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驳回了增加成员国会费的提议。图片来源：WHO
这个由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前执行长Dame Barbara Stocking领衔的小组指出，WHO“目前没有能力或组织文化提供全面的紧急公共卫生响应”，它建议该机构应“进行量身定做”。
《科学》杂志报道指出，尽管许多建议被认为是明智的，但WHO复杂、政治化的管理结构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作风，使这个经费为20亿美元的联合国机构难以改变。例如，两个月前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WHA）驳回了WHO总干事陈冯富珍的提议：成员国会费增加5%。会上，陈冯富珍表示，埃博拉疫情的暴发将WHO改革进程推向了议事日程，而对该组织进行紧急变革成了首要任务。
早在今年1月，WHO成员国就达成一致，要共同加强该组织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相关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建立紧急疫情应对基金，同时为应对流行病储备后备力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Tom Frieden认为，“现在的WHO不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它的很多决议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科学考证。”
另外，该报告的其他一些提议是由一个评估2009年H1NI流行情况的专家小组提出的，但从未被实施。
无国界医生组织（MSF）主席Joanne Liu表示，新报告也“可能死在纸上”。MSF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眼下所有事情都掌握在成员国手中以及它们是否乐意给予WHO第二次机会。”
WHO执行委员会在今年3月委任了一个由6位成员组成的专家小组。他们与WHO职员和外部专家进行了会谈，并面见了救济组织的代表，然后赶往受灾国家考察。它调查了为何WHO直到2014年8月8日埃博拉病毒已经感染1000多人后，才宣布其为“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该专家小组发现，对于本次疫情暴发规模的早期预警被WHO忽视，部分是因为“WHO没有一种组织文化，支持开放高层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键对话，或者允许冒险”。
此外，本地社区领导者参与过晚，在该领域部署的职员和顾问不足，而且与媒体沟通不良。
而该报告最意义深远的建议是，WHO应设立一个新的健康应急准备和响应中心，将WHO的疫情控制专家和人道主义援助者整合起来，目前这两者是分开的。报告指出，该中心将由一个独立董事会监管，并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和战略智囊”领导。挪威克里斯蒂安桑一家研究和顾问公司主席、流行病学家Preben Aavitsland表示，这是一个好提议。但他也警告称，WHO 官方可能会抵制该意见，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急救中心会变成一个“国中国”。
也有人表示，WHO不需要针对每次爆发都具有全面响应的内部能力。现供职于英国伦敦卫生学和热带医学学校的WHO前助理总干事David Heymann指出，与扩大规模不同，该组织应更多依靠CDC及英格兰卫生部等外部伙伴。“要可持续发展，应当将WHO外部力量也应用起来。”他说，“我反对WHO增加人员，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等待疫情暴发。”
该报告还强调各成员国应遵守《国际卫生条例》（IHR），其罗列了在疫情暴发时，WHO和成员国的责任。目前的IHR在2003年SARS疫情后经过了修改，更加现代化。它要求WHO成员国具有“公共卫生核心能力”，例如实验室和受过培训的员工等，以便发现流行病并与其作斗争。到目前为止，193个成员国中，只有64个国家确定遵守了这些条例。该报告指出，WHO应制定方案，帮助所有国家加快发展的脚步。
但对于那些甚至连基础医疗服务都缺乏的贫困国家而言，说远比做容易得多。Liu说：“有一个长长的购物清单需要落实，而且没有优先级。”她认为，WHO应当把需求压缩至最核心部分。Aavitsland也表示，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它们买单。
此外，该报告还指出，WHO应处罚那些违反IHR禁令的成员国。例如，颁布不必要的旅行限制。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40多个国家实施了不必要的限制条件，从而伤害了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的经济，使其更难以为国民提供物资。因此，报告建议赋予WHO处罚此类行为的权力，并能将情况直接反馈给联合国安理会。
但这就要求各国放弃一些国家权力，而一般而言政客们往往并不甘愿如此。“当前的IHR是耗时漫长的政治协商的产物，如果要修改，就需要新一轮谈判。”Heymann说。
WHO发言人则表示，“该报告的许多提议已经被处理或正在处理”。例如，该组织正在认真研讨建立新急救中心的可行性。WHO的经费问题也会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我认为，成员国的付出会有回报。”Aavitsland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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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