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谁拯救了靖国神社？（二）

既然战犯可以当首相，如何就不能进靖国神社？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强烈要求先辈该进入神社享受祭奠的战犯遗族，往往持有模糊而矛盾的双重态度，一方面，这些人几乎都对盟国审讯判决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其负有日本战败或引起战争破坏之责，同时，又认为，即使有罪那也是“因公行为”。

《旧金山和约》虽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但在当时的大背景是冷战，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统御一切矛盾，日本国内这一轮浪潮自然未被当作国际焦点问题看待，而且，在日本国内，左右翼对抗的焦点亦集中在《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靖国神社根本不是关注重点。

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终于使靖国神社成为国际焦点。但实际上，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始于1959年4月4日。第一批名单都是乙、丙级战犯，此后，每隔一段时间，经“资格认定”后，就有一批新的战犯夹在新增名录中被合祀。

不过，因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有可能造成重大误解”，影响到今后合祀的进行，因此日本厚生省和靖国神社未对外宣布。

“毅然决定”合祀14名甲级战犯的，是当时靖国神社的权宫司松平永芳，当时除此14人外的几乎所有战犯都早已进入靖国神社。

令靖国神社方面始料未及的是，甲级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引起了天皇裕仁的不满。联合国军占领终止后，天皇于1952年恢复参拜。不过，他不再身着军装，也不再年年参拜，到1975年，总计前往8次。但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天皇便终止了参拜，这一态度被延续到了今天的平成天皇。

不过，天皇很长时间隐忍不发，也一直未对停止参拜原因做出说明，在其病逝的前一年1988年，终于对身边的宫内厅官员富田昭彦说：“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参拜，这就是我的意愿。”

然而，天皇临终前终于表明心迹的说法，直到2006年7月20日才被媒体披露出来，这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能不说造成了巨大舆论压力。

“民营”乎？“国有”乎？

战前“国有化”的靖国神社，归陆军和海军共同管辖，权宫司亦由其任命。什么人该进入靖国神社，程序上先由陆海军进行“神格检查”，后经天皇裁定，最后名册交给靖国神社举行合祀。

因此，对有资格被合祀的阵亡者和“因公殉职”者，靖国神社从来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的统计确认。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统计工作，只有官方组织机构才能完成。

战后，靖国神社迅速与国家脱钩“民营化”，与旧有的军方的统计联系被切断，但二战中日本大批阵亡者和“公务死”须进入靖国神社合祀，这种统计确定工作，实际上由厚生省接替了军方来完成。

当然，厚生省在程序与以往军方直接递送名册完全不同，而是采取一种巧妙的政府为民间宗教法人提供咨询服务的方式。

按靖国神社的惯例，战场上战死者无须遗族意愿一律进入神社，厚生省撤退援护局对战死者遗族抚恤发放名册，就自动成为靖国神社统计战争阵亡者的名册。厚生省的这部分工作，的确可认为是政府部门对社团法人的咨询服务，阵亡者是否“拥有神格”与厚生省无关。而“公务死”则复杂些，往往需由遗族提出申请后进行核查认定，而何为“因公”，厚生省的认定标准援引的是“终战前惯例”，即过去军方的标准。所以，“拥有神格”的非阵亡者，实际上至少是厚生省参与了选择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厚生省与靖国神社的往来是政府咨询答疑的方式，但往来的文牍格式却依循旧例。譬如，厚生省提供给靖国神社的名册是专门的“祭神名票”，无论是普通阵亡士兵还是悄悄塞给靖国神社的战犯，递送的统统是“祭神名票”。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1945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进行最后的临时大招魂的军方仪式主持者人贺屋兴宣大佐，在关押释放后进入厚生省，职责上继续与靖国神社对口。

推敲靖国神社“民营化”纯度的另外一个案例是，1956年，厚生省曾向掌握阵亡者情报的各地方政府提出“协力合祀”的要求，经费由国家负担。

靖国神社的“民营化”是联合国军占领日本期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产物，自然，靖国神社在生存无虞后，要求恢复“国有” 的呼声一直就有，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点，1974年自民党依仗席位优势，强行在众议院实施单独表决，通过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但旋被参议院否决，此后这种以立法促“国有化”的尝试基本消失。

今天，日本人早已习惯“改制”后的靖国神社，也习惯了平成天皇即位后从不出席靖国神社的例祭仪式。

某种程度上，今天“非国有化”的靖国神社，当年手下留情的美国人是可接受甚至是乐见的，但是，1964年病逝的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他死后没几年，那些战犯全被送进了靖国神社，而日本政要为了显示个性，时不时还要去参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