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高岳
微信抢红包玩家花样多
微信抢红包很流行，本来是用来社交和娱乐，但经玩家们不断“创新”玩法，慢慢滑向一种新型网络犯罪。
“每个群的玩法都不一样。我们是猜红包大小，提前下注。”老蒋是一个职业玩家，他告诉记者，“管理员规定以第二个抢到红包的尾数作为随机开奖号码，我们在开奖前私信找管理员押注，买中大小和单双，均为两倍，买中数字为6倍。每注可押20元到500元。只要猜中大小、单双或者数字，就可以获得倍数不等的收益。反之，押注统统不退还。”
小陈在家待业，他习惯于用3台设备3个账号同时开抢，他传授经验说，“账号多，抢到的红包就越多，赢钱的几率也更大。像有个群里，我们玩的是彩金，每包25元，10元是奖金，5元是代包费，剩下10元分4个包。抽取到1.11等三个重数的就能得到相应的奖金，最高能拿到2500元奖金。这样的玩法显然是账号越多越有益。”
记者获悉，还有一种玩法是“红包接龙”。
台州警方近日破获的首例“微信抢红包”赌博案采取的就是抢到红包最小的人继续发以此接龙的方式。
据台州市民警介绍，首先把钱给群里指定的一个人即“代包手”，统一由这个人发红包，他要收取红包总金额5%到10%的佣金，剩下的钱发到群里。如果谁抢到红包，由抢到金额最少的人发下一个红包进入下一轮“游戏”。一个红包一般分4个包发，有的群有上百人，多的有二三百人，往往还没有开始点，红包就被抢光了。
温州鹿城警方在办案中发现还有一种“牛牛”玩法，抢到的人凭红包小数点后两位数字，按照“牛牛”的规则比大小，比如一人抢到100.31元红包，小数点后两个数字相加就是“4”；另一人抢到100.62元，最后两位数字相加是“8”，前一位的点数最小就输了，要出500元红包，依次循环。同样，微信群主和“代包手”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赌博罪判定有明确标准
微信抢红包玩法多样，每个群都可以建立一套独特的游戏规则，那么，所有微信群抢红包都涉嫌赌博罪吗？
“赌博的定义是以偶然或者射幸的事件定财产上的输赢。在微信抢红包这件事情上，红包大小是随机偶然的，存在输赢，所以带有赌博色彩，这是毫无疑问的。”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非偶然，涉及幕后操控，那就涉嫌诈骗罪，另当别论。”
根据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以及开设赌场的，都将构成犯罪，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阮齐林解释说，小赌怡情与赌博罪两者的界线在于“是否以盈利为目的”，简单说，就是要看“微信抢红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心态只是玩玩，打发或消磨时间；还是对输赢结果和每局输赢金额抱有很大期望，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此方式博取较大数额的钱财回报。
那么如何来认定是否盈利，以哪些因素作为判定标准呢？
阮齐林告诉记者，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或“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的”，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情况的，都属于聚众赌博，涉嫌构成赌博罪。
组织人员、抽头数额、赌资数额、参赌人数都有了明确规定，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任何一条，都将涉嫌构成赌博罪。
阮齐林进一步指出，民间所谓的“赌头”，即微信群的群主或者相关管理组织者，不仅涉及赌博罪，还很有可能犯下了开设赌场罪。
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或“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就属于开设赌场。
不过，阮齐林称，微信群不同于网站，它的隐蔽性更高，相对具有临时性，将其判定为“开设赌场罪”还值得推敲。但赌博罪的定性标准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没有涉及抽利，普通的玩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呢？
根据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认为，如何认定为“以赌博为业”并没有在数额等条件上作出更加细致的规定，具有弹性。通常理解为“赌博为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沉迷于赌博者”。
高艳东说，一般情况下，单纯参赌人员不构成赌博罪。有可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对其进行拘留、罚款处罚。
赌徒狡兔三窟致侦查难
一直以赌博为乐的王先生向记者表示，以前在村子里聚赌，时不时就有人举报，关起门来半夜打牌也没用。
他认为，微信群除非内部人员自己举报，不可能被人发现。群主又非常小心，新人必须有成员担保才能进，有任何问题就“双飞”，即两人同时被踢出群。
“如果有人输了很多，可能会一时不甘心去举报，企图拿回几个钱。”王先生继续说，“不过，我们群主人不错，看到有人输得惨会发个红包鼓励大家。所以，我觉得一般赌徒没有傻到自己去报警。”
正如王先生所说，“微信抢红包”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传播速度快、迷惑性强、影响面广。相比传统线下赌博案件，查处上困难更大。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吴高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犯罪形式侦破难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传统线下赌博需要一定的场所和服务人员，容易被检举揭发。“微信抢红包”赌博无需现实的物理空间，仅需“手机+网络”，在网络动态技术的支持下，使得赌博狡兔三窟，不易被察觉，不容易被相关部门查处。
即便是在号称“网络帝国”的美国，据联邦调查局全国网络犯罪特勤组的估计，网络犯罪大约只有l%被发现，而在发现的数字中也仅有大约4%被送到侦查机关。
另一方面是传统线下赌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支持，受到时空性限制。微信抢红包赌博依托虚拟的微信群“赌场”，摆脱了人们对传统赌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引发“上个厕所就输千元”的荒诞闹剧，24小时的全天化运行，跨省、跨国的多地化开展。由于涉案人员的地域分布广，对现阶段的司法区域管辖问题提出了现实挑战；涉案人员的身份信息复杂，对于诸如借取微信账号人、盗取微信账号人等的身份信息核实等问题提出了现实挑战。
记者发现，目前浙江破获的几起微信红包赌博案，主要是警方获得线索后匿名潜入犯罪群，掌握犯罪规律与证据，进而抓获嫌疑人。
对此，吴高庆认为，公安民警装作“赌客”加入微信群的做法可能会引来“钓鱼执法”之争，案件侦查难以实现人赃并获，无形中又增大了侦查机关的侦查难度。（记者 王春 通讯员 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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