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音乐人生存状况调查：收入锐减，但不想对着手机表演

（原标题：疫情下音乐人生存状况调查①：收入锐减，但不想对着手机表演）

全球疫情改变各行各业，严重依赖现场演出的音乐行业只是暂时忍受挫败，被迫转向，或将被永远改变？一直薄待音乐人的流媒体，能否因此更改分配方式？无法巡演的音乐人，困居期间有没有迸发出别的灵感和谋生之道，使疫情后亦能降低对巡演的依赖？
《卫报》开了个圆桌会，就此采访了五位音乐人，分别是加拿大流行组合“泰根与莎拉”（Tegan and Sara）的莎拉·奎因（Sara Quin），都柏林朋克乐队“The Murder Capital”的詹姆斯·麦戈文（James McGovern），流行唱作人埃拉·艾尔（Ella Eyre），曼彻斯特乐队“Everything Everything”的贝斯手杰瑞米·普里查德（Jeremy Pritchard）以及唱作人杰克·盖瑞特（Jack Garratt）。
下一期，我们将请国内的音乐人来聊一聊不能演出、收入减少的日子，疫情暴露出的行业困境和可能出现的新形态，以及困居时的创作和生活。
左起：詹姆斯·麦戈文，莎拉·奎因，埃拉·艾尔，杰克·盖瑞特，杰瑞米·普里查德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疫情封锁让现状显得更清晰——音乐人靠现场表演为生，而非版权收入。无法演出对你们产生哪些影响？
杰克·盖瑞特（以下简称JG）：我有一张新专辑将在6月12日发行。疫情激发出很多新点子，但道路依然艰难。巡演的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艰难，行程都推迟到了2021年。我不仅没法做新专的巡演（我很爱这件事），所有和演出有关的收入都没了。
埃拉·艾尔（以下简称EE）：我总是设法多点收入渠道：出版、写作、厂牌管理。所以尽管我的巡演停滞，经济上所受的影响还不算很大。但如果一直不能恢复巡演，问题就严重了。
詹姆斯·麦戈文（以下简称JM） ：幸好我们自创厂牌和经纪公司，这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全面削减开支。爱尔兰政府对艺术家和失业人群的照顾力度也非常大。我们已经停止给自己发工资，政府每周给我们350欧元的补贴，对生存来说完全足够了。
杰瑞米·普里查德（以下简称JP）： 我们八月会发新专辑。新专巡演并非唯一的推广方式，但它最有效。因为唯有如此——当面表演给观众听，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音乐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疫情初期我们有过创新的阶段——拍视频，用3D模型软件处理照片，但灵感已干涸。现在我只是想念和朋友们一起演奏音乐。我们今年最重要的收入本应来自夏季的众多音乐节和巡演。我们已向政府申请自由职业者的补助。
莎拉·奎因（以下简称SQ）： 我们也完蛋了。不仅断了收入，而且整个音乐行业的生态也完了——经纪人、经理人、乐队、工作人员、创意伙伴、商业伙伴，是一个一荣俱荣的整体。我们搭上巴士，登上舞台，大家都有饭吃。我看到生态中所有人的痛苦。我们处于紧急状态，想着如果永远回不到正常情况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模式？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你们有有时不时为歌迷创造新内容的压力吗？
SQ：我的顾虑是，我们的努力可能只是为Instagram、Facebook或Twitch等平台做的义务劳动。我知道，直接告诉粉丝自己需要钱，希望他们付费购买作品/产品会让很多人不自在，但艺术家可以在这方面更直接一点。直播音乐现场令我鼓舞，但我不觉得非得如此不可，因为我讨厌为拿着手机观演的人表演，也不喜欢对着手机演出。
JG：这是个技术问题，不是感情问题。不过我没得选，因为要出新专辑了，我希望越多人体验到它越好。我很幸运，能在工作室精细地完成这张作品。但我还是很乐意把沙发搬走，换成几个温暖的伙伴一起聆听。
JM：我反正不太关心这个，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都开心的办法。如果觉得这样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不过我也见过一些很好的输出，James Blake的直播就让我看得很开心。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在这个时代，歌迷通过社交网络与音乐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从而形成具有张力的关系。疫情居家后，这种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EE：我和粉丝之间的联系很直接。Instagram崛起前，我在推特上就非常活跃。至今，我在社交媒体上依然蛮真我的。这里有个问题，基于从前的表现，人们会对现在我的要求更高。 疫情让音乐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等于就是邀请他们进家门了。他们也比从前更依赖我们带来的娱乐，反之亦然。几周前我推出的那首歌本来没想过做成单曲，只是在Instagram上配合故事做的一首小样，但粉丝希望我把它变成单曲。总之，我们彼此间的距离更近了。
JM：我越来越远离了。虽然我们在推特上做过一场Tim Burgess的试听会，但现在我关掉了手机。我已保持8-10天的关机状态，感觉很好。之前，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不足以完整阅读一本小说。于是我愤然关机，买了一部诺基亚105以便外出时使用。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Spotify最近设了一个“电子零钱罐”，让用户可以直接给喜欢的音乐人打赏，你怎么看这个举措？关于流媒体对音乐人的版权分配不公的问题由来已久，你觉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吗？要怎么改变？
JG：这对艺术家和用户来说都是冒犯。平台（在分配机制上）存在问题，他们这样是想让用户去解决这个平台本身的问题。
JM：就是一坨狗屎。这正反映了我们一直在说的问题：他们用公关手段掩盖了音乐人（在流媒体平台）长期只获得微薄版权收益的现状。
SQ：我们不可能让顾客去考虑一条面包多少钱，它的定价是多少就是多少。音乐人在平台收益很少的问题不应该由用户来解决。 平台、厂牌、出版商、艺术家应该协商一致，然后明确告诉用户面包的价格。对Spotify来说，最好的公关是提高音乐人的版权分成，然后把钱给到创作音乐的人手里。
JP：Spotify一直是整个行业问题的出气筒。但它至少不像有的公司，偷偷摸摸甚至不肯承认自己是“流媒体”，而是愿意把钱的问题和艺术家公开去谈。问题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创作者之间存在障碍——版权持有者、大唱片公司等。 协议不透明不公开，想查但无处可查。用户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得让他们知道，情况才可能发生改变。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疫情过后，如果音乐行业会发生一个改变，你希望是什么？
SQ： Tegan（组合的另一个成员）说过她希望未来我们能在线上领域做得更好，意味着我们要和歌迷建立更密切的联线上联系。我希望这不仅仅是生计需要，而是设法和乐迷建立真正的联系。
JP：让艺术家、消费者、平台、政府、演出场馆之间更透明，让我们得到更多支持。
JM：希望大家都能明白现场演出的珍贵，不要把它视作理所应当。希望每个人能跳出自己的框框，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彼此联系有多么特别难得。
EE：这次疫情让我和厂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只能通过Zoom来沟通，省了好多时间！我的厂牌似乎比以前更投入了，因为大家时间更多了。我希望看到大厂牌的输出更轻松一些，不要那么紧绷，整天想着电台和流量。疫情让我们回到从前，更关注推出音乐，观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