，计算机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 (Viktor Glushkov) 走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时前苏联 (Soviet Union) 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在一年前，美国启动了ARPANET (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 项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了包交换机制 (packet-switching) 的分布式计算机网络，也是我们所熟识的互联网的雏形。这个分布式网络针对的是苏联，最初设计用来供科学家和政治领袖在受到核弹袭击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计算机通讯。ARPANET是当时美国与苏联在科技领域竞争的一个尖峰，苏联需要做出回应。

格卢什科夫的想法是营造一个电子化社会主义 (electronic socialism) 的新时代，他将这个野心庞大的计划命名为全苏联自动化系统 (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这个系统的目标是改进苏联全国计划经济的效率，进行科技升级，经济决策仍旧基于国家计划而不是市场价格，但是靠计算机建模预测经济运行状态来加快发展速度。格卢什科夫想要更智能、更快速的决策方式，甚至还有电子化货币。他现在需要苏联领导人的支持。

从1959 年至1989 年的这段时间，前苏联领先的科学家们不断投入，试图打造一个用途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全国计算机网络。二战带来的创伤尚未愈合，前苏联就继续钻研大规模的现代化工程项目，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将沙皇统治下的一个蛮荒的农民国家，建设成一个全球性的核武力量。

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在 1956 年的历史性表态之后，全国都在讨论一种关于未来的可能性。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科技项目，目标是将该国的经济用网络联系起来，这其中就有全世界第一个民用计算机网络的概念。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军方研究员托利·伊万诺维奇·基洛夫 (Anatoly Ivanovich Kitov)。

基洛夫原为二战时的一名苏联红军。1952 年，他接触到了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的《控制论》(Cybernetics) 一书。1959 年，作为秘密军事计算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基洛夫将精力投入到了“可靠计算力的无穷量” (unlimited quantities of reliable calculating processing power) 问题的研究中，为的是更好地规划国民经济，这也是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困扰最持久的信息协调问题。基洛夫将他的计划命名为国民经济自动化管理系统 (Economic Automated Management System)。

虽然基洛夫的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下去，但是文初提到的科学家格卢什科夫却继续推进了他的想法。格卢什科夫的计划叫做“用于全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规划和治理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自动化系统” (The 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 for the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for the Accounting,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这个系统基于已有的电话线建设，横跨欧亚大陆，部署在计划经济覆盖范围内的每一家工厂和企业里面，像神经系统一样。网络分布呈三层金字塔架构，莫斯科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下连接着 200 个中等计算机中心，这些中等计算机中心分布在各个一线城市，每个中心其下连着两万个计算机终端，这些终端分布在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站点。

这个计划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被许多国家官员和经济规划者所采纳，这些人想用它来解决那个困扰了苏联许久的难题：苏联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蓝图，但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就再没人清楚怎样能最好地实现它了。格卢什科夫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致力于发展这个庞大的工程及其他服务苏联的控制论项目，比如另外一个能够支持线上虚拟货币分类流通的电子经济体系。他将这一“创新”描述为马克思预言的践行——一个去货币化的社会主义未来。

尽管一度获得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格卢什科夫这一极具富有野心的计划终于还是未能持续下去，并且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作为最高机密被束之高阁。苏联“物联网”的命运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警告，今天的“互联网”不应步其后尘。

如今，“互联网”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其对信息自由、民主和商业的促进效益正在严重减弱。国家和企业正在想尽办法填充互联网的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的应用程序更像一个只供使用者浏览的带围墙花园，而不是公共浏览器一类的的共享空间。法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莫不如此，他们渴望国际化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的分配，好对其国民执行自己的法规。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曾经评论说社会让技术变得持久，他的意思是指社会价值嵌入了技术当中。比如谷歌的PageRank算法被认为是“民主的”，而那是因为在许多因素之中，它的链接 (和外附的站点链接) 就像民主投票。今天互联网部分地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和商业的载体，部分原因是它在大众的想象中巩固了自己，就像西方的价值观在冷战之后取得胜利一样。

换句话来说，就像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一样，技术也日新月异地变革着。前苏联曾经将集体主义控制论、等级化的中央集权以及计划经济的价值观注入网络，这对我们现代读者来说很陌生。前苏联的故事在提醒我们，历史总在不断重复，美国国家安全局为了他们体制内的利益，其实对个人和公共的信息进行了侵犯。

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要感谢具有合作精神的资本家，而不是互相敌对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应该对这一点感到太过轻松。我们应该记住，互联网用户仍旧没有任何权力上的保障，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家意志，前者并不一定就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