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中生的“临界残障”就业匹配实验

来源：新华网·大国健康

在政府和社会持续加大对残疾人就业支持力度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北京市一个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会场外，一位高中生在会场外发送和介绍宣传册的身影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悉，这位名叫辛其易的同学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他希望政府和社会在帮扶残疾人就业的同时，关注到在夹缝中的“临界残障“群体。辛其易说，以白化病患者和尿毒者患者为例，他们是典型的“临界残障“群体，处于健康人群和法定残疾人之间的边缘地带，既难获得就业机会，也因未被纳入残疾人体系而缺乏社会支持与医疗保障，是易被忽视却亟需关注的“脆弱群体”。辛同学呼吁政府和社会能够关注和帮扶这个群体。

看见夹缝中“隐形人“的困境

“临界残障“不是法定也并非现有约定俗成的概念，辛同学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定义了研究操作概念”临界残障“。辛其易说，因为没有“命名“，就无法进入社会统计，也就很难有代表他们发声的组织。在和20多位白化病人和尿毒症患者面对面的访谈中，辛同学发现，隐瞒病史是临界残障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普遍采用的生存策略。几乎所有尿毒症受访者均有过在社会生活中隐瞒病史的经历，其中超过半数曾试图通过隐瞒获取工作机会；白化病患者中，有3人曾通过隐瞒病史获得工作岗位，但因用人单位未提供助视仪器等基础无障碍支持，无法满足电脑及电子设备操作要求，很快被辞退。所有受访者一致表示，若无家庭资源、公益组织或政府专项招聘渠道的介入，其获得稳定工作的可能性极低。

他们处于“既不够健，又不够残”的困境， 从结构性处境看，受访者一致呈现出三重边缘化特征：其一，制度性困境——因未达法定残疾标准而被排斥于政策保护之外，陷入“看不见的夹缝”；其二，社会认知困境——既不被视为“残疾人”也不被视为“完全健康人”，处于“既非此，亦非彼”的符号性悬置状态；其三，自我认同困境——长期的外在排斥内化为自我怀疑与羞耻感，形成心理层面的冲突与消耗。三者叠加的后果是他们只能在夹缝中维持生存。

即使在阴影里，苔藓也能繁茂鲜亮。四川青年小刘，在宝树堂服装厂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他认真工作，按时透析，乐观生活。

辛同学曾实地调研一家被多方媒体报道过的肾友工厂，这家名叫广州宝树堂的服装厂类似临界残障的民间实验组织，雇佣了60名左右的尿毒症患者，创办人谢强表示，工厂的场地租金、税收、水电费及管理人员工资均按市场公价支付，而尿毒症患者刚性成本却固定不变。在缺乏国家政策支持的条件下，工厂无力签订正式劳务合同——其中涉及的健康风险与用工成本无法通过现行制度予以覆盖或分摊。

发起“临界残障”就业匹配实验

辛其易在问卷和访谈中，发现就业是临界残障群体最集中的矛盾诉求，也是其实现经济自立和社会融入的核心路径。他们的收入普遍低于当地基本生活标准，且经常处于无收入状态。受访者普遍表示，在企业提供最基础的无障碍环境下，他们完全能够胜任所担任的工作任务。这一事实与因为不够健康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形成鲜明对照。

辛同学试图帮助“临界残障”群体的就业，在他数学和统计的兴趣点基础上，他试图去构建一个模型。在访谈了多家用人企业和工厂后，发起了一个微型的实验，开发LAE（The Liminal Ability Economy,临界能力经济）就业匹配模型，尝试把就业适配从“疾病—岗位”转向“任务—能力—时间—环境—交付”。辛其易说从样本来看，一方面，部分企业已经存在可以标准化和拆分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临界残障受访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工作时间基础和工作稳定性。二者之间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形成可理解、可计算、可验证的标准化接口。

辛其易说，LAE的核心并不是证明临界残障人士“也能工作”，而是把原本容易被疾病标签和传统岗位组织方式遮蔽的剩余劳动能力识别出来。因此，LAE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就业信息转换机制。辛其易说他会不断收集企业和临界残障群体的反馈信息，持续去迭代这个匹配模型。目前他基于这个模型已经搭建了一个初步网站的，他希望能真切地能让更多的“隐形人”被看见。

一位高中生为什么会执着地投入到“临界残障”的关注和研究？

辛其易说，小时候在江西的外婆家玩，有一位白化病的小舅公，他就像一位隐形人，很少参加家族聚会，一个人离群寡居孤独地生活，家里人提起他有一种淡淡的羞耻感。小时候觉得小舅公是怪人，后来长大意识到，这位舅公并没有做错什么，他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后来他看到的一篇关于尿毒病工厂的报道也“刺激”了他，尿毒症病友一边工作，获得收入，同时也一边透析，积极治疗。这些报道画面给他留下深刻影响。

引发他更深层思考还有他观看过的残奥会的开幕式，那些身残志坚的人带给他很大的震撼，他生活在北京，就读于北京好的学校之一，感觉自己很幸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幸运，他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父母也希望他不要仅仅学习课本知识，能用所学知识去探索对社会有益的事情。