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变革，需要一部《寄生虫》

文/曾于里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已落下帷幕，24项大奖分落各家。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寄生虫》以黑马姿态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

这会是载入史册的一届奥斯卡。《寄生虫》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亚洲电影，第一部获得最佳电影奖项的非英语电影，第一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影片的电影。它的获奖，对于韩国电影的意义毋庸赘言对；对于奥斯卡来说，也可谓一次“自我变革”。

电影《寄生虫》海报

“保守”的奥斯卡

如果说好莱坞是世界电影的引领者，那么奥斯卡就是好莱坞的一次“年会”，奥斯卡之于电影业是回顾、是总结，也是趋势的体现。作为顶尖电影人的最大盛会，奥斯卡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光环。但这些年来，奥斯卡也饱受批评，首当其冲的是，奥斯卡的保守。

这种保守，体现在奥斯卡评委们对宏大叙事的偏爱、对重大历史题材的迷恋、对政治正确题材的推崇，以及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迎合。这样的审美取向，导致奥斯卡获奖名单日渐中庸乏味，同时它也深刻影响业界创作，每年颁奖季都催生出大量按照“奥斯卡模板”制作的电影。

回顾近10年来奥斯卡最佳电影名单，2010年的《拆弹部队》、2011年的《国王的演讲》、2012的《艺术家》、2013年的《逃离德黑兰》、2014年的《为奴十二载》、2015年的《鸟人》、2016年的《聚焦》、2017年的《月光男孩》、2018年的《水形物语》、2019年的《绿皮书》，这其中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并不多，也没有《乱世佳人》《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等这样有分量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这固然有好莱坞原创力衰退的因素，可它也与奥斯卡的保守不无关联。

比如2010年《阿凡达》败给了《拆弹部队》，2013年《悲惨世界》败给了《逃离德黑兰》，2014年《地心引力》败给了《为奴十二载》，2018年《三块广告牌》败给了《水形物语》，2019年《罗马》败给了《绿皮书》……这几届奥斯卡最佳都难说实至名归，但它们都符合“奥斯卡模板”：重大题材（美国与伊朗恩怨、美国白人与黑人的冲突与和解、冷战对抗）+政治正确（为有色族裔、社会底层鼓与呼）+美式价值观（常以爱、自由、平等为标识）。

必须强调的是，这绝不是说“政治正确”不重要，而是说，太多为奥斯卡量身定做的电影主题先行，政治正确大于电影本身，对于许多重大议题只是浮光掠影呈现，最后再以一个和稀泥的大团圆结局强行正能量。

另一方面，则如戴锦华所批评的，“今天，黑人、同性恋者的故事开始走上前台，用以屏显进步，那么这张屏又遮蔽了怎样的故事？——非法移民、拉丁裔移民、亚裔移民或者‘美国后院的第三世界’。”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谈论的只是能够谈论的政治正确，它以一些议题遮掩另一些议题，以一些人的痛苦遮掩另一些人的痛苦。

变革的紧迫性

奥斯卡并非没有意识到它存在的问题，从奥斯卡评委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窥见奥斯卡年轻化、多元化的努力。

奥斯卡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评委同样由学院提名。但别误会，这个学院不是学校里的学院，它是一个成立于1927年的非营利专业组织，最初成员只有36人，并于1929年举办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随着奥斯卡影响力的扩大，成员人数也不断扩容提升，目前评委人数已近万人。

在10年前，奥斯卡的评委主要有三个特征：白人、男人、年纪大。2012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奥斯卡94%的成员是白人，超过77%的成员是男性，平均年龄63岁，因此坊间又戏称奥斯卡奖是“老白人男性奖”。

这些年来，为了摘掉“太白”和“歧视女性”这两顶帽子，学院不断调整。比如2018年的新增成员女性比例达到49%，有色人种占到38%。2019年，学院邀请了来自59个国家的842名新成员，其中女性比例占50%，有色人种比例为29%。截至2019年，学院公布其成员中有32%是女性，16%是有色人种。

显然，这一次《寄生虫》获最佳，与奥斯卡评委的多元化有关。比如《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和主演宋康昊在2015年被邀请加入奥斯卡评委，宋康昊被问到这一新身份的影响时回答，“今年我要把票投给《寄生虫》”。

而奥斯卡的改革，仅仅只是为了回应批评吗？

并不只是这么简单。奥斯卡的危机，本质上是好莱坞的危机，是好莱坞原创力的危机。2019年北美票房排行榜，迪士尼占据半壁江山。而我们知道，迪士尼的杀手锏是IP大片，要么是漫威改编的超级英雄电影，比如《复仇者联盟4》；要么是IP推出续集，比如《冰雪奇缘2》《玩具总动员4》，鲜见原创性的故事。

IP在好莱坞的所向披靡，是商业类型片的成功，是大制作的成功，是视觉奇观的成功，但也是保守与低龄化的成功。如果好莱坞的驱动力只是IP和超级英雄，如果任何项目都是投资安全第一、套路第一，那么它原创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都会慢慢退化，从制作人到观众的审美都会趋于保守与倒退。有数据统计，1994年好莱坞六大公司尚有51%的原创电影，到了2014年则只剩25%不到，2018更是只有10%左右。

好莱坞在退化。2019年好莱坞的一大争议是，好莱坞旗帜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对漫威的批评，他认为“漫威电影不能算是电影，只是主题乐园”。马丁·斯科塞斯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我所知道的定义电影的许多元素，漫威系列里都有。它所没有的是启示、神秘或真正的情感危险。没有什么面临风险。这些影片是为满足一套特定的需求而制作，并被设计成数量有限的主题的变体。它们名义上是续集，但在精神上是重复的，其中一切都经官方认可，因为不可能有其他形式。这就是现代系列大片的本质：市场调查、观众测试、审查、修改、翻新和再加工，直至可供消费。”

这届奥斯卡，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获10项提名却颗粒无收。而奉俊昊在领取最佳电影奖时首先向马丁·斯科塞斯致敬，他说自己在学电影时有一句话一直铭记于心：“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才是最有创意的。”而这句话就来自马丁·斯科塞斯。

马丁·斯科塞斯对漫威的批评不一定准确，但他的批评警示了好莱坞：资本与技术结合制造的爆米花大片，抛弃了对“人”的关注，这是好莱坞的危机，是电影的危机。

因此，无论是奥斯卡评委阵容的国际化，还是“最佳外语片”更名为“最佳国际电影”，显示出的都是奥斯卡国际化的急迫性——渴望从国际电影中为好莱坞寻求变革的资源和方向。

从《寄生虫》开始

好莱坞行业刊物《综艺》影评人贾斯汀这样说：《寄生虫》其实不怎么需要那个奥斯卡大奖，因为它早已满载而归，但奥斯卡急需《寄生虫》，以证明自己能与时俱进。

《寄生虫》当然需要这个大奖，但奥斯卡同样需要《寄生虫》。

《寄生虫》是一部怎样的电影，见仁见智，但它恰恰是好莱坞急需的电影类型。它是一个原创性的故事；它是一部凌厉的作品，撕开了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血淋淋的那一面；它是一个社会寓言，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性；它是出色的类型片，有着流畅的故事和视听语言，同时又高度个人化，充满意象与隐喻；它还是一个非白人的故事，先锋、尖锐、多元……

在传统“奥斯卡模板”主导下的创作，更强调的是价值观的正确与形式规整，风格也偏向于稳妥中庸。比如这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很多人预测《1917》会是符合奥斯卡口味的最佳影片。《1917》是充满人文情怀的战争片，长镜头所制造的沉浸感，让人仿佛亲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由此表达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在奥斯卡“四大风向标”（金球奖、美国演员工会奖、美国评论家选择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中，《1917》拿到金球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寄生虫》拿到演员工会奖，《好莱坞往事》拿到评论家选择的奖项。原本看起来，《1917》的赢面似乎更大。

与《1917》的外在残酷、内在规整不同，《寄生虫》外在规整，内核却是暴戾和锋利的，它指向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倾轧——无论是富人与穷人之间，还是穷人与穷人之间，没有救赎。这在好莱坞是少见的创作题材，也鲜有好莱坞电影在这一题材上做得如此“狠”。

《寄生虫》最终战胜《1917》，创造了历史。这其中体现的是奥斯卡更国际化、更多元、更开放、更年轻化的努力，体现的是好莱坞对原创、先锋、尖锐、有现实感作品的认同和赞赏。《寄生虫》的获奖，注定会对好莱坞的创作产生影响。而我们也希望国内电影人能够从《寄生虫》获得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