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伯承：战丰都失掉右眼 出巴蜀险象环生）
失泸州缒城撤退
1927年初，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的身份来到泸州城，并很快建立总指挥部，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他下令彻底改组旧衙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关，剔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同时还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特别是为了整肃军纪、改造部队，他将原泸州起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川第四、五、六路军，并将大批共产党员分派到部队中或担任政治部主任，或担任党代表，或担任团政治指导员。
泸州的革命形势，引起了刘湘等反动军阀的惶恐、仇视，加之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使刘湘成为四川反革命的急先锋。这年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 “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召开万人大会，刘湘乘机在“打枪坝”会场各处预先布置数百名暴徒。当杨闇公等人落座主席台，3万多名群众陆续来到会场后，这些暴徒突然挥舞着刀枪棍棒，开始对毫无戒备的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致使当场死亡200余人、伤700多人。杨闇公、陈达三等许多共产党人后来也不幸被捕遇难。与此同时，刘湘还布置刽子手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四川师范学校、巴中师范学校等处进行搜捕，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起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使白色恐怖一时弥漫全川，革命遭到重大损失。
4月13日，刘湘部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和黔军的毛光翔师等反动军队形成了合围泸州之势。
进攻泸州的各路军阀部队联手推举赖心辉为“川黔联军总指挥”，号称10万人马（实有7万多人）的“联军”很快占领大河沙湾、兰田坝、碗厂、小河小市、豆芽沱岸等地，封锁了长江、沱江，将泸州围得水泄不通。
面对险恶的形势，刘伯承迅速召集军事会议，进行了守城部署：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人从两江相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透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
地势险峻的龙透关是通往泸州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甚至还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发起猛攻，都被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官兵击退。4月30日午后，“联军”各部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枇杷沟同时进攻。敌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枪猛烈扫射，许多敌船被击漏、翻沉，敌人死伤甚众，顿时大乱。亡命冲上来的20多个敌人，也全被起义军活捉。
当泸州激战正酣时，中共中央于同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却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也未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而在起义军内部，又出现了离心、分裂倾向。第四路军司令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总想把队伍拉出去。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由，盯住陈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道理，晓以利害。但陈兰亭还是经不住诱惑，终于倒向敌方。第六路司令皮光泽见处境艰难、孤城难守，遂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也随陈兰亭叛变了。
5月21日，刘湘对泸州发布“总攻击令”，集中所有大炮、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向泸州发起总攻。参与围攻泸州的刘文辉因十分仰慕刘伯承的才能，曾私下派代表进城来诱降，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不料遭到严词拒绝，刘伯承大义凛然地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人说梦！”而后，他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同志也纷纷劝他转移。为了顾全泸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经反复考虑后，决定分头撤出顺庆城。至此，历时167天的泸州、顺庆起义终告失败。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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