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S疫情很可怕吗？该怎么看待这些年来传染性病毒轮番肆虐？人类科技进步的步伐落后于新型病毒的传播速度吗？就这些疑问，《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Dr Schwartl?nder)。
不密切接触，不会轻易人传人
环球时报：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对当前MERS疫情有什么样的评估？有发生大规模人传人的可能吗？能说说贵处所了解的韩国疫情的情形吗？
施贺德：韩国目前的疫情始于一名曾到过中东地区并在当地被病毒感染的人。该患者返回韩国后发病并到医院就医，将病毒传给亲戚和住在同一病房的患者(还有他们的部分亲戚)，以及救治他的医务人员。病毒似乎在该患者被确诊并采取必要防控措施前，就已传给其他人了。根据目前获得的有关MERS冠状病毒的证据，如果不是密切接触，病毒似乎不会轻易人传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持续的人际传播。
环球时报：MERS疫情源于中东，在中东暴发已有两三年，世卫组织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施贺德：MERS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呼吸疾病。该病毒最早于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是一种人畜共患病毒，即源于动物，之后传给人类并在人类中传播。自发现以来，全世界共确诊约1200个病例，有440多人死亡。大多数病例发生在中东，目前韩国的疫情是迄今中东以外地区发生的最大疫情。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疾病，尚有很多未知之处。
面对病毒，现代医学并非力不从心
环球时报：从SARS到禽流感、埃博拉，再到MERS，每隔几年就会有传染性病毒肆虐，让人类措手不及，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吗？
施贺德：传染性病毒存在的历史比人类要悠久，在可见的未来，它们也将一直伴随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逐步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使得病毒传播更便利。同时，这几十年中，全球公共卫生网络也逐步形成，借此可以发现人类新发传染病并尽早遏制疫情。
《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全球公共卫生网络内的各国政府及专家要密切沟通，及时发现新的卫生风险。要使《国际卫生条例》有效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媒体沟通，这样公众才能了解他们是否需要采取某些行动，来避免新出现的卫生威胁危害到自己。如此一来，新发传染病的公众可见度提高了，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够更紧密地合作，人们就可以免受新发卫生威胁的危害。
环球时报：各类疫情频发，是否说明人类社会进入传染性病毒高发期？
施贺德：很难说是否进入了传染病“高发期”，因为未来仍可能出现新的疾病，而且正如我所说的，由于我们处于日益全球化和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的年代，疾病更易于传播。
环球时报：在寻找病毒源以及防治方法时，现代医学虽然相对发达，但给人们的印象仍是有些力不从心，是不是这样？未来科技进步的步伐能超过新型病毒变异与传播的速度吗？
施贺德：现代医学并非力不从心。事实上，现代医学为保健和医疗带来了长足进步。但是，新发传染病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MERS就是一个例子。现代医学的工具——快速诊断检测、抗病毒药物、疫苗、抗生素等——在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航班就能让新型病毒传到全世界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此次MERS疫情登陆中国后中国方面的应对？对于接下来该做什么您有什么建议？
施贺德：据我了解，在接到韩国通告说有一名MERS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到达中国后，中国卫生主管部门迅速做出应对，比如当地卫生部门很快找到并隔离了该患者，目前已找到该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广东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派出专家组，到惠州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取样工作，广东卫生部门还对该患者经停香港期间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中国卫生部门的迅速行动减少了中国发生更大疫情的风险。
环球时报：2003年的SARS对中国社会带来不小冲击，十几年来，中国在医疗卫生及防疫方面做了很多，您对此有什么观察，给您印象最深的改变是什么？还须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
施贺德：中国从“非典”中汲取了很多重要经验，建立了应对此类情况的体系，如经过反复演练的隔离疑似病例、高质量治疗病例的标准程序等。这些体系很有效，并在埃博拉暴发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种病毒与“非典”病毒不同，如果没有密切接触，比如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对患者进行医治和护理时，病毒似乎不会轻易人传人。当然，有必要继续保持警惕，确保监测系统有效运行。
环球时报：与古代瘟疫流行相比，当今时代传染性病毒的散播呈现出什么新特点？科技发展带来的全球化是不是也让病毒传播全球化了？
施贺德：传染病出现并传播的原因很多，比如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与动物毗邻生活等，这些都给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创造了机会。同时，国际贸易和旅行日趋频繁。在现代社会，一个航班就能让医院和诊所内的新型病毒传到全球。防范病毒全球化，关键是全球卫生医疗界紧密合作，及时发现新病毒并高效互通信息，继而迅速有效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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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