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东北亚：中国遗民抗俄自救的悲剧

1860年那一纸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近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其上的中国人瞬间成了居于别国土地的“外国人”，听起来既滑稽又心酸。在条约文本上留下了这么一句：“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这成了大清帝国对自己这群子民最后的关照。

1858年沙俄侵略先锋穆拉维约夫带兵进入乌苏里江，清廷还曾下谕旨称：“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可最后，面临英法与沙俄南北夹击，清廷最终放弃了这片“参珠貂鼠地方”，完全不顾那些“断不相让”的遗民。

自此之后，遗民们的种种，大清均已无力照拂。

中国“蛮子”

“参珠貂鼠地方”，这个名称解释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靠什么生存。沙俄著名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探访这里后写道：“这群中国人主要是流放的犯人或亡命至此。他们以捞海参、海带，采集人参，打猎和淘金为生。”普氏所言不虚，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自康熙年间始被封禁了200多年。直至沙俄入侵，封禁才解除。每当述及此地，俄学者都会强调乌苏里江以东中国人当时并不处于中国行政的有效管辖之下。这里固然有鲜明的俄国殖民立场，但也确实并非虚言。当穆拉维约夫率军入侵，清廷才想起派人绘制此处地形图。可见其所谓的管辖力度极为不足。

那时，俄罗斯人将这批中国遗民称为“蛮子”。按照清朝的规定，流放的犯人不可由家眷陪同，不可在当地成婚。所以，“蛮子”里几乎见不到女性。1897年，《俄罗斯消息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我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呆了3年，只见过3个中国女人，她们是逃亡到这里的蛮子偷偷带过来的。”如此一来，这里的中国人得不到繁衍，数量并不多，更何况还有清廷封禁东北的政策。当时那里到底生活着多少中国遗民?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大相径庭。1868年，时任滨海州州长的伏鲁戈尔姆称，他的辖区内有7000~10000名中国人。考虑到当时的滨海州包括楚克奇和堪察加地区，这个数字只能作为参考。同一年，普热瓦尔斯基也给出数字称，当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4000~5000名中国人。1869年的一次官方统计显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1797名中国男性和210名中国女性。当时，对东北的封禁已经在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后解除。各种版本的数字差异极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东北解除封禁后人口增长很快，而且这里的中国遗民大多是季节性劳工，不劳作时往往回国内居住，这便使得人口统计更加困难。其实，直到今天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的数量都是一笔糊涂账。

无论如何算，乌苏里江以东这片土地对于这群中国人来说都太广大了。他们散居于此，结成村落。几个较近的村落会结成一体，选出一个负责人。他们用“太爷”这个称号称呼负责人。“太爷”有着极大的权威，掌管着赋税、刑罚诸种事务。此外，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用来自保。

最初的冲突

不得不承认，若无北京清廷对东北长期封禁的政策，这片土地如果得到有效开发而人口充裕，它的历史不会让后世国人如此神伤。条约签署之后，俄罗斯人将这里视为自己的领土，而“蛮子”们却将他们视为外来者。要知道《北京条约》签署时他们就持“断不相让”的态度。

从沙俄驻东西伯利亚部队派兵逆乌苏里江而上开始控制这片土地起，中国遗民与俄罗斯人的关系就一直十分紧张，最终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

在这片土地最南端的海参崴，东西伯利亚军四营三连40多名士兵在1860年6月20日设立了一个兵站，由准尉科马罗夫领导，从而控制了这个最主要的城市。而早在4月11日，在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最南端的波谢特湾诺夫哥罗德港，俄军也设立了兵站，由中尉纳季莫夫领导。这些兵站开启了俄罗斯人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历程。此时，中俄《北京条约》尚未签署，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只是根据《瑷珲条约》处于两国共管状态下。俄军进驻后，中国遗民们的不满时有展露。

史书中记载的双方在此地较早的一次战斗发生于两国军队之间。1860~1861年的冬天，大清国珲春协领向驻守波谢特湾诺夫哥罗德港的俄军将领伊万·切尔卡夫斯基发出巡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要求。当时，两国已然签署《北京条约》，那里已经是沙俄地界。切尔卡夫斯基拒绝了。于是，珲春协领干脆霸王硬上弓，率600名兵勇与切尔卡夫斯基麾下几十名俄军士兵打了一仗。这一仗是在结冰的江面上打的，如此悬殊的兵力似乎早已预示了战局。但切尔卡夫斯基携带的两门山炮改变了局势。大炮一响，清军立刻败下阵来。

逃回本部的珲春协领连忙向上级通报了敌情，并在信件中夹了一片俄军炮弹留下的弹片。自此之后，只剩下中国遗民们与俄军抗争周旋。

劳作于此的中国遗民们起初尚可以与俄罗斯人们保持基本的和平，因为刚刚再次落脚的俄罗斯人也还没有确立起有效的统治，尚无力对中国人进行管理。既然仍可以进行采参、淘金等活动，遗民们便基本未作反抗。但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当局决定加强控制，这是他们在两年前就作出的决定：加强在日本海沿岸的存在。于是，这里陆续出现了电报和驿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被禁止从事对昂贵的橡树林的采伐以及淘金生意。这当然是已在这里活动多年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

随着中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增多，商贸活动热络，那里聚集了一些富商，便将啸聚东北的土匪引了来。俄罗斯人将这批土匪称为“红胡子”，显然这也是一个从汉语中引进的音译词汇。“红胡子”多了，抢劫和谋杀事件时有发生。虽然受害者仍只是中国人，但俄方清楚，中国“蛮子”普遍对被他们视为入侵者的俄罗斯人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很可能转化为流血事件。

很快，冲突就爆发了。在海参崴东北方向的苏河谷地，以“太爷”身份领导所有中国人的于海拥有着一支300多人的武装队伍，而在那里与他们抗衡的俄罗斯军队才区区50人。在俄方禁令的刺激下，1866年，于海率人开始驱逐苏河谷地内的俄罗斯人，引发冲突。在一场“剿匪”战斗中，俄军尽管装备先进，但毕竟人数太少，最终大败而归，部分士兵还被中国人俘获。

此战之后，于海直接向谷地内俄军指挥官彼德洛维奇发出承认苏河谷地中国人独立的要求。彼德洛维奇当然不会答应，他暗中向驻守诺夫哥罗德防区的长官雅科夫·季亚琴科发出了求援信，后者得信后取得了总督同意，组织了一支120名士兵的队伍向苏河谷地进发。为了这次行动，他们还专门带上了两门山炮。

1968年1月1日，季亚琴科率军抵达苏河谷地。他立即施展了极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仅用10天就绞杀了中国人的反抗。于海及其10名主要随从被捕，被押往其他城市，下落不明。但尽管取得了胜利，季亚琴科清楚，当地中国人数量仍多于俄罗斯人，久必成患。于是，他开始寻求其他控制中国遗民的方法：他介入了苏河谷地地区“太爷”的选举过程，一位名叫李贵的中国人在他的扶植下成为新任“太爷”。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他绞杀苏河谷地中国人反抗之时，南面的海面上正酝酿着一场最终导致了海参崴中国遗民起义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