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兵道”如何形成，贴近竞技而非搏杀，只为继承尚武精神

前言

兵道是近代中国武术运动改革的新成果！

武术是中华民族同自然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格斗技术体系，其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闻名于世，以“同质异趣”区别于其它武技体系而独树一帜。

改革是武术发展千年不竭的动力之源，在封建社会其先后经历附于兵、扬于艺、融于道的“拳”“械”之变，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则出现了“新武术”与“竞技武术”的改革。

而器械武艺作为近代武术体系的两大外延之一，其在现代化改革过程中的突出成果便是武术兵道。

中国武术兵道的释义

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说，“兵道”一词语属于偏正结构，其中心词语是“道”，而“兵”则为修饰词，

从字面来讲，可以诠释为由技入道的兵器之道。所以，“兵道”应该有两方面的内涵就是“兵”与“道”。“兵”原是指器械，后来逐渐演化成了持兵器的人，《说文解字》：兵，械也，而在后世的注解中指持兵者。

在2021年首届中国武术兵道教练员、裁判员培训中，文善恬老师给出的兵道概念为：一项以器械格斗为主，两人或者两支队伍按照一定规则，在同一块场地上互相进行进攻、防守对抗的现代体育运动。

且指出，兵道是武术兵器格斗的总称，是武术兵器格斗的哲学，包括短兵、长兵、软兵、暗兵和投掷兵五个子项。

由此，无论是字源文献的注解，还是现有的概念定义，其都表明了“兵”指的是“武术器械”。由技入道，武术兵道之“道”与其它武术技术追求之“道”趋同，主要指通过持兵者形而下的武技习练，得到一种形而上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任何人的高级认知。

在中国，道是武学的最高追求，是他把对武学的探索引向了永恒。武术自古就有“由技入道”“技近乎道”“学技既修心”之说。

“拳道即天道”“以武证道”，以兵修道体现了“以身体之”的个人体悟性认知特点，在其它武技体系中，也有如剑“道”、弓“道”、刀“道”、空手“道”、跆拳“道”等。

其中日本剑道“二天一流”“柳生新阴流”则将这种武技之“道”称之为“兵法”，如宫本武藏在《五轮书·地卷》中说：关于武士的一切学问都属于兵法，没有例外，就兵法家来说，遍涉诸艺，以修养心性，使兵法与世界共进步，是十分重要的。

真正的兵法要理，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任何人。

因为整个社会，一切都在剑的统治之下，所以剑法才被称为兵法。由此而言，无论是日本剑道“兵法”，还是中国武术兵道之道，他们所追求的本质目标是趋同的。

技以载道，都是通过“兵”与“技”的身体技术训练，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通性”与“可迁移性”特点，且适用于其它一切事物的高级认知。

综上，武术兵道的外延不仅是以器械格斗为主的对抗运动形式，而应该既包括两两对抗、技的外向苦练，也包括单练套路、道的向内自修，且保持技击始终为其最本源、最核心的追求。

中国兵道的历史形成

出乎于史，方入乎于道。“兵道”虽然是近代器械武艺改革的新成果，但其在渊源上，可以说是深根叶茂，源远流长的。

从历史的起源来说，嗜杀格斗为中国武术长河的最初源头，而击剑活动则是中国短兵对抗运动的源头。

中国武术，作为源于战争搏杀残酷嗜血的搏斗技术，其文明化进程先后经历了嗜血的格斗、约规下的决斗、体育竞技的胜负、心理的较量的不同阶段。

当然，作为器械武艺的兵道运动，其发展历程自然也符合这一文明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嗜血格杀，击剑转型

从先秦至汉初，剑击之术主要服务于嗜血格杀的军事阵战。

器艺以载道，此时之剑多质地坚硬，短小锋利而沉重，其技法主在于击，故而古代文献对于剑术的记载，多以“击剑”相称。

而剑体有长短之别，短者在《中国兵器史稿》中称其为西周短剑，长者为秦制长剑，短剑多以“遥击”，长剑为“持短入长，倏忽纵横”的推刺之术。

关于长短剑的传承源流，马明达在《说剑丛稿》中提出：

长剑为短剑的发展延伸，短剑以春秋吴越制作最为精良，二者并存的时间区间大致在，春秋之末到宋代之间。而在两汉之前，击剑以格杀的兵剑为主流

如《史记·周本纪》中：武王伐纣时，击以剑，斩以玄钺，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了越王勾践为提升士兵的阵战格杀能力，派使者请越女出南林，问以剑就之术，授剑法以士兵，助其灭吴。

秦国则为提高军士嗜血格杀的战斗能力，夺楚地吴越之剑，倡民间佩剑之风，并终成灭六国以立千秋的霸业。

时至秦末，虽战车没落，骑兵初醒，但剑器在军事阵战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如项羽学剑之说，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

虽然在这一时期，也有民间“论剑”“谈剑”“斗剑”之风。如《庄子·杂篇·说剑》中记载有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但并非这一时期击剑发展形式的主流。

综合而言，剑在这一时期的功能主要服务于军事阵战，其发展主流趋势是以嗜血击杀为目的的兵剑。

西汉以后，击剑“嗜血格杀”的功能渐渐褪去，而“两两相当”“以武会友”的文明较艺逐渐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军事作战对刀之劈砍的需求，剑的推刺之术开始在军事战备中淘汰，直至唐朝被刀完全取代。

虽然此时之剑退出了军事的舞台，但却在民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也由此加速了其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对抗使用的工具来说，出现了杀伤力较小的“木剑”与“白培”（短棍）代替铁剑在格斗中使用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以杖代剑”。

如《晋书·舆服志》记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

另一方面，从对抗的形式来讲，以“两两相当”主要活动形式的文明化对抗，取代了传统击剑“一击一伐”的群性攻击，及民间多人混乱的残暴械斗。

如1978年，考古学者在山东微山县发现的汉代画像中，有一幅为两人格斗图，图中两人执棍对打，这种棍即为白棓。

通过画像石摹本的描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击剑对抗的形式已经体现了“两两相当”的形式，以及相对安全性的对抗器械，这中形态类似于中国近代文明格斗的短兵。

再者，从对抗技术层面的来说，此时击剑技之术不再是单纯的杀人技，而是更加突出武术之“艺”，体现以武会友、点到为止的文明技术趋向。

如《三国志·魏书》中所曹丕与邓展斗剑的记载，二人“方食竿蔗，便以为杖”，既“以杖代剑”，曹丕“持短入长，突忽纵横”，“三中其臂”“余却脚剿，正截其颡”。

他们的对决可以说技艺甚微，曹丕善以短乘长，而邓展善用手臂，能空手入白刃。

“三中其臂，余却脚剿”，既说明了步法在两两格斗中的作用，又说明了对于击剑之技艺的把控，及击打部分选择与“点到为止”的追求。

这种两两对抗的击剑之风一直兴盛到隋唐五代，与民间尚武的侠客群体相融合，出现了“侠客出门必竦剑”的兴盛现象。

所以，无论从剑之器，还是从剑之技，西汉以降，击剑之风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近代化文明格斗的发展趋向。

时至宋元时期，民间击剑之风被“打棒”武艺所传承。宋元武艺可以集中表现为枪棒武艺，其中民间武艺对抗以“棒擂”为主，“枪以习武，棒以较艺”。

一方面，“棒”成为了民间两两对抗较艺的主流，如《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其与洪教头比武时所用的便是棒，史进与王进比武所用的也是棒。

古风击剑之法得以存续

一方面，只是衰落，如《清碑类抄》中依然有记载：刘墭，能挽强弓，善击剑，长归林文钊的记载。另一方面，是“剑器”的两两对抗，被更为安全的“棒”所取代。

这也可能是，明朝《剑经》中理应是斗剑之法，为何变为“打棒”之技的原因。

另一方面，从后世民国时期短兵的形制也可以看出，其本身就是击剑之技的发展更加安全化，融合“棒”形的发展。

由此可见，虽然两汉以后击剑脱离军事阵战的束缚，在民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随着宋元以后更加安全与平民化的“拳艺”兴起，击剑之术也被“打棒武艺”所传承。

正如中国短兵前辈马贤达说的那样，笔者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短兵必将再次崛起，必扬中华民族之剑魂于环宇。

结语

通过对兵道历史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其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总是受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所左右，且两两相当、以武会友的文明化对抗是其发展的主流。

从我国武术的演进，以及击剑至兵道的传承文献分析来看，其历史形成主要经历了“一次转型”与“两次融合”。

“一次转型”具体表现为由先秦以军事格杀为目的，以群体性阵战为形式的“军剑”，向两汉时期以较艺为目的，以两两相当为形式的文明化格斗转型。

第一次融合是民国时期在“强国强种”的时代背景下，以强健国人体魄、塑造民族精神为目的，以传统击剑武艺为核心，融合刀、鞭杆、锏等传统短器械，在借鉴日本剑道与西洋击剑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短兵运动。

第二次融合是在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武术去体操化”的时代背景下，以短兵项目为核心，吸收长兵、软兵、暗兵和投掷兵器运动形式，融合而成的现代武术兵道运动体系。

且在武术兵道的运动体系中，无论是长兵、短兵、软兵，还是暗兵、投掷类兵器，其都应该是以对抗为主体，以演练为文化延伸的文明化武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