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国空军的发展：政治工作庸俗化

文革时期，空军是极左重灾区，由于空军是以四野的部队为基础组建的,是当年副统帅林彪的地盘，很多亲信和得力部下都是空军的高级领导，林彪也亲自把空军树为全军的标兵，在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后，林彪就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提出“解放军学空军”。文革开始以后,林彪首先就干掉了空军的三位副司令员, 成钧、刘震、张廷发,以及政治部主任黄玉昆,通过吴法宪将空军抓在自己手里,成为文革急先锋，上演了无数荒唐事。

上海的空军部队首创“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用毛主席语录指挥飞行”的创新工作法，后在全空军施行，最泛滥的是六七年、六八年和六九年的三年间。这期间，空军的作战飞机的机身外表都刷着毛主席语录或革命标语，飞行员与塔台的空地联络都需要先喊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飞行员和地勤的主要任务是政治学习，空降第十五军的战士在跳伞前要高呼领袖语录才能跳下去。

67年开始飞行员和地勤的主要任务是政治学习，空降第十五军的战士在跳伞前要高呼领袖语录才能跳下去。

原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原名蒋励君，1947年入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记者，著有《时代的眼睛》《在中国大地上》《邓颖超传》等作品），也有深刻回忆。1967年，王金凤在上海采访，当时上海空军的宣传处长找到她，说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创新，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用毛主席语录来指挥飞行。据金凤记载，空军塔台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王金凤于是写了情况内参汇报，表示如改用语录指挥，飞行员反应不过来，会出现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向中央反映空军政治工作庸俗化。这个“情况”触怒了当时的某些中央领导。被立即打为“中统特务”，1968年，她被押到北京卫戍区， 坐牢五年，空军强迫她的丈夫赵宝桐(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期空军第三师飞行大队张，是与王海、刘玉堤齐名的空军英雄)和她立即离婚。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年轻时当过空军，据他回忆：“飞机上天之前，飞行员要报：“起飞，沿着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地面喊：“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前进！”。两机空中交汇，这边说：“为人民服务，我需要爬高300米！”那边回答：“为人民服务，你可以爬高。”。当时部队装备歼-5战斗机，发动机点火发动，机械师或飞行员在座舱按下按钮时，要喊“点火了”，机械员须在飞机尾部查看燃烧室点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舱里的人就可推油门继续发动；如果不成功，必须喊“不成功”，因为如果点火不成功而推油门，很可能会烧坏发动机。文革高潮时，规定开始点火时座舱端不能喊“点火了”，必须改喊“打倒刘少奇”，如果点火成功，机尾端的应答是“打倒了”；如果不成功，则回答说“继续打倒刘少奇”。有一次，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喊道：“打不倒刘少奇”，成为政治事故。

有一次，战机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喊道：“打不倒刘少奇”，成为一起政治事故。

据当时的空军干部张晓诺回忆：1970年初调入空军某基地航行调度室工作。航行调度（现称航空管制）作为空军指挥系统的一部分，除担负军事任务外，还有许多工作与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相近，只是那时设备很落后。指挥运输机起飞降落（非技术性指挥）是平时大量工作之一，指挥用语应简洁、准确、及时，但当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把语录和政治口号加到其中，不这样，轻则是单纯军事观点，重则是态度问题。类似下面的指挥对话，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很正常。假设机场塔台呼号为“长江”，飞机呼号为“4836”。那么空地联络时，会出现如下对话场景：

4836：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长江，长江，4836叫。

长江：长江回答4836，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事请讲。

4836：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4836检查好请求开车。

长江：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4836检查好可以开车，场面风45度，3到5米，由南向北起飞（“开车”是指开动飞机的发动机；“场面风”是指机场的地面风；“45度”是指风的来向是方位45度，即东北风；“3到5米”是指风速每秒3到5米）。

4836：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长江，4836工作好，请求滑出。

长江：要过细地做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4836检查好可以滑出，左转，2号进跑道。

4836：明白。

4836：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长江，4836检查好请求起飞。

长江：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4836检查好可以起飞，上升高度到1200米报告。

4836：明白。

4836：长江，4836高度1200，请求上升到航线高度1800，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工作好，请求再见。

长江：没有相对飞行，可以上升到1800。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4836工作好，短波联络好，再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年轻时当过空军，据他回忆：“飞机上天之前，飞行员要报：“起飞，沿着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地面喊：“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前进！”。

这样指挥到底好不好，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但不会有人说话。

刚去调度室时，复杂气象指挥处于见习阶段（地面指挥分简单气象指挥和复杂气象指挥，后者难度比较大，理论学习后，要经过跟班见习、实习，经评审合格后，才能放行）。一次，一架飞机来降落，吴参谋指挥是1960年入伍的老兵，当时天气复杂，机场云高100米，小雨，能见度1公里。飞机过近距导航台后才出云，高度高了且偏离航线，必须立即复飞，吴参谋急忙发口令：“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4836复飞！”“明白！”飞机从起飞线塔台上空呼啸而过，我们清楚地看到起落架收起，这种机型，过近台到着陆只需二十秒，每一秒钟都很宝贵，加上毛主席语录的命令很容易耽搁宝贵时间而出现事故。

1970年10月起，为国家《载人宇宙航行计划》，空军开始秘密选拔航天员，从大约1840名飞行员当中筛选出了88名合格者。集中训练，每次训练动作前，大家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般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针对性强的动作就念“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因为飞行员在部队有一个习惯，回答问题都非常简练，“是”或者“不是”，对于检验性动作，都要求先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一伙把这些封皮为蓝色的条令、条例、操典、大纲，统统付之一炬，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火烧蓝皮书”事件。从1968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4年时间里，空军任意降低标准，突击选拔飞行学员数万名，航校任意减少理论教育和基础训练时间。1968和1969两年间，航校飞行学员，只学一个星期的航空理论就上飞机，初级教练机飞半年，战斗机再飞半年就进入战斗部队。造成航空兵部队训练质量显著降低，部队飞行事故一半都是这几年接收新飞行员造成的，多数是操纵错误。1968至1970年这一时期，为贯彻落实政治挂帅，空军某些部队大做表面文章，在工作中各出奇招，把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譬如要求飞行和地勤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要求每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这样一来地勤维护需要提早一小时到机场检查飞机，如六点钟开飞，地勤人员需要三点钟起床，使机务人员过度疲劳，无法保证飞行安全。

有人总结出文革空军三个50怪现象，即飞行员年均飞行50小时、发动机寿命50小时、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时间比是1比5。

军事上集中表现在飞行训练大幅减少，战斗力严重下降。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120小时，这与当时最先进的美苏空军相当。到了1966年，锐减到24小时，少数部队甚至不到18个小时。整个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七十年代的广州军区空军，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著名的海军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原本是三种气象能打、四种气象能“走”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团，历经文革10年后，被折腾成了只能在一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1977年空军恢复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盲降时无法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心。

空军这种呆萌的极左革命状态持续了几年，以至于有人总结出文革空军三个50怪现象，即飞行员年均飞行50小时、发动机寿命50小时、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时间比是1比5。有些革命语录太长了，所以当时空地对话都尽量挑简短清晰的口号，不然裹脚布一样，会造成飞行事故。好在这些个荒诞的创举并未实施多长时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空地领袖语录联络的做法也就随之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