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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汽车3月26日报道
最近微博流传一个段子：“2007年的今天，国际原油每桶147美元，中国油价每升6.3元人民币；2015年的今天，国际原油每桶43美元，中国油价每升仍然是6.3元人民币。”网民看到这里痛哭流涕， 纷纷痛骂中石油、中石化和发改委。
可上海市民还没擦干眼泪，就要面对另一组数据。“2007年3月，上海车牌的平均成交价为41573元，中标率39.3%。2015年3月，这块铁皮的平均成交价为74830元，中标率仅为5.58%。中标率历史上第二低。”
上海市民看到这里马上改口，纷纷感谢发改委和中石油：“这么多年都没有涨价，还是你们好！”
限行新政传闻不止 代人拍牌价格飙升
从这张价格走势图可以看出，近一年上海的7.3-7.6万元之间。但进入2015年以后，车牌价格有明显的上浮。这与传闻中“上海外牌限行新政”不无关系。根据传闻，自4月10日起，外地牌照小车、空载出租车、实习车辆周一至周五的高架限行时间将改为7:00至10:00和16:00至19:00。即早晚各延长一个小时。而不久前网上一张工作人员在高价匝道口更换限行表示的照片更是预示着这一新规的临近。
与之相对的是上海牌照发放量的减少，进入2015年之后，一至三月的牌照发放量逐月减少。上海政府此前曾表示2015年车牌拍卖制度仍将持续控量，预计发排量在10万张左右，与2014年持平。
面对上涨的拍卖价和收紧的发牌量，一些势在必得的竞标者只好另辟蹊径。于是乎，“代人拍牌”逐渐变得热门起来。据介绍，几年前的代拍费不过千余元，2014年则涨到了8000元起。如今最高甚至达到了20000元。但即使价格飞涨，每个月还是生意爆满。
那么究竟为什么政府要严格控制牌照发放？而沪牌的价格为什么又会居高不下？或许我们可以带着经济学的眼光去理解。
政府管控牌照源于交通的负外部性
公共经济学认为，外部性是指在缺乏任何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一方行为导致另一方所承受的后果。而当个人行为导致社会的额外成本，即产生负外部性。而有学者指出，外部性的产生往往与公共财产无法界定有关，比如道路。而当个人做出出行决策时，所感知的个人成本（燃油、汽车折旧、时间成本）与实际社会成本（交通拥堵、事故、污染）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政府利用公权力，对私人车辆和个人出行行为做出干预。这也是上海政府控制车牌发放量的一个依据。
抑制车牌供给也有助于社会公平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分析，私家车的膨胀引发了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公平性问题。从纵向来看，由于居民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因此富裕阶层相比贫穷阶层在出行上有更多的选择，这就导致不同阶层的纵向公平性问题。从横向来看，由于道路是公共资源，过多的汽车总量会导致路权分配向汽车所有者倾斜，而乘坐公交车的民众将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选择步行或自行车的民众则将暴露在空气更差、安全性更低的道路环境中，由此会产生路权分配的横向公平性问题。
“一级价格密封拍卖”导致牌照价格居高不下
目前上海市私家车牌照拍卖采用的无底价拍卖形式，但设有警示上限金额。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级价格密封拍卖”。各竞标方同时出价，且不知道其余竞标者的报价，最后出价最高者将以其出价水平获取拍卖品。而在整个车牌拍卖的博弈过程中，投标者只能知道在某个时间点的最低成交价格，而不知道其他投标者的投标价格以及对投标车牌的实际收益等相关具体情况信息，是属于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博弈。
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在拍卖中没有出现“共谋现象”？为什么竞买者之间不协调一个出价策略，借此以低价获得车牌呢？其原因是“一级价格密封拍卖”的核心条件除了“密封”之外，足够多的竞价人数也是关键，否则，就失去了“竞价”的基础，投标人的出价会低于真实价格。正由于车牌发放量远远小于需求，使得竞拍人之间的共谋很难达成。因为竞拍人都是市场理性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也解释为什么沪牌的成交价格随着竞标人数增加而水涨船高。
车牌价格远超实际价值 竞标者也是“非市场理性人”
前文提到了目前沪牌的平均价格在74600元，加上20000元的代拍费，这一金额足以购置一款A0级车。一个车牌对于竞拍者的实际效用价值是不可能达到9万元之多的，因此在车牌拍卖市场中，车牌的效用估计被虚增了的。也就是说，购得车牌的竞拍者实际是付出了比车牌本身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的代价去购置车牌，这并非“市场理性人”的行为。
然而，由于这是一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为了获得车牌，众多竞拍者又不得不做出不理性的行为。
本文来源：网易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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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