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覆灭之后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遭到来自金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在广大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下，多次打败金人的侵略战争，南宋王朝得以巩固。在高宗朝的抗金斗争中，吴玠、吴璘及其子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本文即对吴氏的抗金活动进行客观评述，揭示他们在南宋军事史的历史地位，以期增进人们对他们的历史贡献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在南宋军事史上，吴玠、吴璘兄弟以其英勇善战而著称，他们是南宋在西北战场上著名的抗金将领。吴玠（1093-1139），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北宋时从征西夏、方腊，屡有战功。南宋建立后，即投入西北抗金斗争。先在主将曲端部下，由第十二副将逐步升至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因为英勇善战，得到人们称赞，“是时，端与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卷15曲壮闵本末）建炎四年，张浚宣抚陕西，参议军事刘子羽荐于张浚。张浚提拔其为统制，又使其弟吴璘（1102-1167）掌帐前亲兵。从此，吴氏兄弟指挥宋朝军队在西北战场上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战例，有力地阻遏了金兵的进攻，成为一代名将。吴玠之子吴拱、吴扶、吴撝和吴璘之子吴挺也都参加了南宋的抗金斗争，为南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南宋人确定的中兴十三处战功中，就有吴氏兄弟合力取得的和尚原、饶风关、杀金平之战的重大胜利。 除此之外，吴璘指挥进行的郯家湾、德顺军之战等，也有辉煌的战绩。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表现和战果得到南宋朝廷上下的一致肯定，激烈的朝廷斗争没有改变宋高宗对他们的信任和赏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毫不惧怕，表现得有勇有谋，料敌制胜，给敌人以重创。吴氏兄弟之所以取得骄人战绩，完全是和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誓死捍卫南宋的赤胆忠心分不开的。
吴氏兄弟在战争中从不惧敌，也不轻敌，他们懂得宋、金双方军队作战的特点。善于应变，往往亲临战场，与金兵打一些硬战、苦战，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金人打仗，军纪严厉，以顽强著称，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卷4）针对这种情况，就得发挥宋方之长以制金方之短。吴璘在所著《兵要》一书中分析了金人的四长（骑兵、坚忍、重甲、弓矢）和宋军的四短，指出“当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长”，“故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曰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卷174绍兴二十六年九月庚子朔）因此，在战争中善于占据有利地形，充分发挥宋军弓驽射程远的优势，用番休迭战的方法挫败金人的锐气。这种知己知彼的作战方式，深得兵法要领。同时，吴家军军纪严格，将士同心，决策指挥得当，在战争中将帅英勇敢战，也使战败金人具备了必要的自身条件。在南宋历史上，他们创造出多个有名的战例，在这里简要概括如下：
和尚原之战。建炎四年（1130），张浚为牵制金人南下，组织富平之战，结果大败，陕西五路尽失，吴玠退保和尚原。次年（绍兴元年，1131），打败没立和乌鲁折合，又败兀术十余万人，有一日交战达三十余阵。兀术在此战中身中二箭，羊哥孛堇及首领三百人、士兵八百人被俘，金军被杀得尸横遍野。兀术从进入中原以来，未有过如此惨败。
饶风岭之战。绍兴三年，宋军以三万人抵抗金人劲卒近十万，在此激战六昼夜，后与刘子羽邀敌于武休关，堕溪涧死者数千。此役吴玠、王彦两军损失数百人，敌人损失十之五六，重伤者又染疾而死。后来，王俊又招降了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十余栅。此战中，还射伤了金国将领韩常的左眼。
杀金平之战。绍兴四年，撒离喝与兀术纠合数十万攻打吴玠军队，意欲打开取蜀的道路。战斗十分激烈，战场从仙人关转到杀金平。杀金平之战是仙人关之战的继续。战斗中，金人死伤以万计，金人败逃。后又追杀其千户、万户，甲军万余，缴获战利品数千件。通过劫寨，斩千余级，获将领二十人；设伏生擒百余人，斩首千余计，缴获战利品无数。这次战役，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在吴玠组织的三次大战中，吴璘与其兄努力配合，表现英勇顽强，也从其兄那里学到用兵打仗的经验。后来，在回答宣抚使胡世将的提问时，说：“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进，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因此，扬长避短，并在阵后设第二阵，使士兵在没有可退的情况下死战，左右萦绕，灵活多变。“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璘有不能言者。”胡世将文人出身，虽不懂亲历战阵，但是属于坚决的抗战人物，对吴璘的军事才能十分相信，让他指挥作战，取得了郯家湾之战的重大胜利。
据《要录》卷141记载，绍兴十一年九月，右护军都统制吴璘与金国统军罕札及希卜苏率领的军队战于郯家湾，金人大败。宋军骑兵追袭，斩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骑将杨万生擒一千户。骑将马广率领“八字军”，赴阵挑逐，俘馘人马数千，伪兵降者万余人。璘悉释之，听其自便。罕札及希卜苏逃回腊家城，吴璘指挥宋军将城包围，急攻之。这时，南宋朝廷急于求和，便以驿书命璘班师。宣抚使胡世将命人以声音形貌，在所俘之人中验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斩于嘉陵江上。接着，胡世将又以俘虏三千人献往南宋京城。
后来，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寒盟，大举进攻南宋，吴璘又组织了西北的抗金斗争。金人攻凤州黄牛堡，在他的指挥下，西路军攻下了秦、陇、洮、兰等州。次年，亲自指挥收复了德顺军。是年底，南宋下诏命令吴璘班师。在班师过程中，被金人追袭，所部损失很大，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乘无几，西北宋军在南宋投降政策的直接影响下，力量受到削弱。如果不是南宋两次推行求和的政策，吴璘抗金的战果将会更加显著。
吴氏兄弟在西北的抗金活动对巩固南宋王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效地牵制了金人南下的军事行动。西北宋军为南宋守住了四川，力保全蜀，粉碎了金人通过四川对南宋进行纡回包抄的企图。每当西北战事紧张的时候，便是金人大举南犯之时。建炎四年，张浚组织的富平之战，其目的就是为了牵制金人南下。失败后，幸好有吴玠的几次重大胜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不住四川，不仅南宋会失去半壁江山，而且金兵会从四川顺着江流而下，给南宋造成更大的威胁。吴璘在绍兴十一年的郯家湾之战和绍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的战事中，同样有力地挫败了金人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卓有成效地配合了江淮一带宋军的正面抵抗。正是吴玠、吴璘在西线“吴家军”的存在，金兵每次南下时，总要集中大量兵力对付西北，分散了金国的军事力量，缓解了敌人对东南地区的军事压力。其二，在宋金战争中，他们兄弟指挥宋军的浴血奋战，有效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挫伤他们的士气，甚至使其最高将领陷入困境。和尚原之战兀术身中二箭，郯家湾之战后罕札及希卜苏被围困在腊家城，而兀术就是那个力主南侵的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罕札和希卜苏两人号称一个善战、一个善谋，因此打败他们正好也反映了南宋西北军队坚强的战斗力。郯家湾之战消灭了大量敌人，其后胡世将斩俘和献俘南宋朝廷的行动，取得的直接效果就是“敌气大沮”。
吴氏在西北抗金战场上的特殊表现和赫赫战功，得到南宋主和及主战双方人士的一致肯定。从南宋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氏抗金的重要作用。绍兴七年四月，冯康国面对，“论曩者金、豫相挺，连年寇蜀，吴玠据险得利，全蜀赖之，玠之功绩，不可诬也。”（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丙辰条）宋孝宗时，讨论高庙配享问题，杨万里反对洪迈的配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这个建议，他认为张浚不应遗漏，列出了张浚的五大功绩，其中第四条就是“用吴玠以保全蜀”。（乙编卷1）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吴挺死后，朝臣黄度说“国家徒倚世将扞虏，而不为蜀虑叛臣”，（卷20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虽然是为防范吴氏后代子弟而言，但是说明了朝廷对吴氏世将的依赖性。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也说“向来撒离合寇饶凤以迫仙人，吴玠 、刘子羽以死守，故不失西蜀”。宋宁宗时，吴曦据兴州叛，韩侂胄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有如先世勋德之盛，中兴之功居第一”，（卷10开禧三年二月己未条注引）并答应给他茅土之封，虽然是为了劝说吴曦，但也对吴氏抗金的功绩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可惜的是，吴曦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封信，就已经被南宋在四川的官员诛死了。时隔不久，韩侂胄本人也被奸臣史弥远等人设计谋杀。在一些著作中，吴玠保蜀的贡献也得到充分肯定。何补《龟鉴》一书评论张浚时说：“然杀曲端而失关陕，浚之过也；用吴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卷43绍兴元年四月丁亥条引录）吕中《大事记》也认为：“虽赵哲离部，致有富平之败，而得刘子羽以保兴元，用吴玠以保大散关，遂有和尚原之捷，继有杀金坪之捷，敌自是不敢犯蜀矣。”（卷74绍兴四年三月辛亥朔注引）
今人对吴氏兄弟的抗金斗争也有很高的评价。近年新出版的《南宋史稿》一书指出：“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三大战役，是宋金双方保卫川蜀与入侵川蜀的关键性之战，……。宋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有利地打击了金人的侵略气焰，减轻了南宋在东南战场上所受的压力，使宋、金双方军事力量趋于平衡。”该书评论吴璘指挥的两次重大战役所起到的效果时，也充分肯定了其阻挡金人攻势的积极作用。从战略的角度看，南宋初期江淮战场的正面攻防直接捍卫了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政权，而吴玠、吴璘进行的西北战场的抗战对南宋政权的稳固同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吴氏在抗金斗争中的军事理论和作风
吴氏兄弟之所以能够取得在宋金大战中的骄人战绩，除了拥有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和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他们从一般普通士兵成长起来，历经战场的磨练，不断积累战争经验，熟悉兵法，对战争规律有准确的把握，在抗金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事理论。吴氏的军事理论的实践，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严肃军纪，重赏严罚。吴氏兄弟指挥的西北军队以战斗力强、军事作风硬朗而闻名，这么一支能打硬战、苦战的军队有着相当严格的纪律。吴玠、吴璘以与金人作战为己任，统军驭下十分严厉，对于在战争中违反军纪的行为给以坚决的处罚。《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丁卯条评论吴玠时说他“御下严而有恩，故士乐为之死”。建炎二年四月时，陇右都护张严遭金人埋伏而死，形势危急，吴玠受曲端之命据清溪岭抵御金军，将要交战时，其牙兵三百余人溃逃，率余兵奋击而大破金兵。后来，到建炎四年三月，宣抚处置使张浚提拔他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这时，青溪岭之战的溃卒复出就招，玠将这些在清溪岭之战中的逃兵全部斩掉，使得“军中股慄，自是每战皆效死，无复溃散者矣”。（卷32建炎四年三月乙巳条）从此，吴玠的军队战斗力大大加强。绍兴四年二月，统制官郭震为金人攻破其寨，宋军屡败，吴玠便斩郭震以示众。绍兴七年冬，吴玠的裨将马希仲表现太差，失去攻打熙州、巩州的战机，吴玠便枭其首以令诸军。郯家湾之战中，骑兵将领杨万非常勇敢，生擒金人一千户回来，吴璘却说：“万可斩也。战方急，岂可得一贼而遽返耶！”于是杨万复上马入阵。骑兵将领马广以所部“八字军”赴阵挑逐，大败金人，但是第二天论赏时，吴璘却不赏他，反将诛之，曰：“此违约速轻犯令者也。”（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丙辰条）这些事例表明，吴玠、吴璘重视将士在战斗中的表现，强调军队在战争中的整体性，反对在军事行动中的违反节制行为，避免因内部因素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相反，对于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将领和士兵，则录其功，给予奖赏。
（2）根据宋、金战争的特点，灵活应变。上文已经指出，他们对宋、金双方军队的特点十分清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在具体战争中，他们在调兵遣将、判断战场形势变化以及布阵等方面都体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灵活性，往往出其不意。绍兴三年二月，吴玠增援饶风关时，一日一夜疾驰三百里，到达后以黄柑送给金方主将撒离喝，撒离喝大惊，说：“吴玠，尔来何速也！”（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条）郯家湾之战前，吴璘深知金国二位将领的个性，采纳统制官姚仲“战于原上则胜”的建议，在半夜时，遣姚仲与王彦率军衔枚直进，渡河占领战略要地，出其不意，金国将领一交战便知“吾事败矣”。（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丙辰条）后来，胡世将在所上奏捷中称“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且言吴璘此战“比和尚原、杀金平，论以主客之势、险易之形，功力数倍”。（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末条）由此可见，吴璘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善于把握战机，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
（3）坚守战略要地，不轻易后退。陕西一带有一系列地形险要的关隘，利于防守，仙人关、和尚原等都是战略要地。《云麓漫钞》卷1记载：仙人关左路经自成州径天水县，出阜郊堡，可直抵秦州。仙人关右出之路从两当县趋凤州，直出大散关、耳关，距和尚原非常近，而和尚原地势很高，从这里下视散关，“仅如蚁蛭”。凤州之东、兴元之西又有通往巴、汉的褒斜谷，褒斜谷谷口三山耸立对峙，旁连武休关，武休关往东为饶风关，饶风关地形斗入、山势挺拔。因此，赵彦卫在分析了仙人关等关隘的地理情况，提出对诸关“其可不严其备乎”的见解。吴玠、吴璘对这些险要的地形十分看重，在这些地方与利于在平原旷野纵横驰骋的金兵作战，便能限制敌人的优势，阻止金朝军队的前进，通过激战消耗敌人的力量，正是认识到这种情况，所以吴玠在富平之战后收拾散卒守和尚原时，有人建议他屯守汉中以扼蜀口，吴玠却认为：“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后果如其料，和尚原之战使金兵损失巨大。绍兴九年七月，陕西新复，楼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吴璘指出敌人反复难信，移兵陕右则使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捣蜀，要我陕右军，则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守要害，逮敌情见力疲，渐可进取。”（卷130绍兴九年七月壬辰条）在吴璘看来，在宋、金双方关系暂时缓和的表象背后可能潜在战争的威胁，宋方不应轻易放弃战略要地。果然，绍兴十年，宋、金大战爆发。后来，吴玠之子吴拱受命以区区三千人守襄阳，朝廷指示他如襄阳有变则退守荆州，吴拱以书遗大臣，申明襄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修巩小寨，做御敌准备。吴拱的观点，显然受到其父辈的影响。可见，吴氏在抗金活动中，十分注重战略要地的重要性。为了守卫、争夺战略要地，他们与金兵展开激烈的战斗和周旋，甚至连续几天几夜的相持对抗，在南宋抗金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们这方面的思想，和刘子羽的作法是相近的。
（4）精心准备，防患于未然。绍兴四年二月，兀术自宝鸡入侵，犯仙人关。在这之前，吴玠就已经料到敌人肯定深入，事先就在关侧的杀金平筑好堡垒，严兵以待。（卷73绍兴四年二月辛丑条）由于准备在先，交战时就处于有利地位。在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但是吴璘没有丝毫松懈，怀有忧患意识，并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仙人关左出之路，自成州径天水县，出阜郊堡，直抵秦州。这条道路，地皆平衍，吴璘大军“即其地为壕堑，纵横引水缕行，名曰地网”，以阻遏金人骑兵的奔冲。（卷1）绍兴二十六年，吴璘针对战马不足和很老的情况，要求朝廷命令茶马司如额拨给并补还以前缺额。可想而知，这些新增的战马为后来完颜亮败盟后在与金人在西北的战斗中发挥过作用。居安思危，不相信金人的和议能够永久不变，在平时做好战时准备，是吴璘的正确思想。《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九月辛酉条说：“时和议方坚，而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故西兵为天下最。”宋高宗还曾在秦桧面前赞扬他说：“川陕地远，为将尤难得人。如璘统兵有法，肯为朝廷出死力，诸将所不及也。”正是他准备充分，所以在绍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与金人的作战中能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5）吸收古代军事理论，结合实际突破创新。吴氏兄弟的战争理论和风格，有来自于战争实践，也有吸取当时抗金将士经验的成分，在古代军事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吴玠的军事思想在吴璘的言论和著作中有所反映。绍兴十二年六月，吴璘应朝廷之召来朝，宋高宗问以胜敌之方，吴璘说：“先令弱者出战，强者继之。”对此，高宗评论说：“璘善用兵，此正孙膑三驷之说，一败而二胜者也。”（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乙丑条）可见，他们的有些作战方法是和古代军事理论相吻合的。但是，也不完全照搬前人的经验。吴璘精于阵法，杀金平之战时他就向其兄建议设第二阵以阻止军士后逃，迫使他们死战。在他所著《兵要》中，还画有阵图。绍兴十一年八月，吴璘新创的阵法开始投入使用，称为“叠阵”。其布阵之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卷141绍兴十一年八月癸巳条）作战时，各有先后次序和具体安排。对于他的新阵法，有的将领不能接受，担心全军覆没。吴璘则向他们解释古代的军法，认为他的阵法得古车战余意，只有这样才能抵抗敌人骑兵的冲突。在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他向部将向起仔细传达了作战的纪律：“军行并从队伍，勿乱次，勿殿后，勿践毁民舍，勿掠民财。逢敌欲战，必成列为阵。”（卷196绍兴三十二年正月戊子条）在布阵方法上，又有新的安排，这次在叠阵的基础上，还考虑到马、步军的人数配置和布阵安排，传授得非常具体明白。这些方法的创造，很有实用性，是对付金兵行之有效的方法。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
吴玠、吴璘战功卓著，同时还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是中国古代优秀军人的典范。他们的精神风范，值得肯定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
（1）身先士卒，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初守和尚原之时，吴玠与吴璘率领的是散卒数千人，当时朝问隔绝，军储匮乏，将士家属也往往陷敌，军心不稳，甚至有谋劫持吴氏兄弟北投金人的。吴玠召集诸将，励以忠义，歃血而誓，打动了部下的心，增加了凝聚力。那时，他们就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此后的多次战斗中，他们都身先士卒，不怕疲劳，英勇顽强。在他们的表率作用下，涌现出许多如杨政、王彦、田晟、姚仲等奋勇争先的将领，有的还成为当时著名的军事指挥人才。后来，胡世将从金人俘虏口供中了解到金国中称天璘有勇似其兄之语，他们的声威使敌国之人为之畏惧。可以说，“吴家军”的战斗力与岳飞统率的“岳家军”不相上下。更加令人折服的是，吴璘在绍兴三十一年有病在身，达到必须日饵丹砂数十百粒的情况，闻有敌情，闻知金人犯黄牛堡，得到宋军求援的消息马上就乘着肩舆上杀金平。在杀金平、和尚原，与敌相持，后来在他的指挥下又收复了数州之地。和吴氏兄弟相反，当时惧敌者确有其人，如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被旨往吴璘军前议事时乘皮舆以避矢石，受到人们的嘲笑。吴氏兄弟在战场上的英勇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以大义为重，尊重主战人物。他们自己善于处理与朝廷的关系，避免卷入朝廷斗争，深得朝廷的信任。吴玠是由刘子羽推荐，经张浚一手提拔起来的。后来，绍兴四年，当张浚和刘子羽被贬官，受到迫害之时，吴玠正在西北掌握军权，谢绝朝廷给他新任的宣抚副使一职，希望以此争取朝廷对张浚、刘子羽的宽大处理。南宋朝廷也需要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摆出一种特殊的姿态。吴玠在奏辞新命之时，将自己和尚原、杀金平的胜利归功于刘子羽对自己的荐拔和合作，希望追还对张浚和刘子羽的成命而少宽典刑。宋高宗虽然说后来的决定是自己做出的，实际上是不得不采纳了吴玠的意见，他还因此告诫台谏官今后论事要审实、务大体。绍兴七年十一月，作为川陕宣抚副使的吴玠派吕政求到朝廷请求犒军，高宗对他说：“归语吴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于朕，非由张浚也。大丈夫当自结主知，何必附托大臣而后进？”（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丙申条）高宗为了稳住吴玠，采取极力笼络他的态度，其依靠吴玠的心态非常明显。而吴玠不忘旧恩、以义为重的表现也获得以时人的称赞。对于岳飞，吴玠和他也有过交往。胡世将为川陕宣抚副使时，吴璘和他很好地合作，提出良好的建议，批驳参谋官孙渥的怯敌言论，保证破敌，胡世将采纳了他的建议。胡世将书生出身，非长于用兵打战，但却是坚决的抗战人物。吴璘和他相处融洽，合作成功，以打败敌人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渥对他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还亲自提拔、荐举善于用兵打战的将领或从军士人。对于支持及参与抗击金人的人物，他们是尊重和爱护的。
（3）不居功自傲，尊重南宋朝廷的。他们根据需要，主动派人前往朝廷汇报情况。甚至应朝廷之召，亲赴都城议事。绍兴五年，时任川陕宣抚副使的吴玠主动请求到朝廷入对，朝廷没有答应。吴玠又奏遣其子来奏边事，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使得宋高宗十分满意，对别的大臣说：“玠比尝请入觐，今又遣其子来奏事，可谓得事君之体。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癸酉条）南宋朝廷两度命令吴璘班师，吴璘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还是从大局出发，执行了朝廷的命令。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打败金兵后，其统军罕札逃入腊家城，璘组织军队猛攻此城。城将破，传到朝廷命令班师的驿书，于是便无条件地从腊家城班师了。宣抚使胡世将听到这个消息，叹息说：“何不降金字牌，且来世将处耶？”十二年八月，南宋割和尚原、方山原与金，使百战而后得的战略要地拱手交给了金人。绍兴三十二年，他又在积极主动进攻的态势下，接受了朝廷发出的班师命令，西北宋军受到金人追袭而伤亡众多。虽然南宋朝廷出于曲膝投降的决定令人痛心，但是吴璘还是照样执行，曲从了朝廷息兵求和的大局。作为主帅，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实现了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人生目标。
（4）积极克服困难，坚持抗金斗争。吴氏抗金，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军需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吴玠和尚原之战就是因为军粮不继而导致后撤的。据四川都转运使赵开言，应副吴玠军须，绍兴四年总为钱19557000余缗，五年视四年又增4205000余缗。但是，再据制置大使席益绍兴六年的上书，存在稽滞情况。从川蜀水运军粮，时间太慢，也满足不了需求，而陆运则运夫太苦，民人负担过重。后勤跟不上，军队得不到保障，与负责军需的官员难免产生矛盾。为此，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陕西河池发行银会子四万七千五百缗，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秦等州，岁一易。（一钱银十四万纸，四纸折钱引一千；半钱银十万纸，八纸亦如之。）这个做法，后来延续下去不少时间。吴玠还命部下完成梁、洋废堰的修筑，得到诏书奖谕，胡世将建议以此风厉诸将，究心水利，措置营田。他的这些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为解决困难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也应该加以肯定。后来，吴璘亲自掌握的军队由吴玠时的七万减少到五万，朝廷利用宋、金和议的时机，又采取了分屯措施。但绍兴后期，宋、金战事一起，负责后勤的王之望顿时又感到压力太大。总而言之，川蜀民力的有限，在很大程度上给吴氏从事的西北抗金斗争造成的困难始终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克服了困难，在艰苦条件下取得抗金斗争的伟大胜利。
吴氏兄弟在抗金斗争中，以其杰出的表现树立了良好的精神风范。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也有来自于后人不尽合理的贬议，但改变不了他们在历史所应该占有的地位。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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